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正月初二日，天气阴晴不定，但年味十足。我和张观涛、刘永杨、杨胜龙携带夫人，向人们大拜年那样，应邀来到黄仁权家做客，并拜望了母校——文新学校（现叫龙泉中学）。

我们是三十二年后结伴来这里，那些常年翠绿的参天古树掩映下的矮小破旧的校舍早已无影无踪，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校园左侧设计新颖的崭新的教学大楼拔地而起，巍峨壮观；右侧老师和学生宿舍一字排开，漂亮雅致，可与大学校舍媲美。校园正中若大的花坛在教学楼与师生宿舍之间，十来棵绿树含春，无数株花草吐艳，几尊中外著名科学家如李时珍、华罗庚等石雕像竖立在花坛四周。我们走入其中，使人感受到经过几阵春风，几番微雨之后，已经洗去了冬日的沉重，春的温暖和春的色彩渐渐来到人间。过花坛不足十步就是学校的运动场，有绿坪，有跑道，虽然背景象缺少了点什么，但仍不失母校的博大胸怀。

学校早放寒假了，老师大多回家，学生忙着过年，留守看校的是原文新区教办主任覃作章的一家。他见我们到来，主动上前迎接，礼节性相互问候之后，向我们介绍说：现在文新学校规模、设计、布局比过去都好，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县都是一流的，但这里学生不算多，只有六百多人，主要是师资不足，教学质量不如以前，还有这里离县城近，因男娃儿上县城读书的多，所以这里的女生比男生多。观涛听后感慨地说道：覃主任，我是从这里出去工作的，这里是我们这一生读的最高学府，如今母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龙泉百姓和我们这些在外学子十分感激你们。覃作章也感慨的说：我们学校历来感到骄傲的就是你们这些同学，黄书记（我曾在文新区当过区委书记）从这里走出去读过大学，张书记（观涛曾在这里当过区委书记）从这里走出去当过沿河县委书记，现是地委秘书长，杨胜龙和刘永杨从这里走出去，一个是企业家，一个是龙泉乡的名人，你们都是文新学校的姣姣者，是文新学校的骄傲和光荣。我接过覃作章的话说：我们从这里走出去已经三十多年，算不了什么，已过了天命之年，指望就在下一代了。现在母校的环境和条件比我们在校时强数百倍，希望今后多为国家培养些大学生和人才出来。覃作章默默的点头。这时，黄仁权老远催喊着，我们只得向覃主任告辞，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母校。

在回程路上，尘封多年的母校记忆档案柜被我们打开，从脑海里一卷一卷地翻了出来——

卷一：小学旧事

迟戴的红领巾

我是1961年秋插班读文新学校二年级的。那时学校是文新区的完全小学，座落在钟鼓山下敖家河畔，横竖两栋木楼掩映在十来棵常年翠绿的古树中。我们就在这木楼里上课，接受学校老师的教育。右边是文新区粮管所，每当秋收过后，成群结队的社员来到这里交售公粮，增添了学校一道风景。

我插班读书不久，就离开学校前往井堡池舅舅家读私塾，一个月后学校老师冯仁德知道了，把我遣返回学校，并给我留校察看一年处分，搞得我抬不起头。为了争取进步，我勤奋学习，认真表现自己，但无论我的学习成绩如何的突出，表现如何的好，三好学生就是轮不到我。我也不知道留校察看处分有多大的利害，就向学校少先大队申请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后来见到全班同学都戴上了红领巾，唯我没有。我不服，就去问负责少先队的老师，他说我的处分还没解除，等一年后再说吧。我说我读私塾没有耽误学习，在学校的表现大家是看到的，为什么不能入？他说看来你的认识还不到位，如果说大家都去读私塾，社会主义的学校还办不办？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还培不培养？你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离开学校，校规校纪还要不要？你回去反思一下，认识清楚了，好好表现，一年后我们少年先锋队随时都欢迎你进来。我心里犯咕，没想到我的问题那么严重，我只好退出老师的办公室。

我想加入少先队是没指望了，但那红色的诱惑时时缠绕着我，我只好默默无闻的读书，默默无闻的表现。

记得在我读三年级第二学期的一天，佩两根红杠的少先队女中队长先德娥叫我写入队申请，我说我的问题严重，怕批不准。她说你那是什么问题呀，无非是读了几天私塾嘛，你的表现在班上是好的，学习成绩也优秀，早该是少先队员了。后来我又去问班主任，他说全班只有你不是少先队员，只要你加入了，我们班就是一片红，你申请吧，根据你的表现一定会批准的。于是我忧心忡忡地向少先队写了入队申请。

1963年的“六一”儿童节的前夕，少先队小队长告诉我，说我加入少先队被批准了，并叫我在“六一”儿童节准时参加入队仪式。到了“六一”儿童节那天，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列，戴上了红领巾，举起右手向队旗宣誓：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不但实现了我一年多的梦想，而且实现了全班一片红，班主任向我祝贺，同学们也向我祝贺，当时我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哦。

