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契诃夫生活和创作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他出生于1860年，在1904年逝世。关于这个历史时代列宁曾作过论述：“在1862—1904这一时期，俄国正处于这样的变革时代，这时旧的东西无可挽回地在大家眼前崩溃了，新的东西刚刚开始安排，而且建立这种制度的社会力量，直到1905年才第一次在辽阔的全国范围内真正表现出来，在各种场合的群众性的公共活动中真正表现出来。”[1]契诃夫在二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对“在大家眼前崩溃”的“旧的东西”认识得越来越深刻，而且用他塑造的艺术形象有力地暴露了沙皇专制、农奴制残余以及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和罪恶。正是在这个时期，俄国妇女在腐败不堪、苟延残喘的沙俄皇朝的统治下深受着多重压迫和奴役，妇女问题日益显著。契诃夫以现实的俄国女性为蓝本，创造出几种典型的妇女形象，还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妇女观。

一、灰色的女性

灰色女性简单地解释是颓废的，令人失望的女性。这些女性生活在重重的压力和灾难下，形成了一种落后、颓废、庸俗的精神状态。女性们都是当时俄国妇女的真实写照，契诃夫把他如手术刀般犀利的笔触进不幸的女性的灵魂，以达到切割女性精神上的毒瘤的目的。

（一）婚姻网子下的女性

沙俄统治下的社会，婚姻就是一只其大无比的、沉重的、难以逃脱的网，一旦被网着的女性，毫无自由可言。

《嫁妆》中母女俩一生的目标就是出嫁结婚，毕其精力准备嫁妆。母亲帮女儿做嫁妆，女儿又帮女儿做嫁妆，不断地恶性循环下去。身为上校夫人应该比一般的妇女多见识广，但她与我这个陌生人见面表现出恐惧。“我的头一次访问，在她们的生活里成了十足的大事，凡是很少出大事的地方，大事就记得牢。”确实，母女俩生活在一个闭塞的地方，闭塞的房子，与世隔绝的环境。后来，女儿去世了，可悲的是做母亲的还不断的做她女儿的嫁衣。处在婚姻网子下的母亲一生一世含辛茹苦地为自己的女儿编织另一个婚姻的网。

上校夫人纳什特林娜为了隔壁客房常传出下流的话而向旅馆老板投诉。夫人态度十分坚决，她不允许一个马车夫，哪怕是后来被确认为贵族的步兵上尉基金当着她的面说下流话。老板解释下，夫人清楚知道这个人是无赖、酒鬼、流氓、平时胡作非为。他欠了三个月房钱，即使老板上诉法庭都奈他不何，在所有人的眼里他不是一个好东西。夫人开始都十分厌恶他，但当听说他还没有太太时，她马上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开始盘算着这个上尉，打算把其中一个女儿嫁给他。她邀请基金去她那里做客，连夫人的女儿都惊奇母亲的态度转变，夫人却说“小看人总是不对的”，“只要是牧草，好处总不少”，还说也许是她两个女儿的命。就这样，被婚姻的网网着的上校夫人又一次把这个婚姻的网套在她的两个女儿的身上。（《在旅馆客房里》）

老保姆和女主人虽然是不同的身份，但他们都热心于促成厨娘的婚事。他们都认为厨娘没有自由选择配偶的权利，一切的主动权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无视于他人的意愿，软硬兼施，迫使厨娘一步一步地走进他们早已设计好的婚姻套子里。厨娘可能本身就是喜爱某个家庭教师或邮递员的，但此时此刻，关于自己的终身大事却一点也没有发言权。在这种包办的婚姻下，她无力于挣破这个早已织好的网。处于青春幻想的她并没有过多的主见，在他人的干涉与劝说下，她屈服了，嫁给了一个平庸的，自己不爱的马车夫。本来是自由自在的，现在被束缚在丈夫的统治下，从此都只能唯夫是命了。（《厨娘》）

婚姻这个网下的上一辈妇女，他们每一个都沉陷其中不能自拔，更可悲的是他们深受其害却再一次拉他们的女儿，拉他们的后辈进去，恶性循环不断的延续下去。造成如此境况的原因，不仅是当时的婚姻制度和传统观念，也在于妇女们的忍让和退缩。

