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提起我姐，她一生都是苦命。

姐和我是同母异父的姐弟。所谓同母异父也是亲伯和亲叔的关系。伯父除姐之外，还有个大哥叫黄修贵。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母亲刚生下姐不久，伯父就被国民政府抓去当兵去了。当时男青年都怕抓去当兵，躲进深山里。按国民政府规定，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他们是三兄弟，必须有一个去，躲是躲不脱的，伯父最终被抓去当兵了。国民党腐败，带兵的也苛刻，当兵的都不愿为国民党卖命，后来伯父投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投入到解放战争中，参加过淮海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朝鲜战争暴发，他还赴朝参战，履行了国际主义义务。伯父走后不久，姐患上了“水痘”。“水痘”是什么病，就是发病前有发热和周身不适，过后出现皮疹，一日后发展为绿豆大小的发亮水痘。在那食不饱肚穿不暧身的年代，医疗条件又十分落后，家里以信神信鬼烧钱化纸给姐喝，熬过了十几天，“水痘”固然好了，但身上也留下了零星散在的“水痘”痕迹。伯父在朝鲜战争中牺牲后，在祖父祖母的促成下，我父亲接纳了母亲、大哥、大姐。后来家里又添了我、小妹黄修婵、小弟黄修林。因大哥大姐喊父亲叫“二爷”，我们也跟着叫“二爷”，从来没叫过父亲一声爹，不管我们咋叫，父亲也乐意。我们虽说是同母异父，犹如同一父母所生，不分彼此，视同手足。说句大实话，父亲对哥哥姐姐的呵护远胜我们。

姐读过三年级就辍学了。当时农村，重男轻女，连小妹也只比姐多读一学期书。在良家坝能读上三年书的女孩是相当不错的，还有许多女孩连学堂门都没有迈过呢，这说明农村人封建思想严重，否则就不会出现那么多文盲。姐没读书，就在家里打柴，打猪草，喂猪，放牛，做女红针织，协助母亲做家务。我小时候所穿的布鞋都是姐一针一线做的。后来生产队搞集体，她作为一名女劳力参加生产队劳动，去争几个工分，一个工分多少钱，不足一角钱，但也得去争。1959年至1962年，国家过上了难关，虽说父亲是队里的一名干部，但生活仍万分艰苦。队里每人每顿供应二两米熬粥喝，包括祖婆，全家老老少少七口人，一顿饭不够两个人吃，但大家都得忍让着，老年人让着年轻人，父母让着子女，哥哥姐姐让着弟弟妹妹。总得吃呀，吃不饱大家上山刮树皮，摘树叶，挖野菜去。那时候吃饭才是天下第一需要。为了生存，为了填饱肚子，凡读书的学童绝大多数辍学了，我和大哥大姐就跟着父母去大坡上去挖野蕨根，然后将野蕨根背到河溪捣烂，通过几道工序后就淀成了野蕨巴。我家后山大坡被人们用锄头翻遍了。那时我才八九岁，也深感生活的艰辛。经过辛勤劳动淀出来的野蕨巴，煮来吃特别的香，算是上等伙食了。没米没蕨巴时，就挖石蒜、剥树皮，挖野菜来吃，不少人还得了浮肿病。这样过三年，除大部分土地由生产队集体耕种外，生产队给各家各户划了一块自留地，还可以自家开荒种粮归已有。从此以后，人们的生活才一天天好起来。姐不仅是生产队的全劳力在队里争工分，而且和父母及大哥一道早出晚归耕作自留地，开垦荒坡荒山种粮、养猪，弄点木柴或蔬菜到大堡场（县城）卖，挣点针线钱和油盐钱，虽然辛苦，但辛辛苦苦中也有乐趣。

可是好景不长。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的“四清”运动，我家就遭受了殃。我家祖辈在清朝末年的历史问题说不清，加之我父亲从建国以来就担任村里和生产队里的干部，因工作得罪过不少人，“四清”运动一来，公社和生产大队就拿我父亲开刀，“莫须有”的罪名罗列了一大堆，成了漏划的“破产地主”，被隔离审查了半个月，然后被抓进公安局的大牢里。从此我们就受到世人歧视，在生产队里不许乱说乱动。本来家里生活十分艰难，这时更是雪上加霜。姐和全家老少一样默默地忍受着社会上的各种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把仇恨和悲忿深深埋在心底。我们去申冤，无门。但我们相信父亲是冤枉的，是无辜的，相信党和政府的英明。半年后，父亲被无罪释放，送他回家的是当时的德江县委副书记张昌富。他当着我们说父亲没有任何罪，是极“左”路线害了他，使他及其家人遭受不白之冤，受了苦，他代表县委向他和我们全家道歉。一个县的大官向我们道歉，我们还有什么想法，共[chan*]党有错就纠嘛，这就是共[chan*]党的伟大之处，我们当然感谢共[chan*]党的英明。这时我姐十分兴奋，急忙找来衣服给父亲换了，她将一针一线为父亲扎好的布鞋从箱子里翻了出来，亲自给父亲穿上，在场人都说她是大孝女，从来不掉眼泪的父亲止不住心中的激动，也掉下了眼泪。