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代表着少先队的标志。虽然对于我来说来得不容易，但我拥有了迟到的红领巾，也觉得是一件无尚光荣的事。说来也怪，我一个迟戴红领巾的学生，在我高中毕业离校半年后，文新学校还聘请我为少先队校外辅导员，一直到我上大学之前。

“坏书”和“黄色书”

我从小就酷爱读书，可说是手不择卷。

那时，学校有间小小的简陋图书室，藏书少得可怜，以连环画为主，什么《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上甘岭》、《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方面的红色连环画最多。我常到图书室去，所有书我几乎都看过了，学校很少增添新书，我只好到处找书看。

就在我加入少先队不久，我去幺爷家玩，见桌上有本《孕期保健知识》，书上介绍的是妇女怀孕和孕期保健方面的知识，还有胎儿在母体的生长发育图，觉得好奇，就悄悄地揣进了书包带进了学校。平时我不敢看这本书，只有等同学们都离开了教室后偷偷的看。后来不知是那个同学知道了告诉了张玉英老师。一天课间休息十分的时间，同学们都出去玩去了，我就埋在桌子上看这本书，张老师趁我不备，突然站在我面前对我说，黄修奎你看的什么书呀？我说连环画。她说给我看看？我不好意思的递给了张老师。她看后沉着脸对我说，好呀，你把坏书带进了学校，放学后你到我办公室来说清楚。说着就把我那本《孕期保健知识》带走了。

放学后我到了学校办公室。办公室只有张玉英老师一个人在。我站在她的身边，准备接受她的训斥。可她叫我坐到旁边的椅子上。我没动，仍站着。她见我固执，就和风细雨的对我说：你现在还小，不宜看这样的书，这种书只宜大人看，你才戴上红领巾，各方面都要做出表率。我说这本书是我幺爷的，要还给他。她说不行，这本书没收了。我问张老师这本书真的是坏书吗？她说刚才是我吓你的，没有那么严重，你们低年级的小学生不宜读这本书，它是妇幼保健知识方面的书，你看了也不懂，同学们还会笑话你，你长大成年后是可以看的，但现在不能看这类书。经过张老师一番教育和劝说，我只得服从，然后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办公室。

其实我家藏书比学校还多，全是繁体字的线装书，是我老祖公留下的传家宝，因我祖辈和父辈大字不识几个，堆在老房的书柜里，很少有人问津。我从小还爱翻箱倒柜，就去翻老房屋里的书柜，把那些旧书一本一本的翻出来，囫囵吞枣地看一遍，有看得懂的，但绝大多数看不懂。最后我查到一本民国初期上海商务出版社出版的《今古齐观》，可以横读，于是我把它带回家，那是本古典艳情小说，繁体字多，读起来很费力，看后也是似懂非懂，我时不时地翻来看看。为了显示我家过去是书香之家，在读四年级的时候，我把《今古奇观》带到学校悄悄看。后来有个别同学看见了，觉得好奇，也借去看。过几天，这本书还是被梅再智老师发现了，连人带书地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她问我这本书从何而来？我说是从我家老房子的书柜翻出来的。梅老师听后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她说这本书是艳情小说，黄色书，国家禁止的，不准你们学生看这类书。这种书不仅对你们没在益处，反而会害你们。你们要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应多看些革命书籍，如图书室里的连环画呀、革命小说书呀，好的文章呀，这不但对提高你们思想觉悟有帮助，而且对提高你们的写作水平有帮助。学生嘛，多看书是好事，不过读书须择好书读，不然会错用功夫，到时是后悔莫及。我听了梅老师话，知道错了，并向她保证今后再不看这种书。梅老师听后高兴道：知错就改就是好学生，这本书学校没收了，我相信你一定会读到许多好书，增长你的知识，将来定会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记住了梅老师的敦敦教诲，一直到高中毕业都没有读过这类书。

两年后，我在一位男老师的寝室里见到了我那本《今古奇观》，我问这位老师这本书怎么在这里。他说是梅老师从一个学生手里没收的，我在办公室看见了，就拿来翻看。我说这不是黄色书籍国家禁止的书吗？他说是呀，学生是绝对不许看的，没有一定鉴别能力的人也不能看这种书，不然就会中毒，好像人服毒药中毒那样，中毒深了就难得医治。我又说老师你不怕中毒吗？他说他有鉴别力，怎能中毒呢。我说这本书是梅老师从我手中没收的，我早先看了，怎么没有中毒呢？他反复把我看了看后问我，你想收回去吗？我说学校收都收了，我怎能收得回去呢。他说对了，学校没收就没收了，你也要不回去。

我无奈地看着这位男老师。

“模式战争”与“红色教育”

1963年4月25日（星期四）的早晨，我们正在上课，突然学校一阵紧急钟声，同学们不知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在上课老师的催促之下，全校同学赶到操场紧急集合。各班以纵队排好后，负责少先队工作的老师主持发话，他说：台湾国民党蒋介石正想反攻大陆，美国鬼子正在侵略越南，假设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打响，我们学校左边山坳里山坡上就是模式战场，现在战争已打到了家门口，同学们，你们说该怎么办？主持老师的话音刚落，一个高年级的同学声音洪亮而斩钉截铁地说，消灭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义，把美国鬼子从越南赶出去。接着同学们也跟着高喊：消灭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义，把美国鬼子从越南赶出去。主持老师听后高喊道：同学们，你们“立功”的时间到了，前面就是战场，冲呀。主持老师一声令下，同学们蜂拥式的朝大面坡方向的山坳里及山坡上扑去。