（二）作为男人附庸的女性

依附男人而存在的，心甘情愿受男人操控的女性，她们的痛苦、快乐都源自于身边的男人，自己一点自主意识都没有。她们在男权的社会中充当的角色仅仅是玩偶、工具。

年轻漂亮的天天盼望出嫁的贵族女子涅莉对着镜子幻想起她往后一生的日子。涅莉从镜子里看到她盼望已久的未婚夫，未婚夫就是她的一切：生活的意义，个人的幸福、事业、命运。没有他，她就失去了生活的所有的意义。开始，她与丈夫幸福、美满地生活着。但当丈夫患有严重的伤寒时，她千里迢迢、疲惫不堪地去请医生，恳求生病的医生到她家医治她的最爱的丈夫。她身心都感到痛苦，任何办法，任何骗术都不能补偿这种痛苦。接着涅莉又与她丈夫一起痛苦思考生活的困难，她又要照顾孩子，日日夜夜为孩子、丈夫、生活提心吊胆。但死亡不会离开她，孩子多半会死掉一个，丈夫、自己终究会死去。于是她感叹“她同丈夫一起度过的全部生活只不过是这一死亡的愚蠢而毫无必要的前奏而已”。她的感叹似乎很有道理，其实她是千万俄国妇女的缩影。自从结婚之后，女人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丈夫、家庭的私有财产，她永远都没有自己的思想、自由、空间，根本不是以一个独立的人而存在，而是丈夫的附庸。所以她感到痛苦，一点快乐都没有。（《镜子》）

安纽塔是一个普通、平凡的生活在城市下层的劳动妇女。她过去曾经结识并与之同居的大学生共有五个，他们在读大学时生活贫穷、狼籍一片，有时甚至连一些生活必需品也买不起。而安纽塔以女仆、母亲、情人的身份出现在他们的身边，总是处处想办法去满足他们各种各样的需要，但一当他们完成了学业，走进了社会，作为“正派人”就早已把她给忘了。安纽塔自身如此的悲哀，明明知道这些大学生个个都是一样的，她却都毫无怨悔地去服侍他们。现在这一个克洛奇科夫已经是第六个了，他同样对安纽塔重复着以前五个人的行为，他百般利用安纽塔满足自己的需要，却不把她当作人看待，最后他抛弃了她。安纽塔自身的悲剧不仅是这些男人造成的，她渴望爱情，希望有一个人去爱她。但她却以一味的付出为代价，以自己永不休止的忍让为条件，作为男人的附庸的形象想博取大学生的爱是不可能实现的。她自己没有自我的价值，一直以男人作为自我生命的全部，她在男权社会中仅仅是男人的附庸品而存在，一旦男人抛弃她，她只能再去找另一个主人了。（《安纽塔》）

《宝贝儿》里奥莲卡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的形象。三次婚姻，她都将她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丈夫的身上，以至自己的言语与丈夫如出一辙，作为丈夫的附庸而存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丈夫说什么她就说什么，丈夫认为哪些错哪些对，她又盲目地跟从，丈夫想什么怎么想，她也一样。“她什么见解都没有了”，她整个人不是为了作为独立的人而存在，而是为了丈夫而存在。她失去了丈夫就等于失去一切，得到丈夫就等于得到一切。她思想空虚，总是空空洞洞的。同时，她这种夫唱妇随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对女性人性和独立性的压抑和扭曲。

当今，女性应独立于男性而作为一个独立体而存在，应有自己的见解和认识。女性与男性同处平等地位，共同作为国家的主人而存在。

（三）贪慕虚荣、庸俗的女性

她们的精神世界空虚，没有高尚的人生目标，目光短浅，灵魂渺小，一味追求个人的享受和物质上的刺激，庸俗低级趣味很浓的女性。

《跳来跳去》里的奥莉加是朝三暮四，随时变换目标，没有高尚的追求目标的人。她从早到晚跳来跳去疯狂追逐崇拜“名人”，“旧名人过去了，忘掉了，新名人来代替了他们，可是对这些新人，她不久就看惯，或者失望了，就开始热心地再找新人，新伟人，找到以后又找。”不断追逐名人表明她是贪慕虚荣，没有固定人生目标，她只喜欢艺术（音乐、绘画），对自然科学一窍不通，说明她的世界观和知识观比较狭窄，同时内心十分空虚。她与丈夫的婚姻也由于她这种追捧名人的思想破坏的。她与丈夫的结合只是起源于对医生的尽职尽责的行为感动，于是一头栽进了情网。随着婚后她追逐名人，逐渐认为丈夫只是一个平凡人，根本与名人也沾不上边。在名人画家的勾引下，她就背叛了婚姻和丈夫。从头到尾，她都只把丈夫当作摇钱树和避难所。最终，她既失去了情人，又失去了丈夫。讽刺的是一直被众人认为平凡的丈夫，其实才是真正的伟人。

