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从新竹到台北需三个小时的高速车程，台北到基隆只要一个小时就足够了。阿爷自己都不知道他用了生命晚景中多少个四小时往返于新竹到基隆两地之间，但凡只要一到礼拜日，他便会独自驱车而行，这对于小时候的我是个如海般深遂的秘密。

念国小的时候，我已经学会安静地在一个地方小坐一会儿，阿爷看我不大如先前般顽皮，也会带着我前往那片神秘莫测之地。他常常把车子停在离沙滩一里之外的一个汽车旅馆，然后牵着我的小手，一老一少深一脚浅一步穿过一片被风吹得“簌簌”作响的橡树林，坐在细软的沙滩，朝太阳升起的地方凝神地观望。有时阿爷会给我讲起他年轻时代的故事，尽管这些故事有的已被他磨灭了棱角，但却斑澜依旧，磅礴无比。

阿爷生于民国初，被国民党抓丁为役时只有十四岁。这本是一个应该成为父母臂膀的年纪，却要穿梭在如雨的枪弹间与日本鬼子玩着生存与死亡的游戏。在一次伏击战役中，阿爷被四处流飞的弹片击中，躺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后来又被派去“剿共”,阿爷最大的欣慰是在与共[chan*]党的战斗中，他没有击倒过一个“敌人”，甚至没有伤过一个“共匪”，每次扛起枪不是故意打偏就是胡乱拨弄枪栓，装腔作势瞄准射击。阿爷讲这些的时候总是轻描淡写，好像他只是一个观望者，但他每次讲这些时都会撩起衣裳给我看他左腋下抗日战争中遗留的两道长长的触目惊心的暗紫色疤痕，并鼓励我用小手抚摸这狰狞可怕的历史遗痕。

待蒋介石军团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而南逃的时候，那一股残兵败将的潮水也把阿爷卷到了离大陆很远的一个南国岛屿，从此与一个可以被他叫做家的地方遥遥相隔。从此，阿爷的目光变得很浑浊，心情变得格外凝重。

顺着阿爷的目光，我依稀可以看见海那边有一群远山在海涛之间若隐若现，若起若伏，如海市蜃楼般飘浮于金色的阳光下，有种虚幻的感觉，但它们确是真真切切的存在。这时，阿爷坚密的胡须开始微微颤动，两滴晶莹的液体从他的眼角滑落，直渗进布满老年斑的面颊。我真的不敢相信在家时强健硬朗的阿爷也会流泪。我吓坏了，俯在阿爷的肩膀学着他素日里哄我的语气悄声说道：“阿爷不哭，阿爷乖！阿爷带我回家！”“哦！回家！”阿爷站起来，迅速用手背抹掉泪水，抱起我穿过那片橡树林沿着来时的路回到新竹。那天，我隐隐感觉到阿爷的泪是与海那边的山有很大的关系，那如海般幽深的秘密自然也与那群远山有关了。

后来我去了台北念国中，因为路太土远，没有长假是不能回家的，但阿爷总会在礼拜天如期出现在我校门口。记得有一次我对阿爷说我想回家了，阿爷笑道，小小年纪也有乡愁了？他依然带我穿过那片橡树林，坐在沙滩上看模糊的远山，听怒吼的海涛。与先前不同的是他掏出一张很大张的中国地图，摊开在沙滩上，指着福建省最北端的一个小城，说道：“囡囡，这就是阿爷出生的地方，你的太爷爷太奶奶就住在这里，这里是阿爷的故乡！”我感到很新奇，茫然问道：“这儿离我们很远，不是吗？”阿爷叹了一口气：“可不是？！隔了整整一片海，唉！真不知道家里现在怎么样了！囡囡，阿爷想家啊！”“我们的家？我们的家不是在新竹吗？”我傻傻地问。阿爷没有回答我，只用手抚着我蓬松的头发，然后依然用黯淡的目光做他的远眺。

阿爷一年比一年更老了，去基隆的次数也渐渐减少，晨昏时分就搬一把椅子放在院子的棕榈树下朝北坐着，嘴里不时蹦出难懂的且只属于他的方言。大陆与台湾的遂道终于在一年被绕着弯打通，阿爷便逼着父亲去打听怎么样才能跨越割开大陆与台湾的这片海。父亲也是神通广大，在一个冬日正午把一张印有阿爷名字的机票展在阿爷眼前。那一天，台北的上空被乌云笼罩着，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让我嗅到家的气息，只是这气息里面掺和着几丝凝重的感觉。阿爷由于兴奋过度导致脑溢血，正在仁爱医院竭力抢救。我一听到消息，马上脱下印有红十字的工作服飞似回到家里。

阿爷终于还是没能渡过那个冬天，甚至没能等到冰雪消融就去世了。临死前，阿爷一手紧紧握住机票，另一手高高擎起，像一只路标坚定地指向正北的方向。第二年，阿爷唯一的儿子——我的父亲带着母亲及他们唯一的儿子——我回到阿爷魂牵梦萦的福建最北的那座小山城，把阿爷的一半骨灰埋在他的父亲母亲墓旁……

阿爷手中紧攥的票根终于飘落，或许阿爷早已料到终有一天他会回家的，只是没想过却是以这种方式回到这片孕育他的土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