这是一个春的早晨，红霞碎开，金光一道一道的射出，横的是霞，直的是光，在天的东方织成一部伟大光华的珠网，学校旁边的山坳里山坡上的树木、野草都由暗绿变成了翡翠。全校二百多号同学顾不及绚丽多彩的早晨，按粉笔画在羊肠小道箭头符号前进，当我们来到一个三叉路口时，有的同学在路边草丛中活捉了一名敌兵（纸壳写着“敌兵”二字），接着有的同学在石缝中活捉了一名敌排长。无可怀疑，战斗已经开始，不见敌方任何枪响炮轰，只听到同学们呐喊声和欢笑声，有的说他捉到了白崇喜，有的说他活捉了越南西贡伪政权总统吴廷艳，有的说他活捉了一名敌军长。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敌人大部份被歼灭，大家准备收场，主持老师说战斗还没结束，因为蒋介石、肯尼迪、艾森豪威尔还没有抓获。于是同学们开始搜山，不一会，高年级的同学在一个小山洞里活捉了蒋介石，在一棵大树洞中抓到了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同学们大获全胜，高唱着凯歌返回学校。第二日下午，学校召开“庆功”会，对活捉“敌排长”以上的同学“记功”发奖。捉到“蒋介石”、“吴廷艳”、“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的奖励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活捉敌军长以上的奖励一支钢笔。活捉敌军长以下的奖励一个小笔记本。我在这次模式战争中，连敌士兵都没捉到一个，什么功也没有，觉得有趣，老师发奖给有“功”同学的时候，我们就在下面使劲的鼓掌。说句大实话，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不可思议的，就在这年的11月，越南伪总统吴廷艳自杀了，但越南战争是越来越烈；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剌杀身亡，副总统约翰逊登上了美国总统宝座；国民党蒋介石还盘居台湾，整天叫嚣着要反攻大陆，福建前线解放军只好每天炮轰金门岛，国民党也不甘示弱每天向大陆放炮，互相恫吓。

那时候，文新小学的政治空气很浓，上政治课，唱革命歌，听讲革命故事，还经常请对旧社会深仇大恨的老贫农来校作忆苦思甜报告，请革命老干部作革命传统教育。

我在读四年级时，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剥削劳动人民图片展在文新区粮管所举行，同学们轮流去看了，那个刘文彩真万恶，侵占百姓田地，霸占民女，向百姓收租，逼死不知多少人，而他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菜要吃鸭爪鸡爪，衣要穿绫罗绸缎，他个人衣服就有一百七八十件。同学们看后，体会很深，世界上只要有这样万恶的恶霸地主存在，人民就要受苦受难。不久，学校又请来一位近六十岁的老人来校作报告，只见他白发依稀，那饱满面额上皱纹深深的，向我们透露出他过去历经受苦受难的岁月。他在台上向我们全校同学说，在万恶的旧社会，他家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一天他那不足十岁的女儿外出讨饭，见到一个地主老财家在晒霉米，她饿得眼冒金星，顺手抓了把霉米吃了，地主老财更说我女儿偷了他家的米，活活将我女儿打死，是共[chan*]党来了，全国解放了，劳苦大众分到了田地，他家才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所以他痛恨万恶旧社会，感谢共[chan*]党和毛主[xi]。第二天班里的政治课老师组织大家讨论，有的说不忘过去苦，牢记血泪仇，提高警惕，防止地主阶级的复辟，要不然我们会受二遍苦，受二茬罪；有的说过去老百姓为什么受苦受难，一是旧制度腐烂，二是用腐朽的旧文化愚弄百姓，所以我们从现在起要好好学习，掌握过硬本领，扫除人间邪恶，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我过去不爱说话，常少言寡语，同学们的发言只好记在心里。不久，学校编成了一个话剧，叫《十粒米一条命》，抽几个同学演，由于演得逼真，还让不少同学掉了泪。

文新区粮管所的所长刘德才也给我们作过革命传统报告，因为他参加过抗日战争，打过日本鬼子，参加过解放战争，打过国民党军队，他受过伤，立过功，他讲得绘声绘色。有几位同学听后很认真地对我说，如果我们生长在那个时代，也可以上战场与敌人真枪实弹的干，多消灭几个敌人，立功受奖，当个战斗英雄。我开玩笑对他们说，我看你们只能是逃兵，当不了英雄。大家没当回事，一笑了之。

在五年级时，有一天，学校请来一个说评书的，他口若悬河地给同学们讲《红岩》中的故事，讲得十分精彩动人，赢得老师和同学们的阵阵掌声。可是过不了多久，有人传说他是特务，在沿河县中学说评书时被公安局抓了。此事对我们震动很大，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我们无法分清，从表面看那个说评书的就是好人，怎么可能是坏人呢，如果真正要把好人和坏人都分得清，只得靠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了。