新郎的母亲留宾斯卡娅太太专门花钱雇了一个将军出席自己儿子的婚礼，借以出出风头，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当她第一眼看见海军少校时，惊讶并怀疑他是否是一位将军。她认为他“没有气派，窝窝囊囊的，一点都不厉害，连肩章也没有”，同时又不好意思打发这位用钱请来的将军走。当她看见少将的勋章时，又“谢天谢地”，庆幸少将并没有少戴那几块代表气派、荣誉的勋章。这里描写的第一次见面淋漓尽致地显现出女主人的贪慕虚荣、虚伪好名的心态。当第二次听闻花钱请来的将军是一个海军少将时，她又深怕这位军官的军衔低，满足不了自己想出风头的虚荣心。当听到安德流沙的解释，原来“海军少将相当于四品文官”，“同样的货”时她又放心。接着又听说这位少将早已退役了，女主人心里又有点不高兴。加上海军少将喋喋不休地谈论海军的话题又不能取悦其他宾客，女主人更加恼火，撕破了虚伪的早先必恭必敬的面具，当众羞辱了海军少将。女主人的这种花钱买面子的事并不是仅仅个别现象，它代表着当时沙俄社会的一种普通的心态。（《将军光临的婚礼》）

《尼诺奇卡》中的尼诺奇卡有一个十分疼爱她的丈夫，丈夫平常白天上班，夜晚在家，她平常夜晚总去参加聚会。夫妻之间聚少离多。丈夫是一个老实、怕事的人，不会讨女人的欢心，而妻子却好交际。她有一个爱她如自己的生命的丈夫应该是不错了吧，但她却在外面与丈夫的一个十分要好的朋友私通，在她丈夫背后还偷偷设计折磨她的丈夫。最后还公开叫情夫到自己的家约会。尼诺奇卡这里的偷情并不是出于对家庭婚姻的不满，而是崇拜外面花花绿绿的交际社会，是一种虚荣自私的行为。

安娜原是贫家女，家里有经常喝醉酒的，差点被学校辞退的父亲及两个未成年的在读中学的弟弟。家境一贫如洗，因为钱而嫁给了年老的军官啊列克谢伊奇。婚姻早期丈夫在钱的方面对安娜限制死死的，以至于她连一个戈比也没有，再加上婚姻的天生的缺陷，她还保持着一个贫家女的淳朴，经常探望和照料家里的亲人。但安娜在一次舞会中大出风头，上流社会的人都对她十分喜爱，甚至丈夫的上司都欢迎她。丈夫为了可以尽快拿到勋章，完全变了人似的不再吝啬，而是尽量供安娜挥霍。安娜选择了堕落，听从她丈夫的无耻安排，周旋于巨富和豪官之间，以牺牲色相为代价，换来了丈夫的功名。渐渐地，每天出外约会情人成了她的生活习惯，她看望自己家人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到后来，与家人形同陌路了。安娜也就完全蚕变成一个崇拜金钱，享乐至上的贵妇人了。（《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上述的女性都是俄国社会中上层的妇女，本来她们可以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冲破障碍，成为现代有独立意识的妇女，但不约而同，她们都沦陷在男人们早已编织好的堕落、虚荣、庸俗的网不能自拔。

（四）人性被异化的女性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实行了农奴制的改革，但极不彻底。资本主义的迅速的发展，鲜明地暴露出了它的掠夺及贪婪的本质。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妇女中出现了一批人性被异化的女性，她们将女性固有的美好善良的本质人性异化为极端自私自利的、专横、野蛮、卑劣、残忍。

女强人莉达尽管家境十分富裕，她自食其力当一位教师。同时又活跃于自治区的社区活动，她给病人看病，分发书籍，加入救灾委员会参加赈灾……她神态严峻，有倔强小嘴，对家人从来也不撒娇，只讲严肃的事，过着与一般女子不同的生活。她总是积极参加政治的讨论和实事，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坚硬的态度。她对当权者不满，想青年人组成强有力的一派对抗当权者。她十分的专横跋扈，她对画家从没有客气过，对画家心存偏见，总是一味认为画家对政治不感兴趣。当画家与她争论问题时，她摆出一副惟我独尊的态度，一切与自己不同的见解都视为敌对的行为。在家里，母亲和妹妹都惧怕她，一切都由她做主，她说的话永远都是对的。她热衷于支配母亲和妹妹的日常生活，任何事都要经过她的决定。她粗暴干涉妹妹的爱情婚姻，只因为对方是一个与自己不同见解的画家，致使妹妹失去了该有的幸福。（《带阁楼的房子》）

《最后一个莫基干女人》里的叶果罗芙娜被喻为“最后一个莫基干女人”，也就是罕见的野蛮女人。她去自己的亲弟弟家做客，弟弟却避她如蛇蝎，称她为魔鬼，还说“就是在树林里碰上强盗头子，也比碰上她好受点”，甚至想逃走。夫人和丈夫一起拜访时，夫人对丈夫的一举一言，十足是一个强悍不讲理的夫人对一个奴才丈夫的指挥。丈夫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动作，每一件事都要受到夫人的管束，夫人是至高无上的，丈夫就是她的奴隶，一点自由都谈不上，连最简单的道谢都要得到妻子的同意。夫人又是极要面子，讲究贵族体面的，决不允许丈夫做出任何损害姓氏面子的事。丈夫与文书一起下棋，吃喝，打猎，她认为全都是荒唐之举。她认为“文书不但不配跟他说话，连说个字都不配！”夫人为了这些事向弟弟告状，向他父母告状，向神父告状，更甚向首席贵族告状，要求对丈夫好好管束。丈夫的一切都要按她自己的意志指挥。丈夫当初在会上作过演讲，还发明过新式播种机，现在却完全是妻子手中的玩偶吧了。

