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范死时才50岁，到今年七月，正好两年了，老范是被一只狗咬过一年后得狂犬病死掉的。

老范未死的时候，在我镇是一个老资格的副科级干部，起初他还是一个小乡的乡长，后来撤区并镇，他就任了我们镇第一任副镇长候选人，但在选举的时候没选上，老范从此在也没有当过任何副科职干部，只是仍享受副科级待遇，老范也不在乎，组织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一点也不挑剔。

老范以前还当过体育老师，篮球打的很好，多少年都是我们镇机关篮球队的教练兼组织后卫，帮助我们镇机关篮球队赢得了很多荣誉，每当节日，镇工会主[xi]都要请他喝上两盅。

老范在九十年代还办过两次厂，但都因为经营不善，缺乏技术倒闭了，还欠下了几十万元的债务。有几次快过年的时候法院执行厅的专车便将他接到一个地方住几天，最后镇里主要领导找到县里主要领导疏通法院，老范才得以回家过年。

老范有两次婚姻。老范第一个老婆是我们镇中学的会计，人长的不怎么样，但骚得很，对性生活特别狂热，有相当多的性伙伴，据说有数十个人不下一次地看见过她在办公室里手yin。在老范最倒霉的一个春节期间，她和我们镇中学前校长私奔了。学校假期和开学工作无法开展，教师和学生家长反响很大，镇党委当即研究决定将二人除名（那时学校的人权、财权都由镇里管着）。从此，这二人便在外地过起了鸳鸯生活，听说一年后那女的得了个妇科的什么癌死掉了。

老范和第一个老婆有两个孩子，孩子学校毕业后，都在山东打工，并在青岛安了家，干的不错。老范最后和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日子里，经常和儿子打电话，每次都打好长时间，打过电话后老范有时还来上几句豫剧唱腔，喜悦之情无以言表。

老范的第一个老婆跑了以后，老范跟没事似的，该上班上班，该喝酒喝酒，该打球打球，只是把房子和厂房卖了，还了几笔紧账。不仅如此，老范还承包了镇职业中学的10亩石榴园，边学习技术边管理石榴树。每天工作之余老范就泡在石榴园里，剪枝、上粪、喷肥、打药、一番辛勤换来了硕果累累。卖了石榴，还还旧账，老范的苦日子有了熬头。

老夏的到来改变了老范的生活。老夏就是老范的第二个老婆，她是一个离了婚的城里下岗职工，40多岁，人特别勤快，特别能干。她把笑容又写在了老范的脸上，石榴园里也多了两口子打情骂俏的声音，街市上又多了一个卖石榴的娘们。老范和老夏的日子过得就象石榴花一样红红火火。

我和老范真正接触是从2003年防治非典战役开始的，在那场突如其来的战役中，老范被派到我任组长的组里，我们组一共5个人管5个村，每个村外出的农民工都相当多，那时节，我们日夜坚守在村里，指挥村干部和教师（因为学校停课，教师也加入到我们“防非”指挥部）在村里进行宣传、设卡点、隔离返乡人员、做群众思想工作，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上边来了指令，就是半夜里我们也要赶在一起研究落实方案，特别是隔离外出返乡人员工作，我们按照上级指令，对每一个返乡人员都要进行认真登记、上报、公示，然后在其家中找一间单间作为隔离室将其隔离，每间隔离室门上都落锁，钥匙由我们或教师拿着，在他们吃饭、量体温时我们都要去开锁。每天我们还要把当天工作情况汇总书面报上级指挥部，而且还得随时准备迎接上级检查组、暗访组的检查。大家天天都非常辛苦，谁也不敢掉以轻心。

那时老范的石榴树正花红似火，我有意给他多安排了一名教师，但老范仍然坚守工作岗位，把石榴园里的活计都砸给了老夏。

我们的“防非”工作在有序地进行着。一天，老范带着村医到隔离对象家中去量体温，一不留神，老范被狗咬了一口，我们都劝他立即去打狂犬疫苗，他却大咧咧地说他身体好，能抵抗得了。便又投入到紧张的“防非”工作中了，我知道老范是怕打预防针影响了我们的工作。我后来非常后悔当初没坚持叫他打狂犬疫苗，以至于一年后老范竟死于狂犬病。

老范喜欢喝酒，喝了酒就给我讲他的历史，讲他人生中的幸与不幸，讲他工作的心得。他还一再地点拨我，既要干好工作，也要做好领导和同志们的工作，这样才能进步快点。对此，我深有感触，可能老范当初副镇长落选就与没做好领导和同志们的工作有关。政治上的事嘛，复杂！太狡猾了不行，太老实了也不行。

老范发病的时候，光说冷，老夏以为他感冒了，就在下边诊所挂吊针，不见好，老夏打电话，我们用车把老范从家中送到县医院，医生诊断了老范的病，轻轻地说了三个字——狂犬病，当时我们都懵了。

三天后，在老夏撕心裂肺的哭声中，老范离开了我们的世界.

本文已被编辑[ziyan0826]于2006-8-1　16:00:45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