学雷锋做好事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xi]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之后，同学们整天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这支歌，学校不仅组织我们学习雷锋同志的先进事迹，而且号召我们学习雷锋做好事。不久学校就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人人争做好事蔚然成风。同学们在路上拾到什么东西都交到学校办公室，有钱有笔有手绢还有手表，每天都可看到有同学和群众去办公室领取东西。过去是每周两次大扫除，卫生还是不好，现在是不见人打扫卫生，教室、操场每天都很清洁。后来我发现是同学们暗地做的好事。有的同学为了以实际行动学习雷锋，半夜约几个同学起来，就把自班教室、学校的走廊、操场、坝子卫生全打扫了，然后去睡觉。第二早上起来，学校清洁卫生了，老师还不知道是谁做的好事，就是有人知道告诉了校长老师，但这个同学不承认，甘当无名英雄。

这样的事我也做过。那是在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的大部份同学都住校，我看全班的同学都做过许多好事，而我做的好事是屈指可数。一天，我约几位同学当晚半夜起来也打扫回学校卫生，这几位同学表示同意。半夜起床，夜静着，学校熟睡了，大地熟睡了，月的清辉笼罩着大地，我们蹑手蹑脚来到教室，打着手电悄悄地把教室扫了，悄悄地把老师们的办公室打扫了，正准备打扫公共场所卫生，只见其他班的同学也不约而同的来到这里打扫卫生，大家打着手电，互不吱声，很快就把学校所有环境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悄悄地回到自己的被窝。

做这样的好事成了习惯，老师每天都在黑板报上写道：昨晚又有几位无名英雄把学校打扫得干干净净，全体同学要向他们学习致敬！

除了打扫卫生做好事，同学们还乐于助人。有的同学二人一组、三人一群地到邻村帮助有困难的社员家庭，帮助打柴担水扫卫生，这些农户传告学校，学校对这些同学给予了表扬。

可是我们班有个同学比较懒，也不爱做好事，眼看同学们为当无名英雄而沾沾自喜时，他却很不服气，他说你们很虚伪，要做好事，我做个给你们看。于是他从家里带来了一支钢笔交到学校办公室，他说这是他从校门口拾到的，叫了半天无人认领，所以就交到学校。老师把他做的好事登记下来，还上了光荣榜，但这支笔永远无人领取。到了小学毕业，他才把真象告诉了我。

初当演员

我自幼记忆很好，背功特强，不说一篇课文看了两三遍就可倒背如流，起码也能熟背如流。由于有此优点,学校要搞什么晚会，叫各班组织文艺节目，我就是首选。班主任不是选我长相，而是选我背功。

那时老百姓重男轻女，不喜欢送女孩到学校读书，学校的女生就少得可怜。我们班只有一个女生，她是先德高老师之妹，煎茶明溪人，叫先德娥，是跟随先老师来文新学校读书的。再说我们班上的男同学除谯神位是机关干部子女外，其他的全是农村人，大家都不喜欢出头露面，学校组织文艺比赛，我们班以男生大合唱为主，间有我的诗歌朗诵、快板、数来宝什么的，还有先德娥的剑舞，由于节目太少而单调，很少拿到奖。

我有背功优势，诗歌朗诵、打快板，说数来宝，讲相声，是非我莫属。这些节目没有一定背功是拿不下来的。

从二年级起我就开始登台了。刚开始时心里有些发慌，表演得不够好，随着上台次数的增多，胆子就大了起来，也觉得无所谓，戏也演得越来越到位。不久学校梅再智老师发现我是个“人才”，就叫我参加了学校的宣传队。

学校宣传队是从各班抽来组成的，以女生居多，我们班就抽我一个。

参加学校宣传队意味着要多付出，因是业余的，每天放学后要留下来接受训练一个小时，有时候晚上也没放过。

学校组织排练节目，主要是歌颂毛泽东主[xi]和劳动人民的，有独唱，有男女二重唱，有合唱，有舞蹈，也有话剧。我仍以诗歌朗诵、快板、相声、数来宝为主，也排演话剧。演话剧我都是当配角，主角从未沾过边。

记得有次龙兴场赶集，我们上街演出，场上赶集的人并不多，一阵锣鼓之后，人们都围到戏台前，一曲男女二重声演唱后，接着是一曲新疆舞，是歌颂毛泽东主[xi]的。我登台演的话剧，装扮美国总统“约翰逊”。这个“约翰逊”也是配角，“约翰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在台上大声叫道“我要霸占全世界”。接着亚非拉人民高举各国的旗帜，大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然失败，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然后高喊着打倒了美帝国主义口号，把侵略越南的美国鬼子追得团团转，最后被彻底消灭，“约翰逊”只好退出历史舞台。由于我们初露锋芒，赢得观众阵阵喝彩。演戏一结束，有的人就围过来说我演“约翰逊”绝了。不过他们又问我怎么演坏蛋呢，演好人多好呀。我说这是老师安排的，反正是演戏，是教育人和鼓动人心的，演什么都行。有个我不认识的人开玩笑地对我说，你们听说过美国总统约翰逊喊过要霸占全世界吗？现在美国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如果你们这些人有如此本事，干脆把你们派到越南去，早点把美国鬼子赶出越南算了。我旁边一个观众却认真地对大伙说，这是演戏，你们也当真。说着他就离开了人群，我也和宣传队回到了学校。