阿克西妮娅无证私卖劣质伏特加，把臭腌肉染了颜色混充好肉卖给农民；她从醉汉们手里收下镰刀、帽子以及妻子的头巾等作为喝劣质酒的抵押品；她雇裁缝做衣不给工钱，而代之以裁缝并不需要的牛油蜡烛和沙丁鱼；她不管做什么，贩马也好，雇工也好，——做什么事情都要骗钱。贪财的她竟用假币支付割麦工人的工钱……总之，阿克西妮娅用种种卑劣手段积攒不义之财。最后，她为了达到霸占公公的全部财产，竟然用开水烫死可能的竞争者——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丝毫不觉得有什么良心责备，相反，“她成了有权势的人，家里也好，村里也好，砖厂里的人也好，人人都怕她”。（《在峡谷里》）

以上四类灰色女性都是俄国旧制度下广大俄罗斯妇女的真实写照，她们深受多重压迫和奴役，没有人身自由，没有社会出路，没有幸福，没有前途，沉陷在社会的巨大的黑井中。同时她们又有着共同的落后之处：没有高尚的思想，没有人生的理想，没有生活的目标，没有自知自觉自省意识。人，按照契诃夫的看法，应当有自己的思想和灵魂，时时刻刻审视自身的生存状况。这一群“灰色”女性的思想情感、性格、心理和生活的处境不能再延续下去了，契诃夫向世人呼唤：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二反抗的女性

契诃夫在他后期的作品中曾不止一次的感叹：“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那么，应该怎样结束灰色女性的生活，走向新的生活呢？契诃夫不断的探索，在他的一些作品中已经出现了反抗现实生活的女性。

（一）畸形反抗

它是一种以偷情为形式的不彻底、不正常的反抗。这批反抗的女性对现有的生活、家庭、丈夫有着种种的不满，但她们不敢光明正大地反抗，而是与外面男子偷情获得暂时的快乐与自由。

《药房老板娘》里的药房老板娘年轻漂亮，而他的丈夫外貌丑陋。在外人的眼里他们两人是不相配的，药房老板愚蠢，不懂得疼爱自己的妻子，一点也不珍惜自己的福分。一天夜晚，老板娘睡不着，她气闷、无聊、烦恼，甚至想哭一场（她哀叹自己没有得到丈夫的疼爱和感慨自己婚姻的不幸）。丈夫睡死了，药房外刚好有一个大夫和一个军官经过，他们借买药跑去见一见老板娘。老板娘十分殷勤地招待他们，不久三人都混熟了。老板娘在他们的甜言蜜语下陶醉了，得到了一点满足。她甚至暗示他们应该多经过这里，以后多多见面。顾客走了，老板娘就像一个未出嫁的女孩第一次遇见心上人的心情——心砰砰地跳着，两鬓也跳……后来军官又回头借机想再一次见老板娘，这次老板亲自去卖药，使军官与老板娘第二次见面的机会落空了。老板娘大哭大呼不幸。这个是已婚妇女背着丈夫出外偷情约会的故事，女主人不满丈夫对自己的态度，不满现存的婚姻。她希望在外认识一些年轻美貌的且对自己好的男人，而去弥补自己的空虚和无聊。

诵经士的妻子尼洛夫娜被丈夫认为是呼风唤雨并借以勾引男人的巫婆。从丈夫的口中可以得知每次要求借宿过夜的都是年轻人，而且妻子也与这些年轻人有过外遇。小说重点展开妻子对年轻人邮差的谈话及勾引的过程。侧面反映诵经士一家贫苦的生活及妻子对丈夫的种种的不满。正在于妻子对丈夫生活的强烈不满，于是她对借宿的年轻人（不管好或丑）都一律勾搭。虽然她有其红杏出墙不守妇道的行为，其实这是受压抑的俄国妇女追求肉欲与心灵自由的一种反抗。诵经士表面上是一个道貌岸然的正派人士，但其实他样子丑陋，胆小怕事，无能庸俗，弄得生活贫困不堪。正是由于他的无能庸俗是导致妻子有外遇的直接原因。故事结尾妻子面对满屋子的破烂表现出愤恨，她下毁灭丑陋的一切，却又退缩害怕。这正是她暗中反抗却又不敢完全抗争到底的可悲之处，最终还是继续走旧路。（《巫婆》）

