哨

议哨

落日如金，夕阳透过房前那几棵橙树李树杏树那密密的枝叶斑驳地洒在庭院里。夏季的晚风徐徐地吹来，就像柳絮那样在我脸上拂动，温柔地沁入胸中。

我端坐在厢房前的瓜棚底下的一张竹椅上看书，刚从队里收工回来的父亲向我走来，我心情紧张地等待着他的又一堂“政治教育”课，可他没有重复过去的故事，只是叫我晚饭后去队里帮忙记工分。他的心思我读得懂，无非是叫我小小年纪去见见场合，炫耀自己子女的出息。我犯嘀咕，但还是乐意接受了父亲大人所交给的任务。

社员们早到了队里的仓房。这仓房是成立生产队时修建的，即是队里的仓库又是社员们活动场所。在一间会议室里，两盏马灯高悬在会议室的板壁上，没精打采的闪烁着灯光，但仍可清楚地辩认出每个社员的脸庞。

生产队里记工分是件极不好做的事情，要核对每个社员近五天来的出工时间，出工地点，出工内容及劳动分值。全队男女劳动力三十七八个，我和会计还是花费了两个小时才把社员们的工分记完。

工分记结束，社员们仍然舍不得离开会议室，有的拉着家常，有的无休止地开着无聊的玩笑，只有几个年轻的大姑娘难以听下去而悄悄地离开了会议室。

过了片刻，有人提到野兽的事，大家立即把话题转移到防野猪的事上来。

“你们知道不？石坝子生产队刘治普房前的几块包谷地前两天被野猪糟蹋个精光，怪心痛的”。有人说。

“可不是，刘治普说是一头母猪，还有一只猪崽，他们队正准备铺打呢”。另一个人好像什么都知道。

“听说龙泉坪上头田家坝黄胜福搭棚看守包谷地时，用火枪打死了一头野猪，有一百多斤，他还送一块野猪肉给咱们的队长呢，队长你说有没有这么回事”？开始发言的那位社员说。

当年我父亲担任大队副支书兼任付家生产队的队长，见有人提及他，也毫不客气的说：“是呀，黄胜福上个礼拜给我送两三斤来，可惜太少了，但感情重，一家老少一顿就吃了，挺香的。对不起，因太少，没敢请各位去尝尝鲜，如有机会，我们队也上山打头野猪来分，让大家尝尝野猪肉的味道”。

“这个黄胜福也太吝啬了，只送两三斤，如果我们去吃，还不够塞我们的牙齿缝缝，还是队长说得好，我们自己打头来分”。一个年轻的社员说。

“我昨天去沟里弄柴，在大石登还发现有野猪脚印，证明生产队周围树林里藏有野猪”。我幺爷说出了他的新发现。幺爷是抗美援朝志愿兵转业的现担任大队民兵连长。他建议道：“现在队里包谷都挂红须了，应该建几个哨棚，组织队里的民兵放哨，一可防野猪，二可防偷盗”。民兵连长想法却与众不同，他首先想到的是集体利益。

“连长，你认识野猪脚印不”？

“我怎么不认识，比家猪脚印小而尖，再说大石登难道有家猪放进去”？

“照你说来，我在三二坟也发现了野猪脚印，但比家猪脚印大”。

“大就不是野猪”。

“小才不是野猪呢”。

“野猪脚印和家猪脚印又没有人认真比过，管它是大还是小，反正庄稼周围林木茂密，都是野猪藏身之地，特别爱晚上出来活动，糟蹋庄稼，我同意连长意见，建三个哨棚，不公要民兵看守，凡是家庭有男劳力的都得出动，看一晚上，算一个工，一律平等”。

人们七嘴八舌的说野猪，防野猪，最后大家把目光投向我父亲，希望他决断。父亲听了众人之话，觉得有理，同意在水鼻沟、付家寨子后头、老鹰井各建一个哨棚，凡男劳力除六十岁上以外，都排班轮流看守，看一晚上就算一个工。于是他宣布：“哨棚明天就建，后天晚上开始看守，其看守人员请会计拿个方案来”。

会计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张纸来，用钢笔在纸上画了半天后，像想起什么似的想问我父亲，但欲言又止。

父亲看出会计有话要说，就对会计道：“你有话就说，不要会后又说长道短”。

我和会计坐在一根凳子上，我用手捏了捏他的腰，附耳对他说：“叫你说你就说呗”。

会计这才慢条斯理的说道：“队长，坝上这样安排是没话可说的，那黄家屯的包谷地是坝上是三倍，屯上坝上都是一个队，坝上要不要派人上到黄家屯看守”？

“你会计不说我倒忘了屯上，虽然屯上与坝上相距十来里路，总是一个队嘛，既然是一个队，就得统一安排，屯上包谷地比较集中，就建两个棚子，屯上的人自己看守，屯上海拔高，庄稼成熟比坝上迟半个月，半个月后我派黄修贵上去跟张羽敖商量，叫他们组织，看守的待遇和坝上一样”。父亲听了会计的话，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决断。