文化扫盲员

我读到五六年级时，上级对扫盲工作抓得很紧，经常派人到各地检查扫盲工作。那时候农村有文化的人不多，要扫除文盲，还缺少扫盲员，区里和公社的干部就打学校的主意，学校要服从区里管，也就答应了。我们是高小生，做文化扫盲员足之够了，于是学校就把五年级和六年级这两班的同学分成若干小组，安排去邻村扫盲，还说这是政治活动。因为我们还是学生，又面临读高小很快就要毕业，学习很紧张，虽有些不乐意，但是政治任务，只得服从学校安排，利用星期六的晚上到邻村去做本不属于我们的扫除文盲工作。

我和班上另一个同学（现记不清他的名字）负责龙兴场街上百姓的扫盲。这街上过去和现在都很重视教育，教书的和外出工作的就有三四个，真正的文盲只有那些从外村嫁到这里并上了年纪的妇女。这些家庭中，有的子女在读小学，有的子女在读初中，还有的子女在读高中，他们用不着我们去扫盲，算去算来真正需要我们去扫盲的只有两户人家。其实街上生产队本身就有扫盲学校，文盲和半文盲的社员晚上都到扫盲学校上课，我们主要是对有文盲社员补补课，没有其他组同学的任务重。

那时农村没有电灯，晚上靠煤油灯照明。

根据队长安排，我们负责队长家的扫盲，因他是个半文盲，队长夫人是个全文盲，而且队长的事情多，集体的事他要安排，生产队百多号人的吃喝拉撒他也得管，很少有时间上扫盲学校。我们想只要他家欢迎，到他家也是很高兴的事。我听有的同学说他们去扫盲，许多人家是不欢迎的，有的还被从文盲家里赶了出来。

我们第一次到队长家，全家刚吃过晚饭，队长夫人很热情，给我们烧了两个红薯吃。那时搞集体生产，群众生活不富裕，人家给你两个红薯吃算不错了。过后，他们翻出扫盲课本读给我们听，读错的地方我们把它纠正过来。队长还叫我们教他们写字。其实我们写字也不规范，不敢当他们的老师，只是教他们打笔划，辨别字写得对错而也。在五年级的后半学期，逢星期六晚上都去队长家，有时队长在有时队长不在，有时队长和队长夫人都不在，常有扑空的，因是政治任务，也得去做。

到了六年级，同学们对做扫盲工作很不乐意，给学校提了许多意见，不知是当年扫盲风头已过还是其他什么的，学校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们再也不当扫盲员了，一心扑在学习上，时刻等待着小学六年级的毕业考试，迎接着盼望以久的初中时期的到来。

卷二：风云记录

小学毕业生的迷茫

1966年我小学毕业后，全国上下正按中央的5·16通知精神掀起文化大革命,德江中学正组织红卫兵到全国去大串连，到北京去接受毛泽东主[xi]的检阅。而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小学生，就没有了升入德江中学的指望。学校的张羽义校长安慰我们说，德中要招新生的，你们的升学考试成绩已上报到县教育局了，到时德江中学会通知的，你们回家等着吧。

我只好回到家中等候德中的《新生入学通知书》。

几个月后，文新学校通知我返回学校上课。我问是德江中学还是文新学校？教务处主任李进文老师告诉我说是回文新学校上课。他还说德江中学暂时不招新生，按县里的要求，你们得返回原校复课闹革命。于是我迷迷糊糊地回到了文新学校，跟随下一班的同学上课，同学们称之为读七年级。七年级读完了仍不能升初中，就再跟下一班同学上课，这样三个班的同学合成了良莠不齐的一个班读八年级。惺惺惜惺惺，张强是这时候与我同班的，不久我俩成了最好的朋友，这是后话。这三个班的同学小学毕业后大部份都回家参加劳动去了而再也没来上学，所以三个班合起来的同学并不多，只有三十六个。过去我读小学时班上的女同学先德娥不来学校了，换了另外两个女生，一个叫龚世霞，一个叫张翊娥，她俩都是干部子女，农村的女孩很佩服她俩能有继续读书的机会。因是复课闹革命，学校没有正规上课，离家较远的比如塘坝、岸山、黄泥溪、国家山的同学住校，我和近处的同学都是走读生。