《阿加菲娅》萨夫卡是个身材魁梧，相貌漂亮，结实的年轻人，但他却是不事劳动，乐衷于逍遥自由的生活。平时总是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生活十分贫困，但他一点也不在乎。这种社会上畸形异类，不在乎社会要求的男人却得到年轻女子的喜爱追捧。萨夫卡并不在乎女人，作为社会的异类的他身上较少存在世俗传统男人的思想，他向往散漫的生活。年轻的阿加菲娅是十分年轻的少妇，丈夫是收入不错的威武的年轻小伙子，有如此不错的丈夫的她为什么出来偷情呢？虽然文中没有详细反映年轻夫妇之间的家庭感情生活，但可以了解阿加菲娅多少对家庭婚姻有不满，所以她宁愿倒贴拿食物接济一个被村人耻笑为“老人”的萨夫卡，也要背叛能干的丈夫偷偷的约会。偷情约会的过程，写得十分精彩。开始，阿加菲娅小心翼翼，一分一秒计算着，深怕误了时间被丈夫发现，但一与萨夫卡在一起，马上沉浸在欢乐之中，忘记了一切。当第二天的清晨，她“起初相当大胆地走着，然而不久，又害怕，歪歪斜斜地走去，最后迈出大胆的步子”，这一系列动作的描写淋漓尽致地表现一位偷情少妇面对已经知道事情真相的丈夫的心理发展过程。经过一系列的心理斗争，她最后并不是感到羞耻和罪恶，而是理直气壮地勇敢面对一切。偷情被世俗社会认为罪恶的行为，在这里却是俄国旧社会妇女对婚姻制度的反抗的表现，他们追求心灵的自由及个性的解放。

这种妇女一直受到男权话语社会的压制，由于肉欲和心灵自由的强烈要求，他们都暗地里与外面的男人勾搭。一方面表现出他们内心对社会现状，家庭的不满；另一方面他们喜爱年轻人（如萨夫卡），为什么象萨夫卡这样的人如此受欢迎呢？不单是他们年轻美貌，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象丈夫们那样对妇女施加无形的，残酷的精神禁锢。《巫婆》中约会的青年完事后都会离开，萨夫卡是“社会异类”，根本不象丈夫般控制，压迫妇女。

这类女性对周围的不满不再是默不吭声，静静忍耐，沦为丈夫的奴隶，她们开始有意识的反抗，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但这种用偷情获得暂时的肉欲快感是畸形的，不彻底的反抗。究竟怎样才是真正的觉醒和反抗呢？契诃夫又塑造了下面觉醒反抗的女性形象。

（二）觉醒反抗

《风波》中的马申卡在库什金家做家庭教师，表面上被称为“小姐”，实际上身为贫穷教师女儿的她“寄人篱下、听人摆布、靠富人家的面包过活的人”，其实也“还是跟仆人差不多”。同时具有一定知识的青年女子，她又懂得自尊、自爱，特别是具有自尊心，不畏强权，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在受到女主人的无理的搜查后，毅然离开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和自由。其他的侍女受到的侮辱比马申卡更大，但他们只是听人摆布，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要反抗和抗争。正是“有良好教养而且敏感的姑娘，又是教师的女儿”马申卡有一点觉悟，决定离开寻找新的路子。

《妻》中的贵族少妇纳塔莉娅与丈夫阿索林结婚七年，感情一直不好，双方的性格格格不入，虽然生活在同一间屋子，却形同陌路。纳塔莉娅棉对着自私、虚荣、厌恶一切人的丈夫，她开始时尽量忍耐，后来她在一次与丈夫的冲突中喊道：“我就走！我就走！就走！到修道院去，到寡妇院去，到孤老院去……”“甚至到疯人院去！我羡慕那些饥饿有病的农妇，因为她们没有跟像您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她们正直自由，而我却由于您的恩典而变成了寄生虫，无所事事，吃您的饭，花您的钱，付出自己的自由和谁也不需要的什么贞节。”她敢于反叛丈夫的操控，不顾丈夫的反对和嘲讽，积极从事救济饥民的工作。她把这件工作当作自己生活的一切，她曾说过“以前我什么也没有。我的青春都在跟您作战中浪费掉了。现在我抓住了这件事，我苏醒了，我幸福……我觉得我找到了不辜负此生的方式。”显然她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并不断尝试、努力找到她的幸福。她不再容许丈夫的干涉，拥有强烈自尊心和独特见解能力的她“没有奔走，没有焦虑，没有操劳，结果现在成了全县首要人物。几乎全部工作都掌握在她手里；医生，地方自治官员以及一些太太们都围着她转。”她与丈夫的几个回合的斗争中，终于战胜了她的丈夫，独自撑起这个重任。这表明了生活在传统家庭的女性，走出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敢于与传统作斗争，争取自我做人自由，找到人生的目标，并为之奋斗。