这时，会计才把人员安排名单递给父亲。父亲虽然不识字，但队里社员们的名字他还是认得几个，他看了一遍后又递给会计道：“我同意这个人员安排，你念给大家听”。

会计宣布了看守包谷地的名单后，父亲问大家：“队里这样安排大家还有啥意见”？

众人异口同声道：“没意见”。

随后父亲又发话道：“既然大家同意这个安排，请大家一定要遵守，按时到位看守，如果发现有人脱岗，我丑话说在前头，不要认为我这个人不认人，只要有人告发或我发现有人不到位，有一次扣二个工的工分，如是发现庄稼被盗或被野猪损坏的，切要记清，一切损失由当班人负责”。

社员们听了父亲的话，有的仰头望马灯，有的互相望望，没有人提出反驳意见。没人发言就意味着大家默认了父亲的最后意见，或是大家害怕父亲而不敢发言，众人是知道父亲是说话算数的。这时候父亲才宣布今晚不是会议的会议到止结束。

夜深了，社员们仍不想离开会议室，相互开着玩笑，惹得有的人捧腹大笑。还是幺爷用关切的口吻对大家说：“明天还要下地劳动呢，大家还是早点回家休息吧，免得迟到扣工分”。于是社员们才陆续走出会议室。

大家走后，我见幺爷在收拾马灯，我问：“幺爷，您不回家”？

他说：“我今晚望仓库”。

“那我们走了”。

“走吧，你明天还要读书，你二爷（指我父亲）也是，把你喊来记工分，不怕影响你的学习，下次叫你来记工分你不来了，功课耽误不起”。幺爷告诫道。

“谢幺爷关照”。我说着就走出了会议室来到了晒谷坝，仰着头，只见天上挂着几点寒星，从黑色的云缝中射出微弱的光芒。大哥走到我身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邀着我来到回家的路上，虽是午夜朦胧，仍可辩认出路面，因为走熟了这条路，就是伸手不见五指，也能摸黑回家。我依偎着大哥边走边说：“大哥，你以后去看守包谷放哨，我跟你打伴”。

大哥不耐烦地对我说：“打伴，刚才幺爷咋跟你说的？你跟我打伴，你能做那样？吓鬼？吓野猪？吓强盗”？

“读书我可以用功，打伴我可以跟你，在哨棚多一个帮手吼，起码可以吓吓野猪和强盗。至于鬼嘛，人们都说得凶，有那个人见到过鬼？大哥你见过嘛？鬼是什么样子”？我回答大哥几个问题后又反问他。

“我也是听说，那知道鬼是啥样”。

“你我都没见过，就是大人们编出来吓小孩的”。我从知事那天起就不相信世上有鬼有神，如果那家驱神弄鬼，我就想起老师对我们说的那句话：“那是封建迷信，不要去信它”。所以我又摇着大哥的手说：“就是有鬼我也不怕，反正你得带我去看包谷，你喊我也去，不喊我也去，享受一下野外剌激”。

夜幕下，我仿佛看到了大哥在微笑，他用手在我肩上拍了两下说：“跟我去看包谷可以，只能限在星期六晚上，平时你得抓紧学习，读书是第一位的。有空还得帮妈妈做些家务，不然我不会让你作伴”。

“你为啥只读到五年级就不读书呢”？

“哪有不想读书的，主要是遇上了难关，饭都没吃的，哪有精力去读书。可惜我年龄过了，没了机会，我们家就指望你了，如果说你认为难做到，那就算了”。

“你放心吧，我照办就是了”。

回到家里，我洗了脚，脱了衣裤，爬上床上就呼呼睡着了，还做着捕捉野猪的梦呢。

哨地枪声

星期六下午，学校一般不上课，我就提早回到家。

吃罢中午饭，我从坡上打了一担柴回家，只见大哥在瓜棚底下不声不响地擦枪。他把枪托顿在地上，两脚夹住，用块破布擦拭。这是一支老式单筒火枪，枪管细长，只能打散弹。我家是没有火枪的，火枪是大哥从别处借来的。在他的反复擦拭下显得乌黑发亮。大哥很细心，他小心翼翼地把火药填进枪管，用手拍拍枪身，然后从一个牛皮纸口袋里抓出一小把铁砂，慢慢倒进枪管捣实，最后堵上一团棉花。他把这一切做完，脸上出现了微笑。我主动上前问他，何日该他放哨看守包谷。他笑着对我说：“今晚当班，跟我去吗”？