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很和睦,极少发生口角，大家相依为命，互相关照，茁壮成长。我们很尊敬祖婆和父母，特别是我姐对长辈尊敬有佳。她每次上街回来，都要给家人买点好吃的，比如油糍糖果什么的，虽然花不了几个钱，但体现了她的一片心意，大家没有一个不说她好的。在我记忆中最难忘的有这样一件可歌可泣的事情。那是六十年代中期六月的一天，突然天上乌云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头上推来，天色越来越昏暗，空气潮湿和闷热，使人喘不过气来。姐想到父母在水鼻沟薅苞谷草，没带雨具，她急忙从屋里找来斗笠和蓑衣给父母送去，她疾步如飞，没走多远雨就劈头盖脸的打来了，姐继续向前，闪电呈奇形怪状的树枝状向四面八方伸展，将整个天空切割得支离破碎，山风趁势卷着林涛，像海洋的狂澜似的，带着吓人的声浪，从远处嗬嗬地滚滚而来，一阵阵地刮着树，打着板壁打着门，发出恐怖惊人的巨响，有时还扬起尖锐的悲鸣，像山中的妖怪在外巡游一般。姐不顾一切的朝前走，刚疾步黄洪超家厢房时，小水井旁边的两棵青球树和蓝木树突然被狂风刮倒，大姐被压在青球树下，树上无数只鹊鸟无一存活，我们也不知姐的死活，忙去找来砍刀，不顾瓢泼大雨和电闪雷鸣，砍去树枝，去救我姐。姐被压在树枝下，身上的斗笠和蓑衣覆盖在她的身上，全身泡在水里。大家把湿淋淋的大姐抬到屋里，她身上没有伤，人还有气，就是昏迷不醒。祖婆急忙找来衣服给她换了，忙叫人去通知我父母。父母在水鼻沟听到消息后，丢掉锄头匆匆忙忙往家跑，母亲一直哭喊着我姐的乳名：“咪花”。身上不知那些是泪水那些是雨水。女儿生死未卜，怎么不着急和悲伤痛苦呢。父亲知道我姐有气，到公社请来民办医生医治，连续两天姐还是昏迷不醒。又请来阴阳先生驱邪捉鬼，姐才慢慢苏醒过来。屈指一算已是七天七夜。是医生的医疗作用还是阴阳先生驱邪捉鬼作用，抑或是我姐有这七天七夜劫难过程，至今还是个谜。这件事对我震憾很大，很敬重和佩服我姐的孝心。父母叫我们向她学习，孝友忠信。这还用得着父母的提醒，姐的榜样已经告诉我们要做至孝至友的人，有谁还不敬重她呢。

我姐读书不多，但她懂的道理很多，做活拣重的，好吃的让给他人，有困难争着担着，从不斤斤计较。我们和别的孩子吵架，她总是告诫我们要忍让，不要惹祸给父母增添麻烦。我们做错了事，她在父母面前主动承担责任，过后又指出我们不可再犯，再犯了姐也保不了我们。我这个人从小爱读书，嗜书如命。记得在文新学校读书的时候，家里有不成文的规矩，放学后得打一担柴回家才能吃晚饭，或在清晨挑挑柴进城出卖后才能回家上学，这是当时家里困难所逼呀。有天下午放学后，我背着书包别着柴刀就上山去了，我躺在落日余辉斜照的山坡上，把老师当天教的课文复习一遍，还做了几道课外题。晚风吹来，才思敏捷，记忆特别的好，可是天色渐渐黑了，我才晃然觉得今晚没有打柴。没有打柴回家是要挨父母说的。没法子，我只好悄悄地溜回家，走到小水井碰着姐正在担水，她见我肩上没有柴，只是对我笑了笑。我怕父母怪我偷懒不弄柴回家而被挨打挨骂，悄悄绕到房后，将堆放的柴禾抱起来重新堆放，堆柴声传到父母耳朵里，他们就不怀疑我偷懒了。我进屋后，父母还不断夸奖我从小就勤快，还叫我今后弄柴早点回家，不要深更半夜回家让父母担心。我还是感到不安，害怕姐戮穿我在“作秀”，但姐没有当面揭发我在欺骗父母，只是对我笑了笑，使我躲过了一场“挨打受骂”。过后姐诚心诚意地对我说，读书当然重要，黄家在老祖宗辈就出过大秀才，现在爹妈都希望在兄弟间有人出人头地，读书做哪样，读书不光是认识几个字做几道算术题，读书是受各方面教育，包括德、智、体三方面，所以品德是第一位的。品德就是诚实守信，今后不要没弄柴就采取欺骗手段哄大人，这是不诚实的表现。我希望你做一个有文化又诚实可信之人，只要肯学习，学习紧张时就不去弄柴了，我去跟父母说说。姐的一席话，使我懂得了许多。果然，只要功课忙，父母很少叫我上山打柴，我就用心在家做功课，致使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领先。姐，就是这样的姐。她在苦难中出生，在困苦中成长，她不怕吃苦，不怕磨难，铸就了她那贤慧的性格和在困苦中生存的坚强意志。

本文已被编辑[季锋]于2006-7-26　17:12:12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