安娜是拥有百万资产的女继承人，她手上有一个庞大的企业，两千个工人为她工作。她年轻、美丽、极其富有，是外人个个羡慕的对象。然而她却不欢乐，感到生活空虚、无聊、毫无意义，一点幸福也没有。对庞大的资产和产业，她感到无知茫然；对昏暗的厂房、仓库和工人宿舍，她感到害怕、不喜欢；对那些当面奉承她，背地里因她的出身低贱而瞧不起她的上流人士，她感到厌倦、厌恶、反感；对向她诉苦、求助的低等文官、工人、下人，她乐善好施，尽量帮助；对于金钱，她从不放在心上，有时甚至认为金钱无用而讨厌。在庸俗的生活中，她突然想过一种普通的、纯朴的生活，她想当个女工，而不是工厂主。她不断地想，她的美、健康、财富只是过眼云烟，她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余的，没有人需要她，没有人爱她。她觉得自己是渺小无用，一分钟的幸福也没有可能降临到她的身上。她渴望爱情，曾经当众宣布“我会嫁一个普通工人，嫁一个机械师或者制图员”。她对现实生活强烈不满，大声强调：“继续过我现在的生活，或者一个跟我一样游手好闲、一无所能的人，简直是犯罪。我不能再这么生活下去啦。不能啦！”这是觉醒者的呐喊，出自当时的俄国女性的口是不简单的，这正是安娜自身所迸发出来的热情和勇气，是不容低估的。安娜对现有生活的极端不满，渴望新的生活，得到真正的幸福。（《女人的王国》）

除此之外还有《三姊妹》的伊里娜，《海鸥》的尼娜，《新娘》的娜佳。他们比畸形反抗的女性更具有反抗性和进步性，他们不断地挣扎、抗争、冲破和改变当时的男性话语社会。同时他们有要求在社会、家庭、生活上的真正独立，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三、“走向宽广的新生活”

契诃夫在他的著作中，不仅仅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的女性形象，而且在他的笔墨中透露出他不断地思考着如何解决俄国的妇女问题，如何才能“走向宽广的新生活”。

（一）改变社会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处于沙皇专制统治下最反动、最黑暗的时代。沙皇政府控制人们的自由和思想，严厉禁止人们有自由思想，到处都是专制制度的卫道士和为统治阶级效劳的走狗。在如此高压的思想统治下，人们不敢说话，不敢交谈。整个沙俄法律制度是具有反动本质，是罪恶的；教会以教义麻醉人民的灵魂，是伪善和欺骗；从地方到中央，从外省到首都，整个官僚世界都是一样的反动，一样的残忍冷酷、昏聩腐败。黑暗的专制制度使整个俄国“变成了一个又贪又懒的国家,喜欢白天睡觉，闭上眼睛就打鼾，虚伪，庸俗，无聊，空虚笼罩着俄国。俄国的女性或者整天想着结婚、丈夫、孩子、围着他们转，依附着丈夫生存；或者挖空心思控制别人，盘算着如何从他人身上赚取钱财；或者沉迷于虚伪的荣誉与赞叹中……这种景象太可怕，太令人痛心了。只有改变俄国的社会状况，俄国女性才能有机会解放出来，迈向新的生活。

（二）改造自我

1．树立理想

契诃夫在《三姊妹》中不断地提出“一种新的、幸福的生活”“生活是美丽的”。伊里娜和男爵心中都充满着一种信念、理想，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男爵坚信“冰山上的大块积雪向着我们崩溃下来的时代到了，一场强有力的、扫清一切的暴风雨，已经降临了；它正来着，它已经逼近了，不久，它就要把我们社会里的懒惰、冷漠、厌恶工作和腐臭了的烦闷，一齐都给扫光的。我要去工作，再过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每个人就都要非工作不可了。每一个人！”这种新的、幸福的生活，剧中的人也许是享受不到的，但他们今天的生活、工作、努力奋斗是为了创造这种生活，也是他们生存的目的，更可以说是他们的幸福。后面的子孙后代会得到这种新的、幸福的生活。“生活是艰苦的。生活，对于我们之中间的许多人，似乎都是昏暗的、绝望的；然而，我们应当认识，天边已经在发亮，整个光明的日子，绝不会远了。”

尼娜梦想着舞台，她对舞台表演这一事业和理想充满着热情。开始时，不顾父亲和后母的反对，背地里跑到索林家来，朗诵独白。后来，她瞒着父母与名作家私奔，去莫斯科当一名演员，实现自己的理想。无情的生活磨练了尼娜，但她始终坚信着自己的理想和事业，不断地与命运抗争。她自信地说：“我已经是一个真正的演员，我欢喜地、热情地演着，一走上舞台我就感觉着迷醉，感觉着自己的美。”现在她已经明白：“无论是演戏或者写作，……要紧的并不是名誉，不是光荣，”“要知道怎么忍耐下去。……要有信心。”经过人生道路的考验后，尼娜“有信心”了。只要她一想到自己作为艺术家的天职，她就“不害怕生活”了。（《海鸥》）