我说：“去”。

于是大哥吩咐道：“要去，就去找个小背篼，把牛角，镰刀，铁兽夹，还有床单，马灯全都收拾在背篼里，晚饭后我们去老鹰井那个哨棚”。

我按大哥的吩咐，很快就把东西收拾停当，吃罢晚饭，已是掌灯时分。我背上背篼，大哥背上火枪和火药牛角筒，手打着手电筒就出发了。

夏末的夜空碧澄澄的，月亮显得得分外皓洁，天穹缀满了灿烂的星斗，大地一遍清辉，用不着打手电筒也能看清包谷地的小路。但大哥始终打着手电，他说热天夜晚走路要防蛇。

我们走了一里多路，到了一大片包谷地。在月色中，只见地里的包谷已超过成人高，大哥用手电筒照射，长长的玉米叶崭绿崭绿的互相交窜着，杆茎半腰挂着饱满的玉米棒，包皮顶端露出枣红色的玉米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快成熟的丰收景象。

我们自辟路径，穿过密林般的包谷地，来到刚建好的哨棚。大哥用手电筒光将哨棚上下照了照，哨棚搭在一棵棬树上，棚顶用茅草盖着，周围用几根毛竹拦就，当中有一层楼，离地一米多，用五六块木板铺成，在棬枝棬叶的掩护之下，并不觉得孤独和单调。我放下背篼，爬上棚楼，上面铺盖稻草，稻草上面有张陈旧的破竹席，在炎热的夏天，躺在上面挺凉爽，可是蚊虫趁势飞进了哨棚，“嗡嗡嗡”地在我身边飞来飞去，我用手拍打着，总是驱散不开。这时大哥把点亮的马灯递给我，我把它挂在棚顶，顿时哨棚亮堂起来，蚊虫也没像刚才那样猖狂了。

我下了棚楼，从背篼里取出牛角、床单，用力甩上楼，正准备再爬上棚楼，大哥叫我用镰刀割几把草，取点柏树枝来，点烧用烟熏蚊虫，我想如不解决蚊虫问题，晚上无法在这里安睡。于是我手持镰刀，在附近的土坎上唰唰地割了几把草，大哥才告诉我要注意防蛇。他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因我平时最怕蛇，所以我把几把草抱到哨棚边，就去砍柏树枝。他见我认真，觉得过意不去，也去取了一捆柏树枝来，他找来干草用火柴点着放进生草和柏树枝下，待生草着了火，然后在上面加了几块小石头，烟就熏了起来，哨棚里的蚊子立即就跑得无影无踪。

过后，大哥叫我守棚子，他去山那边走一遭。我只好服从。他提着两个铁兽夹，身背火枪，手持手电筒就走出了这块包谷地，我只得爬上棚楼。

我在哨棚里放哨，一会儿“嘟、嘟、嘟”吹着牛角号，一会儿“哦火、哦火”的吼叫，一会儿唱着自己才听得懂的歌。从远处寨子里传来几声狗叫，增加了野外夜晚的热闹气氛。我吹累了，吼累了，唱累了，就躺在破席上，十指交叉将两手压在后脑勺下面，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睁开，望着棚顶那盏马灯，听着远处的狗叫声。

突然，“呯”的一声枪响，划破了夜空。枪声是从三二坟那片竹林地传过来的。我忽地从竹席上爬起来，朝三二坟那个方向摸索过去。

我老远喊着大哥，他没有回声。我接近了竹林边，大哥正手持手电筒微微躬腰照射着，像是在寻找什么。我又轻轻的叫了一声，他知道我来了，忙对我说：“我打了一只斑鸠落下了竹林，就是找不着，快来帮忙找”。我朝竹林边靠近，突然右脚踩着一样肉柔柔的东西，我弯下腰用手一摸，是只斑鸠，忙道：“大哥，斑鸠在这里呢”。他急忙把手电筒朝我这边射过来，我把斑鸠从脚下提起来，惦惦量，足足有半斤重。

我提着那只斑鸠，跟着大哥到另一竹林打鸟。他反复用手电在竹林间照来照去，竹身粗细相杂，竹叶挤挤攘攘，一只灰褐色的斑鸠躺在竹枝蒂间，他把电筒递给我悄悄地对我说：“射准斑鸠栖身之处,不要闪手，我打它”。我依言用手电光射准斑鸠那个位置，他举起火枪，用火绳点燃引线，“呯”的一声，斑鸠落下竹林，我把它捡来提在手上。他兴奋地说：“有你在旁打电筒，打斑鸠方便多了”

当晚，我们把老鹰井的五块竹林都走到了，最终打了三只斑鸠，大哥打枪的命中率可算是百发百中。我们凯旋回到哨棚，放好东西爬上楼，我不时“哦火、哦火”吼叫，大哥不时“嘟、嘟、嘟”吹着牛角号。不知不觉中我睏了，大哥把床单折叠好放在我的枕下，我躺在竹席上，头枕着床单，呼呼地睡着了。突然有人在叫：“野猪吃包谷了”。我一看男男女女朝野猪吃包谷的那个方向奔去，把野猪团团围住，野猪像入无人之境，大口大口地吃着成熟的包谷。一个彪形大汉端着火枪瞄准，“呯”的一枪，野猪的左脚被一枪打断，野猪身受重伤，凭借三只脚朝人群中扑过来，一个大人站在人群的最前面，我紧紧依偎着他，他为了保护我而被野猪嘶咬了一口，我吓出一身冷汗，野猪没命地扑向其它人，突然又是一声枪响，野猪后脚又断了，它再也冲不动，众人手持木棒，雨点般的打去，我惊叫起来：“好险呀，终于打死了”。大哥用手推了推我，我如醉如迷。大哥道：“你在叫什么”？我说：“野猪被打死了”。他说：“野猪在那儿？你在说梦话吧”。我揉揉眼睛，睁开双目，马灯挂在头顶，自己仍躺在竹席上，大哥手拿牛角坐在我的身边，我才想起刚才是在做梦。