学校复课后，小学部读毛主[xi]语录，我们就读“老三篇”，要不就复习六年级的语文，老师教教语法，练习作文。数学课老师教我们初中一年级的数学，因是新课，学起来多少有些兴趣。同学们都不理解，就到校办去问张羽义校长为什么不安排正规课本让我们学？有个激进的老师说，难道毛主[xi]的书不是正规课本？当时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谁敢回答，除非他吃了豹子胆。这个老师反问得同学们哑口无言，谁也不敢回答。他还说现在是叫你们来复课闹革命，而不是叫你们一心只读圣贤书，过去封资修的东西在学校占了上风，现在是清算它们的时候了。他告诫我们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持阶级斗争为纲，与封资修的东西划清界线，一边读书一边参加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做一个又红又专的学生。我们不愿听他的深深“教诲”，把希望寄托在张校长的身上，只见张校长满脸苦笑地坐在一把椅子上一言不发。同学们一片茫然。我想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到处都在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一官半职的人自身难保，张校长哪敢正面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呀？大家迷惑了半天，只得无可奈何地退出了办公室。

张校长：向我开炮！

1967年春学校开学不久，德江中学来了两名红卫兵，在文新区发动群众开展文化大革命，并要求我们学校组织红卫兵。张校长依言，就发动同学们自行组织。于是学校就组织了两支红卫兵队伍，一支叫卷巨澜战斗队，是张校长亲自组织的，我就参加这支队伍。一支叫井冈山战斗队，是由几个同学自行组织的，不久这支队伍解散合并到卷巨澜战斗队。

红卫兵战斗队成立后，大部分同学身着没有帽徽领章的绿军装，手臂佩上了红卫兵袖章，胸前别了颗毛主[xi]像章，背着毛主[xi]语录包，成天唱着《毛主[xi]语录》歌，但学校运动就是开展不起来。后来县里来的红卫兵把县委副书记张昌富弄到文新来批斗，还叫区里蔡万寿书记向步纪区长陪斗，由此点燃了文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但学校行动还是比区卫生院慢，县里红卫兵到学校对师生们说，文新学校阶级斗争的盖子为什么揭不开，问题就出在张校长的身上，是他一手捂住了。经过他们的“教育”，张校长终于“觉悟”了。一天，一阵喇叭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毛主[xi]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后，张校长对着喇叭喊道：革命的老师们、红卫兵小将们、全校的师生员工们，我校的文化革命为什么开展不起来，关键是我的问题，请你们向我开炮吧！向我开炮吧！有点哀求，有些无奈。这不是张校长一喊真灵，而是运动的异常发展，他自己带头起来革自己的“命”，把“革命”的大火首先烧到自己头。第二天张校长就被揪出来了，第一个上台检举揭发他的是那个激进派老师，他说他原本是个“道士先生”，敲木鱼唱戏的，到处搞封建迷信活动，自从他钻入革命队伍后就成了传授封资修的带头人，在学校向学生传授封资修那套，腐蚀老师和同学们的思想。张校长对他过去做过“道士先生”供认不讳，诚恳地接受老师们和红卫兵小将们的批判。后来老校长黎克俭也被揪出来了，说他不仅是走资派，而且还有历史问题。由于斗争复杂性增多，在老师和同学中分成了两派，有的要保张羽义，有的要保黎克俭，有的说两个都该打倒，非把他们打下十八层地狱，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今天我叫你是保皇派，明天你叫我是保皇派，对此两派同学经常争吵不断。当时县城的“工造指”（工人造反指挥部）和“县联指”（县联合造反指挥部）成天相互戴着藤帽，手持木棍钢钎，叫喊着“文攻武卫，争锋相对”口号，唱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毛主[xi]语录歌，在大街上流行示威，互相武斗，把县城打得乱七八糟。这股余波也影响到文新学校。但文新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则比县城文明，只许文斗不许武斗，斗争没有达到波澜壮阔的地步。但两位校长的“觉悟”相当高，无论哪派叫去批斗，都主动到场，并把头低下九十五度。过了一年半后，不知是为啥原因，两位校长都被解放了，那个最激进的老师反倒成了阶级敌人接受大小会议的批斗，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

张连录当上了区革委

1967年4月14日，德江县委、县政府的权被造反派夺了，消息传来，文新区机关、学校、邻村的干部职工、老师学生、社员数千人到学校操场集会庆祝，会场上是红旗招展，口号喧天，庆祝我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

过了七八天，区机关的造反派也要夺区委区公所的权。

一天，我去区粮管所玩，区机关所有的造反派头头正在商定夺权方案，粮管所一个姓简的干部，名字我记不清了，他当时就反对夺区委区公所的权，他说区委区公所是共[chan*]党基层政权机关，自己夺自己的权算什么本事，按这种方式造反夺权，他反对。大家说他是保皇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走狗，他无法与这帮人辩，气忿地扛着他那派的旗帜走了。

第二日早上，我到学校上课，刚到学校同学们就相互传言，说昨晚区机关的造反派夺了区委区公所的权，蔡万寿书记和向步纪区长被挂了起来（指不再履行职责），还说我们班班长张连录当上了区革命委员会委员。一个十三四岁的学生当上了区革委，真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当日下午学校召开夺权胜利庆祝大会，证实了张连录当上了区里的官。张区委还上台讲话，他说他昨晚参加了区里夺权，革命造反派一举夺下了区委区公所的权，革命的大权又回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中。