《樱桃园》里“常常流放，屡次被撵出大学”的大学生特罗菲莫夫深信不疑的是：人类正在走向最高的真理，走向尘世可能有的最高的幸福，而他本人正走在最前列。如果他本人走不到底，他一定要向别人指出一条达到这个崇高目的的道路。当樱桃园内响着阵阵伐木的斧声时，传来了特罗菲莫夫和安尼雅的欢乐而又充满信心的呼声：“永别了，旧生活！”“你好，新生活！”

2．教育

就人的觉醒来说，科学教育的意义在于从愚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科学是愚昧的天敌，19世纪法国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爱米尔·左拉说得好：“愚昧有益于人类的神话，可以说是一种长期的社会罪行。贫困，肮脏，迷信，邪恶，谎言，专制，对妇女的蔑视，对男子的奴役，一切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都是由于这种蓄意朋友的愚昧而产生的，而这种愚昧已经成为政府和教会的统治工具。只有知识才能摧毁这些骗人的教义，消灭那些靠散布谎言为生的人们，才能构成巨大的财富的源泉，既使土地获得丰收，又使文化繁荣昌盛。”

教育不仅是人类知识的传递，还是改变精神世界的途径。

萨沙劝娜佳“您要采取念书才好！只有受过教育的、神圣的人才是有趣味的人，也只有他们才是社会所需要的。要知道，这样的人越多，天国来到人间也就越快。到那时候，你们这城里就渐渐不会有一块石头留下，一切都会翻个身，一切都会变样，仿佛施了什么魔法似的。到那时候，这儿就会有极其富丽堂皇的大厦、神奇的花园、美妙的喷泉、优秀的人……”在外读书的娜佳发生了大的变化，回到老家“她觉得这城里样样东西都早已老了，过时了，只不过在等着结束，或者在等着一种年轻的、新鲜的东西开始罢了。”娜佳觉醒了，她清楚：“她的生活已经照萨沙所希望的那样翻转过来，现在她在这儿变得孤单，生疏，谁也不需要她，这儿的一切她也不需要，整个的过去已经跟她割断，消灭，好象已经烧掉，连灰烬也给风吹散了似的。”在她面前现出一种宽广辽阔的新生活，那种生活虽然还朦朦胧胧，充满神秘，却在吸引她，召唤她。她觉得，她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读书期间，娜佳获得了新的知识、新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放眼整个社会。娜佳不知不觉之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回到老家，过去的旧的生活、人与物，她终于完全懂得自己要与一切旧的东西决裂，迎接新的世界。（《新娘》）

戏剧《三姊妹》中有多处歌颂知识和有知识的人：“有知识的、受过教育的人，无论住在哪个城市，也无论哪个城市有那么冷落，多么阴沉，都不是多余的！”“也许继你们之后，又会出现六个像你们这样的人，再以后，又出现十二个，如此以往，总有一天，象你们这样的人终于形成了大多数。两三百年以后，世界上的生活，一定会是无限美丽、十分惊人的……”

契诃夫认为改变妇女现状的一个根本途径是受教育，获取知识，不断地充实、改变自己。只有受教育，增长知识，懂得生活的意义，才能理性地审视这个社会和自身的状况，探求出路，走向宽广的新生活。娜佳的例子为妇女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典范：妇女应该跟男子一样去受教育，不断地用知识改变自己的现状，创造新的、幸福的生活。

3．劳动

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没有劳动，人就活不下去，更没有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劳动使人锻炼意志，使人产生信仰，使人生活更加充实，获得真正的人生乐趣。

《樱桃园》中特罗菲莫夫强调，青年人必须自食其力。他对纯洁无暇、渴望光明的安尼雅说：“事情是非常明白的：要在今天开始生活，就该先补偿过去和清算过去，而要补偿，又只能靠吃苦，靠特别强烈的不间断的劳动。”⒃他建议安尼雅把管家钥匙仍到井里去，离家出去，寻求新生。

在《万尼亚舅舅》中，契诃夫歌颂劳动是人的最高美德，他斥责游手好闲和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他断言，过寄生生活的人“不可能是纯洁的”，也不可能是美的，真正的美存在于劳动和创造之中。