第二日早起，东方出现了瑰丽的朝霞，老鹰井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薄雾，一会儿太阳冉冉从官山出来，给包谷地洒上了一层金辉。大哥去收铁夹去了，我在附近割了一背牛草，然后把牛角、镰刀、马灯、还有那三只斑鸠拴在背蔸上，背上背蔸，抱着床单就朝家走。

刚走进庭院，只见七八个大人和小孩围在瓜棚底下说些什么，有的还在指指划划。我把背蔸放在牛圈边，也凑过去，原来大家在看一只被铁夹夹伤的赭黄色的毛狗，四只脚被绳子捆在一块，呈弓字形，正在地上叹气，大约有二十来斤。我问在人群中的大姐：“是大哥夹的”？

大姐回答说：“你和大哥放哨看包谷还不知道？是他在三二坟夹到的”。

“那大哥呢”？

“去找杀猪刀去了”。

我高兴地跳起来：“哈哈，昨晚我们打了三只斑鸠，逮住了一只毛狗，咱们收获不小呀”。

人们不相信还有三只斑鸠，我跑到牛圈边从背蔸上取下斑鸠给大家看，都称赞不也。

过后我把斑鸠挂在房门边的挂钩上，又去解下镰刀、牛角、马灯，连同床单放回屋内，出门来将牛草丢进牛圈。我家那头水牛吃着鲜嫩的草，仰起头，好像要向我道谢似的。

母亲见我们昨晚辛苦，忙叫大姐烧开水，叫父亲汤斑鸠。大哥从付家寨子上找来了一把杀猪刀，来到瓜棚底下，把毛狗杀死，然后挂在瓜棚的柱子上剥皮。大人们渐渐离去，只有几个小孩陪着我们剖毛狗。

全家累了一早上，吃过早饭，父亲叫大哥留下毛狗两腿，其他的全砍成块，装入锑锅内用温火清炖。

当日下午，我家早早开了晚饭。父亲把祖婆请过来了，又请来了几位叔子叔娘，大家围了两桌，桌上摆的是清炖的毛狗肉，爆炒的斑鸠肉，当然还有其他菜。大家很敬重祖婆，先让祖婆尝鲜后，众人才喝酒吃饭动筷夹菜。常言说“天上斑（斑鸠）地上弯（果子狸）”，斑鸠肉是桌上最香的菜，比鸡肉好吃。可毛狗肉就不香，还带有一种很难说清的野腥味。由于那个年代很难吃上猪肉，毛狗肉也觉得很香。

星期天晚上不是大哥当班，他背着鸟枪又去打鸟去了，我只好在家里埋头看书，哨棚那边不时传来大哥打枪的声音和牛角号声。我翻看着书，不一会就伏在桌上睡着了，可能是父亲把我抱在床上，我才安稳地睡到天亮。

清早起来，我正准备上学，侧耳听见幺爷和父亲在堂屋里对话。

“二哥（指父亲），你知道不，昨天石坝子生产队在刘治普家当门打野猪，野猪中了一枪受了重伤，那野猪像发疯似的反扑过来咬打枪人，打枪人还未来得及补枪，就被野猪咬着了，野猪又去咬其他人，够险的，高汉迅速拾起火枪，装上火药和砂条，向野猪补了一枪，野猪才倒毙。但伤者伤势很重，马上送到公社医院去了，现还不知道脱险没有，看来打野猪还得小心”。

“是呀，野猪本性凶猛，受伤的野猪就更疯狂了，昨天石坝子没人被野猪咬死人就算大幸了”。

幺爷和父亲的对话，正应了前晚我做的梦。我来到堂屋，把我做梦的事告诉了他们，父亲听后道：“真是巧事，梦固然在石坝子圆了”。

“沟里有头野猪，我亲眼见过的，可能有百多斤，二哥你说派人打不打”？幺爷问父亲。

“水鼻沟面积那么宽，哪知野猪藏在什么地方，里面有人看守，就不去管它了”。父亲回答道。

“你不是说打头野猪来大家分嘛”？

“那是就耍的，你也当真”。

因时间不早，我没有继续听我父亲和幺爷的对话，从屋里板壁上取下书包挎在身上，向父亲和幺爷告别一声，迈出大门，乘着朝阳燃烧着的晨雾，精神抖擞地走在上学的路上。

回头看看父亲和幺爷，他们仍在相互对话。

狼窝脱险

又是一个星期六，学校放了早学，我匆匆回到了家。

吃过中午饭，晌午的太阳从头顶直照下来，天上没有一丝云彩，空中没有一丝风，瓜叶卷了，人们都躲进屋里避开火辣辣的太阳，只有身着蓝布裤子灰色衬衫的大哥正在厢房收拾火枪和火药角，看样子他要出门。