张连录是塘坝人，住校生，别看他年龄小，个儿却比我高，走起路来神采奕奕，说话出来声音洪亮，同学中有羡慕他的，有嫉妒他的，更有瞧不起他的。他当上区革委后，官气十足，常去区里开会，和区革委的大人们一道研究区里的国家大事。上面说毛主[xi]有什么最新指示，他是学校第一个得知之人，然后告之学校校长，校长马上就组织师生庆祝；有时毛主[xi]的最新指示半夜得知，所有睡了之人都得起床，举着夜晚看不见的红旗，打着手电，敲着锣，打着鼓，喊着口号上街游行庆祝。当时不得不参加，这是对毛主[xi]的态度问题，谁敢吊歪，要不有顶帽子等着你戴。

“历史反革命”与“现行反革命”

学校的运动步步深入，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也成为运动的主要目标。

造反派夺了区委区公的权后，张羽义校长仍属被批斗之列，但仍不过红卫兵小将的瘾，又从老师队伍中挖出了一位暗藏多年的“历史反革命”——朱尚荣老师。朱老师老家在闹水岩，他和他家过去的历史同学谁也不知道，都是那位激进派老师说出来的。朱老师不仅被挂牌弄到学校里斗，还被拉到龙兴场上斗，斗一阵又把他挂了起来，不让他上学生的课，怕他把学生教成“反革命”。

有一天，先德高老师和一位党员老师辩嘴，他说这位老师不够共[chan*]党员资格，只能是“造粪机”。他说话随便，话一出口就惹出天大的祸。这位党员老师马上抓住了先老师的“辫子”，说他长期以来就对共[chan*]党不满，污蔑共[chan*]党员都是造粪机，是典型的现行反革命，第二天批判先老师的大字报就出来了。学校里的学生造反派也不分青红兆白，就把他抓起来批斗。但先老师不服输，在挨批斗中反复说是这位老师断章取义的陷害他。学生造反派那听他的辩护，还把弄到各班轮流批斗，个别班批斗时还让他口含稻草，如此地对待他这个“现行反革命”。

同样的厄运也跳脱不了同学。

文化大革命掀起不久，全国上下大搞“三忠于”“四无限”，农村取缔了农家的“香火”，堂屋挂上了毛主[xi]像，机关学校的办公室、教室、宿舍，工厂的车间和工人宿舍，都得挂上毛主[xi]像，吃饭前，工作前，上课前人人都得向毛主[xi]鞠躬“请示”，人们把毛主[xi]当作天上的神来供奉着，谁也不敢得罪，得罪了他就是得罪神。1977年7月的一天，天上下着大雨，好玩的四年级同学李甫尧抱只篮球到教室里打，无意中把篮球砸在黑板上面的毛主[xi]画像上，有几个同学的“阶级觉悟”相当的高，立刻把他抓了起来，说他是“小小现行反革命”。但有的同学不服，说他是无意的。李甫尧也为自己争辩。同学们造反已经造疯了，哪管你哪套，照批斗不误，还说安季宣老师从文新学校调到城关一小后，找几张过期的报纸抄写大字报，有天有个同学发现抄写的“打倒资产阶级走资派”几个字正好在报纸背面毛主[xi]的头上，还是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来对待，弄去批斗，弄到大堡街上游街示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安老师调到了铜仁地区卫生学校，1992年我去拜敬她，说到此事，她深有体会。她说同学中好的还是大多数，在她受批斗中，始终有个姓陈的男同学保护着她，后来听说这位陈同学成了救火英雄，她一直感激这位姓陈的同学）。李甫尧活该倒霉，被低年级的同学经常弄去批斗了一个多月才停息。

这期间，有的老师和同学有了丰富的“斗争经验”，疯狂到了极顶，批斗学校老师和同学不过瘾，就到社会上去寻斗争对象。八一大队三房寨生产队有个“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叫谭世美的，四十多岁，家很穷，住在现龙泉乡农技站旁边茅草房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当过基层政权的“师爷”，属于“四类分子”之一。有的同学知道了，就想把谭世美揪到学校里来批斗。他们组织一帮人去了，知道谭世美在家里但门却被反锁着，叫了半天他就是不出门，他们就手持石头砸门，砸房顶，把房顶砸穿了，茅草飞了起来，谭世美躲不过同学们的胡作非为，只得出门，被几个激进的同学五花大绑带到学校，接受老师和同学们的批判斗争，过后学校所有同学都知道他是“四类分子”，每逢批斗校长都去叫他来陪斗，后来发展到个别同学在何处见着他，都像对待疯子一样欺负他，他也无法躲过文新学校几个同学对他的“仇恨”。

破“四旧”

