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知道中国有一个作家叫张承志，这不仅是因为他那“学者兼作家”的风格在当今文坛尚不多见，更因为他和我曾在同一所大学的同一个系的同一个专业读过书。因此，他的每一篇小说（从他的成名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和《黑骏马》，到《北方的河》、《金牧场》）我几乎都读过，但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他的生活积累已经告罄，他的创作生命就要结束了。

1991年11月15日下午，我在国家图书馆第一中文外借库徜徉，一眼便看到了这本《心灵史》，这首先得益于它黑底白字的书脊格外引人注目。当我翻看“内容提要”时，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因为它用了一句我从没见过的评语：“《心灵史》是当代著名作家张承志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此前我看惯了“最。。。。。。之一”的句型，常感到别扭。既然是“最”就不应该是“之一”，既然是“之一”就不是“最”，而这里用了“最”却没用“之一”，我突然感到了它的分量。拜读全书，更使我激动得不能自已。

当读到一位目不识丁的农家大嫂舍命保住起义领袖马国瑞师傅存放在她家里的两木箱书，四十年后由她的后人完好无损地交给马国瑞师傅的后人时，我哭了！当读到石峰堡之役真相时，我哭了！当读到女人们摘下自己的首饰，男人们撬下马鞍上的银器，只是为了贿赂刽子手，好让起义领袖少一些痛苦时，我哭了！我为张承志哭泣！我为我的回族兄弟哭泣！我为哲合忍耶哭泣！《心灵史》使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宗教。

高尔基曾经说过：“文学即人学。”现在看来，这个论断未免过于空泛。因为，人是分为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而代表腐朽没落的统治阶级情趣的作品，就不能称之为“文学”。张承志在《心灵史》的代前言中写道，他在1978年童言无忌地喊出的口号“为人民“三个字，曾经备受嘲笑。但是，如果有谁不是为人民写作，而只是为自己、为统治阶级写作，他的作品就只能成为”印刷的垃圾“，最终遭到人民的唾弃。一个作家，只有当他的作品被人民所喜爱，甚至用生命去保护，才称得上是一名真正的”作家“，才会有”原初的、作家的幸福“（张承志语）。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部“二十四史”不过是给帝王将相“作家谱”，可谓一针见血。因为，凡是官方史籍必然符合统治者的心愿，必然是一面之词。在《心灵史》的第二门“书耻”一节里，张承志饱蘸血泪地写下了《钦定石峰堡纪略》如何伪造历史的真相后，激愤地说：“我永远不愿再看那些《钦定》一眼，我觉得。。。。。。恶心。它们是‘书’的耻辱。”这就给我们每一个史学工作者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什么是真正的历史？如果连这一点都弄不清楚，还要根据那些汗牛充栋的伪史料去“研究”历史，不是为虎作伥又是什么呢？仅从这一点，我就更加敬佩“古史辨”派学者们敢于怀疑一切史书的勇气和魄力。我们只有将官方文献与民间传说结合起来，才能得到一部完整的历史。而当二者相矛盾时，民间传说往往比官方文献更真实，因为它来自人民。

马克思曾经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读了《心灵史》，我要说：不，人民不需要鸦片，他们需要的是精神上的粮食。金积八大家的七名（一说是五名）女眷确实吞下了大烟，但她们并不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麻醉，而是不甘遭受官兵的凌辱；哲合忍耶沙沟派第六代导师马进城被官府阉割后，发往汴梁（今开封）温家为奴，终夜不睡。病重时，温家太太让他吃些大烟以减轻痛苦，他却说：我从来不吃那种东西。一代又一代的哲合忍耶（伊斯兰教派，义为“高声赞颂”）为了得到心灵的粮食，不惜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磨钝官家的屠刀，这难道能用鸦片的作用来比喻吗？人是由肉体和心灵两部分组成的。人的肉体需要粮食，人的心灵更需要粮食。肉体的饥渴尚可以忍受，心灵的饥渴却是无法忍受的，这就是宗教之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源。心灵要追求信仰。在信仰面前，死亡是不足惧的。相反，不能为信仰而死，才是最痛苦的。道祖马明心的死是悲壮的，平凉太爷穆宪章的活则更为悲壮。为了保存哲合忍耶的血脉，他不惜剃去标志信仰的腮须，即使眼看着牛木头阿訇被“公家”押着游街，也只能“流着泪，用拐杖重重地敲着大地。。。。。。”

我不是一个回民，但我完全能够理解哲合忍耶的信仰，因为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我赞美苏武却鄙视张骞，因为苏武有着自己的信仰，而张骞只不过是要完成大汉族主义的使命。

我也不是一个评论家。我甚至没有读过一本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书籍。我不想用什么框子去套张承志的这部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报告文学的《心灵史》。我只是用心灵读着这本《心灵史》，并捕捉心灵与心灵碰撞的感受。我找到了那种感觉，这就够了。

本文已被编辑[梦天使]于2006-8-1　11:12:46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