我倚在门拦上问他：“大哥，你要到哪里去”？

“黄家屯”。

“我要去”。

“你要去，先去请示二爷”。

父亲这时正躺在堂屋的竹沙发上休息，我走过去问他，他说：“去吧，你兄弟俩已好作伴，你年龄小，后天要读书，明天下午得下来，别耽误星期一上课”。

“嗯”。算是我回复了父亲。

我高兴地把父亲的话告诉了大哥，他没多说话，忙去找了把斧头别在腰间，又从厢房的板壁上抽出一把柴刀递给我叫我带上，然后他挎上火枪，邀着我顶着烈日就出发了。

我们没有走城门那条路，而是从施家后面那匹山走鸡笼颈这条道。这条道开始还好走，可过了鸡笼颈半里路，就再也找不着路了。我站在高处瞭望，山上山下都是茂密的树林，万木参杂，山风吹处，林涛呼啸，太阳从枝叶隙缝中透进，树间散布着点点金光。我和大哥只能沿岩攀树而上。

突然，一阵像山风狂啸，震得山间树叶颤抖。我定过神来，原来是一群豺狼正追赶着一头野猪拼命地朝山下直扑下去，野猪没命地朝水鼻沟奔跑，拍击着灌木丛刷刷乱响。不一会，在我们的不远处，窜来数也数不清的豺狼，这些豺狼都拖着一条像马尾似的大尾巴，紧紧地围在我们周围，放出蓝幽的冷光，直视我们，使人毛骨悚然。大哥手提火枪，我手里拿着柴刀，连粗气也不敢出。我两眼直视着周围的豺狼，身上却在发抖，大哥用手拐了我一下，然后用眼睛跟我说话：“不要怕，我们有枪，有斧头，有刀呢，但不能没有勇气”。

为了防止豺狼的突然袭击,我和大哥迅速爬到一棵大树上，周围的豺狼趁势逼向我们不足四五步距离，眼里放出凶光。大哥欲端起火枪瞄准一只豺狼，后来还是收了枪。因我们都听说过，豺狼最不好惹，它们总是成群结队，最有团队精神，只要有一只狼被人或其他动物致死，这群豺狼半月已不会离去，直到为它们的弟兄报仇雪恨为止。所以大哥不敢放枪，豺狼也没有继续逼近。我们在树上和豺狼就这样僵持着。

又过了一个时辰，又有一群豺狼从山头追赶着一只灰山羊下山，只见一只豺狼仰起头来“哦哦”两声，围在我们周围的豺狼才渐渐离去。

我和大哥从树上爬下来，小心翼翼地到四周看了看，确信豺狼已全部离去，才继续攀岩而上。

到了黄家屯也近黄昏，最后的阳光已飞回天上去了，染红了一片云彩。我们路经包谷地，包谷一片一片长势喜人，茎杆半腰的玉米棒子饱饱实实。可我们路经几块稻田时，田里已干枯裂开，秧苗枯死，用火柴可点燃，大哥自言自语道：“屯上自古缺水，吃水了要到半崖的背水湾去背，种啥水稻嘛，劳命伤财”。

我接过大哥的话问他：“那黄家屯只吃包谷不吃大米罗”？

“他们吃大米还不是我们坝上提供呀，他们是用包谷到坝上换大米”。大哥回答道。

“一个生产队，怎么叫换呢”？

“反正是那么回事”。

我们边走边说，突见前面山林下边有三家茅房，低矮得像打盹的老人似的卷伏在山林底下。我们继续向前走，过了黄家屯的仓库就是屯上负责人张羽敖家。黄家屯有何、冯、张、李四户人家，只有张家才是大瓦房，算屯上殷实户。我们迈进张家厢房，张羽敖正在灶门坑抽旱烟。他的夫人叫何朝翠正在收拾碗筷。他们见我们到来，忙问：“大毛、二毛，你们弟兄俩还没吃晚饭吧”？

大哥说：“还没有呢”。

张羽敖说：“我们已经吃过了，饭是现成的，叫你大嫂炒两个菜，将就下”。张嫂迅速收拾好碗筷，又忙刷锅为我们炒了几个鸡蛋，还有辣椒，茄子。

我和大哥齐道：“谢张哥张嫂”。端起碗来就吃。因爬了一下午的山，肚子确实饿了，我吃了四碗饭肚子才算饱。

饭后，大哥向张羽敖交待了我父亲的“指示”。他听后道：“建棚子望包谷我们屯上早安排了，因屯上獐獐多，不看不行，每年都是安排的，搞集体要看，不搞集体各家各户也得看，用不着你父亲和坝上人操心。屯上从前晚就安排人轮流放哨值班看守包谷了，你不信，明早去看看”。

