近读孙中运先生的大著《论“六书”之转注》，感慨颇深。孙著洋洋洒洒10万言，其核心不过一句话：“转注”乃“义旁”+“声旁”，有别于形声字的“类旁”+“声旁”。不算标点符号，不过18个字。然而，这寥寥18个字，却耗费了孙先生18年的心血，直到他73岁高龄专著才得以问世，但却揭开了延续了1800年的学术之谜。

要说起来，孙先生并非“专业人士”，更算不上“名家”，他1980年从工厂调回教育系统，继续其中断了10年的教育工作，并且担任的是大连教育学院的副院长，搞研究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只是到1985年离休后，才开始投入大量精力，陆续发表论文。但他何以解决了许多语言学专家学者竭毕生精力也没有弄明白的问题？的确发人深思。

细细一想，孙先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大概正得益于他的“业余”身份，这样他可以不为门户所限，敢于和“名家”叫板。在他的著作中，无论是戴震、段玉裁、朱骏声等清代学术大师，还是王力、陆宗达、唐兰等当代语言文字学名家，他都敢于怀疑和评点；再加上他的不计功利，心无旁骛，刻苦钻研，才终于澄清了弥漫于“转注”问题上的团团迷雾。这对于每一个有志于学的莘莘学子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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