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我是最喜欢听说书的，那时候村里没有收音机，人们还不知道刘兰芳是何许人也，说书先生都是些串乡的民间艺人，他们并不是专吃这碗饭的，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但他们能识文断字，不管是拜过师傅的，还是自成一家的，都能说上几部书。秋收秋种忙完了，说书人便带了板鼓到村里说书，挣点钱补贴家用。

那时村西有个大土台子，原本是用来村里戏班子唱戏用的，后来戏班散了，土台子便成了说书的场地。村里来了说书的无异于过节，尤其是我们这些孩子都早早地吃了饭坐在土台子下等着。等说书先生带着徒弟和拉二胡的师傅一到，人们渐渐安静下来，说书先生的徒弟忙着支鼓架，放好鼓，把梨花简、醒木、折扇、鼓棰一一放在桌子上，沏好茶，调好汽灯的亮度，拉二胡的师傅则在一旁“龙格儿龙”地和弦。等这些准备好了以后，先是由学徒的唱个小段，为的是等等那些还没到场的人，对徒弟也是个锻炼的机会。徒弟们唱的大都是传统段子，象《包公》、《喝面叶》、《小寡妇上坟》等。等小段唱完了，说书先生才放下茶杯清清嗓子站起来，把醒木一拍说道：“天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跳了，狗也不叫了，请各位稳坐哑言，听我慢慢地背诵一段。”我见过的说书人大都以这一句作为开场白，然后才说“今天我讲的这部书是某某书”。记得那时候说的以公案书为多，象什么《包公案》、《海公案》、《狄公案》、《施公案》、《刘公案》等，也有说武侠书的，比如《七侠五义》、《响马传》等，说现代书的很少，在我记忆中，只有一位姓周的先生说了一部叫《宿北战役》的，说的是陈毅元帅的故事，具体情节记不清了，只记得书里有个地主婆叫“破鞋”，因为这名字与村里一个小寡妇的外号相同，所以印象特别深；后来又来了一位姓于的先生说了一部叫《平原游击队》的，是部现代书，之所以记住了这个书名，是因为那时太小，最喜欢听打仗之类的故事。

每天晚上说书说到大约一个时辰的光景，说书先生就要倒下来歇一会儿。趁这当儿，坐在人群中的人赶紧出来方便，孩子们则是跑去零食摊上买瓜子、花生、糖人，女人们开始东家长西家短地聊天。有时人们也嚷着让拉二胡的师傅给大家拉段小曲，拉得最好的要数一位姓李的瞎子，没人知道他叫什么，大家都喊他“瞎子”，他也不恼，大家叫他拉一段，他就翻着白眼笑嘻嘻地拉。他能用二胡学人说“大家晚上好，你吃饭了吗”，惟妙惟肖。有一次听他拉《刘巧儿》中“过桥”一段，用二胡学巧儿的唱段，那腔调和新凤霞一般无二，而细听中间穿插的旋律，竟有锣鼓之声，令人不禁暗暗叫绝，二胡声一停，喝彩声一片。经过片刻的休息，说书先生还会接着说下去，一般要说到午夜时分，临了说书先生留下一个“扣”，比如说：“眼睁睁英雄性命不保，要知后事如何，明天晚上再讲。”每到此时，人们便嚷嚷“再来一段”、“再来一段”，先生先是假意解鼓架，拾掇家什，倘若见人们执意坐在那里，也就再说上一小段再散场。

在这些说书先生当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位是刘书堂先生，另一位是王清霜先生，二人各有千秋。刘先生善讲，尤其是善于把“扣”留得恰到好处，也就是说把“扣”留到最热闹的时候，即便是人们嚷嚷叫他再说一段，等到结束时又留下一个“扣”，人们还是个闷葫芦，只好明天晚上早早到场听先生“圆扣”。说完一部书恐怕要几个月的时间，队里自然吃不消，所以刘先生凭着留“扣”这手绝活，引得一些书迷经常跟着刘先生到邻村里去“圆扣书场里达数百人，那场面比生产队开会还要热闹。相比之下，王先生更善唱，乍听王先生唱时并不甚入耳，那嗓音有些沙哑，可时间稍微长一些，便觉得这沙哑声里有无穷的妙处，仿佛吃了怪味豆，那滋味远不是酸甜苦辣一般的味道所带来的感觉，那时王先生已是五十开外的人，嗓音并不是很大，但所有在场的人是字字入耳，令人称奇。王先生在唱悲腔上尤为见长，例如《小寡妇上坟》能让男人们鼻子发酸，女人们落泪，让村里年轻妇女哭出声，令人嗟叹不已。

听书成了我童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都分。真弄不懂说书先生那一向干瘪瘪的肚皮里到底装了多少故事,说完了《杨家将》,又说《水浒传》,说完了《水浒传》,又说《三国演义》。也许他们从来都没想过他们说的故事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不过着实给了村人许多快乐。在他的说书声中,乡亲们送走了一个又一个难挨的夜晚,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如今想来，我真的要感谢这些说书先生，是他们给那段艰苦的岁月添了一份乐趣，给我呆板的童年生活注入了一丝生动，那段段悲欢离合的故事，成了那个年代人们在吃了高粱窝头，喝了野菜汤以后津津乐道的谈资。我至今还记得刘先生最后来村里说书时留下的“扣”：“前有高山挡道，后有大军追兵，眼睁睁罗成性命不保，要知后事如何，下次来的时候再讲。”刘先生再也没来过，如今已经是三十余年过去了，我竟然还是不知罗成的“后事如何”，更不知刘先生现在怎样了。几年前，我曾经听人说刘老先生生活的很好，几个子女都很有出息，只是现在不说书了。从那以后，我便再也没有刘先生的消息，倘若老人家健在的话，算来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