大哥说：“咋不相信张哥呢，我知道你最负责，但今晚我们还得去哨棚看看，明日回家好向我二爷汇报”。

“二爷叫我在屯上负责，我那敢怠慢，不过你们来晚了，就在我家休息，明早去看也不迟”。张羽敖认真地说。

我对他说：“张大哥，我们今天是晌午从家出发的，走的是鸡笼颈那条道，所以来晚了”。

“鸡笼颈哪有路呀，进入黄家屯这一段全是悬崖峭壁，雀都难飞，难怪你们走了一下午”。张羽敖叹息道。

“可不是嘛，我们是攀岩而上的，在半路还遇上了豺狼群，够险的，耽误个多小时”。大哥对张羽敖说。

“豺狼太猖獗了，昨天下午还咬死了屯上冯家两头羊子，把肠肚都拖出来了，今天又跑到了鸡笼颈。既然是这样，你们今晚就别出去了，好好在我家休息”。

“不行，我们还得去，而且要在哨棚里放哨一夜，不然我不好回去要一天一夜的工分”。

“既然如此，你们去城门那个棚子吧”。张羽敖没有劝说动我们休息，只边说边给我们找来了两支手电筒。

我和大哥出了张家厢房，只见半痕新月挂在天上，似仙女蛾眉，几点星星一闪一闪的，发出不可着摸的光。我们乘着暗淡的月色，逢竹林打斑鸠，逢山林打野兽，走遍了屯上几片竹林和山林，只见着一只野兔子外，什么也没见着。野兔很狡猾，没等电筒照射它，就从我们身边跑掉了。我们只得朝城门边的那个哨棚走去。

屯上的哨棚和坝上基本一样，只是依山而立。

哨棚里早点上了马灯，值班的见我们打着电筒朝他那边走去，老远就问我们：“是谁在下边呀”？

大哥边走边答道：“是我们，坝上的，今晚和你一起放哨看包谷”。

“那感情好，不过你们坝上人有坝上的事，这里放哨张羽敖早已安排好了，你们难得到屯上耍，还是回寨子上休息吧”。那人高声喊叫着。

我们疾步到哨棚，那人看清了我们，才笑道：“哦，原来是大毛和二毛，屋里休息不舒服呀，更要跑到这深山野岭来受气”。

原来他就是黄家屯的第一大孝子何满洲，其父母在他的孝敬之下快一百岁了，而且还康健，世人都夸奖他不也。他四十五六岁的年纪，身材魁梧，宽圆的肩膀，高挺的胸脯，结实的模样就像生铁铸成一般。他只穿一条青布裤，上身着一件蓝布衬托，赤着双脚，看上去是一副慈祥貌。我和大哥走到他的身边，大哥对他说：“满洲叔，我们来跟你打伴，难道不欢迎”。

“你说那里话，只是屯上寒冷，晚上更凉，万一你们着凉了咋办”？

“反正要和你看守一晚上，明天回去也好向我二爷交待”。

“这是你二爷安排的吧”？

“是的”。

他们对着话，我只身爬上哨棚。哨棚里只有几块杉木板，上面有一张草席，，躺上去硬梆梆的。屯上海拔很高，晚上确实凉嗖嗖，但没有蚊子活动。过了一会儿，大哥和何满洲也爬上了哨棚，弄得棚子嘎嘎作响。我爬了一天鸡笼颈，很疲倦，和衣躺在草席上，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日醒来跳下楼，只见山里有山，风格各不相同，有的雄奇，有的俊逸，有的清幽，有的浑厚，在晨曦中显得雄丽多姿，美不胜收。大哥和何满洲也跳下楼来，大哥告诉我昨晚有老虎在这座山的后面叫，曾几次推我不醒，像死猪一样。我不信，何满洲证实有这么回事，他还说是只黄斑老虎，屯上人都见过。

我问：“满洲叔，屯上人为啥不打死这只老虎”？

何满洲道：“正打时找不着，没打时常见到。再说老虎恁个凶猛，个个谈虎色变，没人牵这个头”。

大哥说：“老虎不损害庄稼，不害人畜，何必去打它呢，屯上有只镇山虎，坏人也不敢乱进山，你们几户人家就安全多了，有虎也是是福嘛”。

何满洲听后感慨道：“你说的也对。其实我们屯上除李家外，何冯张三姓，原来也坐在坝上，满清时期被官兵逼得走投无路才从坝上搬上来的，过去有三四只老虎镇山，确实很少有人窜上屯来，近年来我们只见到过一只虎，其他三只不知跑到何处去了”。