“所有的人，无论他是谁，都应当工作，都应当自己流汗去求生活——只有这样，他的生命，他的幸福，他的兴奋，才有意义和目的。作一个工人，天不亮就起来到大路上砸石头去；或者，作一个牧羊人，或者作一个教儿童的小学的教师，或者作一个开火车头的，那可都够多么快活呀……哎呀！不必说作人了，就是只作一头牛或者作一匹无知的马，然而工作，也比作一个十二点才醒，坐在床上喝咖啡，然后再花上两个钟头穿衣裳的年轻女人强啊……”《三姊妹》伊里娜从此放弃了以前的无聊的生活，真正的开始寻找工作，寻找新的生活。“生活是美丽的。”她完全赞同这句话，她更坚定了走出家门，以实际的行动实现自己的愿望与理想。她看不起那些瞧不起工作的人们（包括自己的父母），她要从事劳动，认识工作的意义，证明“生活是美丽的”。伊里娜是一个实践者，她在电报局工作，一直工作到晚上。虽然有了工作，她不满足现在的工作，“我得另外找一种工作，这种工作对我不合适；刚刚缺少我所十分渴望、天天梦想的东西……这是一种没有诗意、没有思想内容的工作……”

剧中男爵反反复复地强调“要工作，要奋斗”。他也催促伊里娜与他一块儿走，一块儿工作。他并不是空口说梦话，而是采取实际的行动的——脱下军装到砖窑工作。伊里娜与男爵快要结婚了，他们准备搬到砖窑去，伊里娜考上了小学教员，将到小学任教，她有一次充满了希望，过一种新生活。男爵在决斗中死去，伊里娜的梦想和幸福的生活面临着破灭。但她坚强起来，坚定自己信念，疾呼“我们应当活下去……我们应当工作，只有去工作！明天，我要自己一个人走，我要到学校去教书，我要把我的整个生命都贡献给也许有这种需要的人们。现在正是秋天；冬天很快就要到了，白雪会盖上一切的，而我也会不断地工作的……”伊里娜正是不断地参加劳动真正摆脱了自己寄生虫式的，无所事事的生活，她不断地追求新的目标，新的生活。这样，思想上、心理上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创造新的生活。

韦尔希宁告别三姊妹时说：“我们有许多人以为生活是阴暗的，没有希望的，可是总要承认，生活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光明了，那完全光明的生活看来是不远了。……如果爱劳动再加上教育，有教育再加上爱劳动，那有多好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契诃夫的理想：人人都劳动，人人都受教育，“天国”就会更快地来到人间。

4．学会真正的爱

爱，并不是像婚姻网下的女性，为了服从别人替自己安排的婚姻而去爱一个陌生的丈夫；也不是像做男人附庸的女性，依附男人，盲目地用自己的全身心去爱身边的男人。契诃夫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他的爱情观是崇高的，而且他在这方面是言行一致的。在契诃夫的《札记》中有这样一些话：“真正的爱可以向人指出，他应该成为怎样一个人。”同时爱是一种自然的情愫，而不是依附的条件。《带小狗的女人》安娜为了追求个人幸福，“过好一点的日子”，自欺欺人得嫁给了一个毫无个人尊严的奴性十足的“上等人”，于是她开始厌弃自己的“浑浑噩噩、半死不活”的生活。受自己内心的渴望过“另一种不同的生活”的愿望的驱使，她闯出婚姻的套子，到另一个城市去旅行。在邂逅了和她有着同样苦闷的男人古罗夫后，她的被压抑的生气一下子爆发出来，她真诚而患得患失地爱上古罗夫。一开始只是想借风流韵事来给自己平庸的生活“添一点愉快的变化”的古罗夫，不久就真正跌进了情网——在他的心里“生平第一次”出现了真正的爱情。安娜长相平平，“一点出众的地方也没有”，但是古罗夫却觉得“全世界再也没有一个比她更亲近，更宝贵，更重要的人了”。

5．参加民主运动

19世纪九十年代和20世纪初，俄国解放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活跃的民主精神和激昂的社会情绪无疑给了契诃夫以良好的影响，使契诃夫的民主主义立场更为坚定。契诃夫不止一次在物质上支援过为争取民主和自由而受难的青年学生，这不只是一种慈善之举，而且反映出他对俄国民主青年中的优秀分子的深切同情。这些青年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成了沙皇专制的受害者。契诃夫对进步青年的同情在他的晚期作品中有明显的反映。《新娘》中的娜佳和萨沙，《三姊妹》中的伊里娜和男爵，《樱桃园》中的安娜和彼嘉都是厌恶就生活和向往光明未来的深深为契诃夫所喜爱的青年知识分子。

综上所述，契诃夫在他作品中不仅描写了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还提出了当时俄国的妇女问题和自己的解决意见。虽然他未能认识到工人阶级是旧世界的掘墓人和新社会的缔造者，但我们不得不肯定契诃夫在妇女问题上贡献和它的伟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17卷，第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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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逸森；契诃夫——人品·创作·艺术；上海[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6]丽玲；论契诃夫作品的人生意蕴[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0，（2）。

[7]刘振江；觉醒后的死，昏睡中的爱[j]；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7，（4）。

[8]契诃夫；契诃夫论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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