“它们去镇其他山头去了”。我说。

“很有可能”。大哥道。

何满洲收拾好哨棚里的东西，领着我们回到寨子上，然后与我们分手，我们只得直到张羽敖家。

张家早饭早熟了，正等着我们呢。

吃罢早饭，我和大哥又去屯上仓库里看了看守包谷地的值班表，只见表上清清楚楚地安排着每个男社员的值班时间、地点。大哥抄了一份在身上，然后告别张羽敖家就下山了。

回路，我们不走城门不走鸡笼颈，而是直下水鼻沟。

水鼻沟是个小峡谷，两岸峰岭对峙，我们沿岩而下，身临其境，密林森森，迷蒙灰暗的深谷中一股阴森之气直扑人面，再仰头望去，两边绝岩耸立，峭壁连片，只露出狭窄的一条天空。我们艰难地探路而行，时而见着几只新鲜的山羊脚，时而见着山羊头和野猪头，我跟大哥说：“这是昨日豺狼吃剩下的”。

“不是豺狼还是老虎呀”。他说。

我想起昨日那场惊险，多少有些心颤。

都是下坡的路，还要踏一段溪涧小路，溪水一边奔流一边玩耍，时而拍打岸边的卵石，时而摸摸岸边的小草。我们继续向前。我们来到大洞坎，突然从路边的树丛中窜出一条岩头斑蛇。它仰起头，发出“呼呼呼”的威吓声，血红的，箭头似的，分叉的舌头，“突突”向前吐着。我和大哥从路边拾块石头向它砸去，岩头斑蛇才疾速地溜向山沟里去。我害怕蛇，从此我走几步就向路边树丛和草丛里甩几块石头，一直到路面宽阔，路边没有草丛为止。

当日下午回到了家，我们向父亲说及路中遇到的惊险以及屯上哨棚的情况，他老半天没有说话，还是母亲从里屋出来打破了屋里的沉静：“你们这趟好险呀，以后黄家屯看守包谷，就别叫他两弟兄去了”。

父亲没有表态。

守桥民兵

初秋，田里的稻谷表现出青黄色的色调，可地里的包谷却黄了，到处显得成熟和丰富。队里的庄稼在社员们的轮流管护下，没有受到偷盗和野兽的损坏，按时收割，颗粒归仓，又获一个丰收年。

不久,大哥娶了嫂子，没两个月他去当兵了，我已从五年级升到了六年级。

过后几年来，每逢秋粮成熟季节，生产队仍按以往规矩，凡男劳力都安排去放哨看守包谷地，因我大哥当兵，我常替父亲去顶班，也像大哥那样，披上火枪，带上铁夹，可我从未捕捉到任何野兽，斑鸠倒打了几只，但命中率太低了。我年龄过小，父亲是不许我玩枪的，我只是偷偷地玩过两次，后来被父亲发现了，还遭到父亲的严厉批评。

由于人们拼命的开荒种粮，没几年队里的森林被逐渐砍伐，原庄稼地周围的林木被砍了个精光，连水鼻沟原始森林也没跑脱人们的刀斧，一片一片的被开垦成耕地，到处是光秃秃的。从此，方圆几十里的人们再也看不见任何野兽的足迹了。队里的哨棚撒了，社员们再不轮流看守庄稼，庄稼按时而种按时而收，谁还去操心野猪糟蹋地里的庄稼呢。

光阴似箭，转眼我就高中毕业了，国家没有恢复高考，我极不情愿地回到生产队加入了社员的队伍。后来生产大队成立武装民兵连，我又成了武装民兵，幺爷发给我一支老掉牙的七九步枪，还送我们到公社接受武装训练三天。回到家，晚上轮流看守生产队里的仓库。不久，武装民兵连开会，说台湾特务很猖獗，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地富反坏又想复辟，敖家河桥是敌人的重要目标，民兵连要去重点保护，凡是武装民兵都得轮流去站岗。因我是武装民兵，服从命令是民兵的天职，不得不去。

敖家河是家乡的一条小河，国家在闹水岩修建电站和闹水岩引水渠道，于去年在敖家河修建了一座石拱桥，桥长三十六，跨二十四米，宽七米，高十九米，可通汽车。只要走在桥上，凭拦而望，河水从桥下流过，路从环山绕过来，而且向前延伸到天涯海角。

到敖家河站岗护桥的第一天晚上是我和幺爷。这里也有一座哨棚，但不是茅草盖的，而是县林业局的木材收购站，砖瓦房，包谷地的哨棚无法跟它相比。我问幺爷：“我们来守林业站”？

“美了你的，站岗放哨在桥头，这里可作站岗人员临时休息用”。幺爷不耐烦地对我说：“明天还要劳动，我和你轮流到桥上值勤，一个值上半夜，一个值下半夜”。

我一看哨棚离桥头只有三十多步，不远，我对幺爷说：“那你老人家就值上半夜，下半夜天太凉，由我去”。

“那不行，你年轻，没经验，敌人搞破坏往往在下半夜的，夜深人静时。现在你去站岗，晚上十二点钟我来接你的岗”。幺爷认真地对我说。

“那有敌人破坏哟，自己为自己制造紧张空气。敖家河桥算啥？有县城玉溪桥重要嘛？难道玉溪桥也有民兵站岗护桥喽”？我问幺爷。

“你年轻不懂，敌人就是通过各种手段让我们搞不成建设，搞不成社会主义”。幺爷跟我来一套政治道理。

“敌人搞破坏也不会破坏桥梁呀，我看上面怎么喊你们就怎么喊”。

“我看你的思想觉悟和警惕都有些问题，就是要通过这种形式对你们进行国防意识教育，提高你们的思想觉悟，随时保持高度警惕性”。

幺爷给我上“国防教育课”，我听了，迷惑不解。但我还得服从他的安排，背上七九步枪，走到桥头，像武警战士那样守护着国家的桥梁。这比地里看守包谷要严肃得多，政治意义也大。

我持枪在桥头，翘首望着天空，天湛蓝湛蓝的，群星簇拥着明月，好像置身于仙宫，然后我环视着大地，银辉轻泻，给敖家河撒满了一片碎银。石拱桥在月光的辉映下，更显得气势雄壮。一辆满载物资的汽车从环山开过来，在敖家河桥头放慢了速度，他从驾驶室伸出头来，不解地笑着对我说：“同志，敖家河还站岗呀”。

我说：“是的，师傅你拉的是哪样东西？你一路走好”。

他说：“水泥，乌江产，拉到闹水岩电站，下半年全县就可享受闹水岩的水电了”。驾驶员自豪的说，然后慢慢地离开了，过了桥头，汽车加快了速度，很快从我视线中消失。

不一会儿，有两个人从桥头的对岸朝我走来，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公社主任张玉瑜和武装部长罗贤志。我老远就问：“二位领导好，你们到何处去”？

二位领导异口同声道：“查哨”。

“哦”。

“就你一个人站岗”。罗部长问。

“还有我幺爷”。

“他人呢”。张主任问。

“在哨棚里，我和他讲好的，我站上半夜的岗，他站下半夜的岗”。

罗部长笑道：“这哪有哨棚呀”？

“那不是“。我指着木材站对他说。

“读书人还是读书人，想象力丰富，比喻也形象。你是第一次来站岗吧”？罗部长仍然笑着对我说。

“报告领导，是的”。我持枪肃立，向他俩行了个军礼。

“就是要像这样认真才行”。罗部长边说边在我肩上拍了一下。然后他和张主任朝哨棚方向走去了。

午夜后，幺爷准时来接班，他说：“公社两位领导来查哨，在我面前还夸奖你呢，现在时间已到，你回去休息吧”。

我说：“我跟你再站一会儿岗，到时我自己去休息”。

“这不行，民兵讲究是服从。我是民兵连长，说话你得听。我参加过抗美援朝，军人就得服从纪律和命令，不然军队怎么去打仗”。幺爷又是一番大道理。然后他又说：“你去休息吧，明天还要参加队里劳动呢”。

我说：“幺爷说的我都听，反正我回去也睡不着，不如和你摆会儿龙门阵”。

幺爷见我固执，也没再催我休息。于是我和他背着枪在桥上漫步，听他讲抗美援朝的故事。他说他在抗美援朝中当通讯兵，有一次，他和同班的战友为了给部队传递信息，冲破了敌人的封锁线，不过在穿过敌人封锁线时，敌人的子弹从他左胸贴胸而过，胸部被擦去了一块皮肉，有根肋骨都断了，所幸没有违及心脏。他是轻伤不下火线，和战友们并肩与敌人战斗，最终消灭了敌人，赢得了他们整个部队的胜利，那次他荣获了二等功。他边说边祼露上胸给我看。我用电筒一照，只见他左胸有核桃大小的一块疤痕。

两小时候后，我在幺爷的催促下，回到哨棚。我站在哨棚门口，向桥上投去目光，只见幺爷很认真的站在桥头守护着石桥。我幺爷是天下第一老实人，上面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服从命令是天职，部队的传统在他身上已经根深蒂固了。

哨棚里有张木床，床铺上的被单和被条都是新的，床底有根蚊烟，烟香熏人，蚊子更无法在屋里立脚，早已飞得无影无踪。我把七九步枪放在枕下，然后躺在床上，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

次日清晨，幺爷把我叫醒，我嚯地从床上爬起来，揉了揉眼睛，只见幺爷哈欠连天。但他仍说：“回队劳动去。中午回家休息一会就好了”。

我问：“幺爷，昨晚站岗算不算一天出勤”？

他说：“算呀。不过多劳动一天多有一天的工分。要不就上山弄挑柴上街卖”。

我佩服幺爷的坚强。

其实我在敖家河哨棚里守护桥梁没有几夜，就当上了良家坝大队的会计，身上担子比过去重了，所以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哨棚的事。不过话倒被我言中了，有谁去破坏这座桥呢？几十年过去了，也没听说过有谁人与桥过不去，石拱桥仍依然横跨在敖家河两山岸，方便人们的通行。

（2003年6月初稿于德江县城）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