“不破不立，破就是立”，这是毛主[xi]说的。可造反派们利用毛主[xi]的这句话，对不顺眼的东西就去砸就去毁，凡是封资修的东西都不能留在世上。

龙泉坪是德江最早的县城，有近六百年历史，那里有座寺院，据说寺院的柱头是马桑树，菩萨多是马桑雕刻的，因那是封建主义的产物，学校激进派老师就带着同学们到那里去破“四旧”，把寺院里供奉几百年的几十尊菩萨推倒毁掉了。龙泉坪后面有座大山叫仙山，解放前这里有和尚和尼姑，香火不断，解放后这些和尚和尼姑不知到那去了。我和同学们觉得好奇，齐往仙山爬去，然后穿过二百多米仙山水渠涵洞，就到了仙山。我们到了那里，只见山里有山，林木叠翠，另有二座如笋山峰巍然独秀，两峰峭壁之间夹一深谷，谷底似有嗡嗡鸣声，时幽时响，神奇而又可怖。从山脚到尖顶都是悬崖峭壁，要想上尖顶，必须爬古人嵌在峭壁上刀梯，这些刀是如何嵌在峭壁上的，至今还是个谜。同学中个别胆子大的试着爬上去了，然后叫喊着同学们不要怕，从刀梯上爬。后面也有十几位胆子大的，分别朝两座山峰爬去，口里还唱着毛主[xi]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也爬上了一座峻峭山峰，到了尖顶，往下一看，下面就是万丈深渊，心里有些着慌，不敢继续往下看。在这二座山峰的尖顶上，虽然面积窄，但每座尖顶都有一座庙宇，供奉着几尊菩萨。这不是封建的东西嘛，个别同学就把菩萨统统推入了万丈深渊，菩萨“受难”在悬崖上的滚打声迂回在山涧峡谷里迟迟不得散去。

现在想起来，当时同学们受红色诱惑过度，愚妄过激，不知这是历史的遗产加以保护，一味认定这是封建的东西肆无忌惮加以破坏，太可悲，太愚妄了。如果这些东西不被破坏，不但会彰显德江古城丰富的历史文化，而且会给后人留下宝贵财富加以挖掘，为德江旅游事业的发展提升一个新的高度。

驻校“贫宣队”

学校的文化大革命闹了一阵子以后，县城中小学派去了工人阶级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农村学校则派去了贫下中农宣传队（简称“贫宣队”）。文新区革委也派来了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了我们学校。我们学校贫宣队实际上只有一人，他就是后来留到学校任教的唐忠美老师。他是敖家河生产队的人，只有高小文化程度，但他很有口才，大脑灵活，又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号召力，区里派他来是有目的的。

贫宣队进驻学校后，没有支持这派反对那派，而是要求各派要联合起来，要搞大联合，搞大团结。贫宣队是按照党中央和毛主[xi]的指示带着政治任务下的，老师和同学们哪个敢说不听。所以学校没有像以前那么闹了，没有今天批斗这个明天批斗那个了，都静下心来反思以往的思想和行为。但阶级斗争还得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嘛。他组织老师们和同学们开展斗私批修，要人人过关。他在大会上跟同学们讲话，要求每个同学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的接班人。净是些政治套话。学校还组织老师们和同学们反复学习“老三篇”、《反对自由主义》，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写心得体会，彻底与资产阶级思想决裂。如此搞了几个月后，该解放的校长解放了，该解放的老师解放了，学校恢复了正常上课，贫宣队的队员唐忠美留了下来成了我们的正式老师，上起了小学五年级的语言课。同学们开玩笑地说，这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结果。其实，我们这些复课闹革命的学子也希望早点结束运动，免得继续闹腾影响我们的学业。

台湾气球之谜

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纪念日。

清早起床，天上飘着濛濛雨丝，我正准备洗漱后上学，参加当日的学校组织的国庆活动。

这时幺爷从家里走过来对我父亲急切地说，石坝子刘安芝的房屋和一块自留地被一个若大的气球罩着了，可能里面有定时炸弹，得赶快向上级报告。我父亲说先到石坝子看后再说。于是我和父亲、幺爷来到石坝子刘安芝家，却见一个很大很大的白色气球已经陷饼了，半边罩着的半栋木房，半边覆盖着半亩土地，在气球的中央还有一个小铁箱。周围看热闹的人并不多，只有村里的几个干部，因大家怀疑当中那个箱子可能是定时炸弹，谁敢靠近。还是幺爷的警惕性高，马上派何朝廷（当时的民兵副连长）到公社报告。

不一会，区武装部长杨承海带着区乡干部来到现场，他也不清楚当中那个箱了是什么东西，但为了安全起见，他命令寨子上的群众要远离气球五百米，等县里派人来认定后再采取措施。

区武装部长来现场前也电话报告县革命委员会。过了一个小时，县武装部来了七八个解放军，县武警中队来了一班战士，经认定这是台湾放过来的气球，当中那个箱子是一个发报装置，还有一些台湾国民党的策反传单，可能还放有特务过来，要求文新区组织民兵搜山。

于是，杨部长命令文新公社武装部长，将全公社民兵和文新学校高年级的学生立即组织起来，到良家坝深山老林里去搜索特务。公社武装部长照做了。

县武装部来的解放军将气球收拾好，说还要将气球送到贵州省军区鉴定，留下县武警中队的战士在良家坝搜索敌情，他们则抬着收拾好的气球进城了。

那次我们班有近二十名男同学没有参加学校里的国庆活动，按区武装部的命令，把我们班分成六个组，分别到六支民兵队伍中，参加良家坝的搜索台湾特务活动。

我是参加幺爷这支搜山队。我们从岩家上坡，翻上官山，再过八字岭，一路搜去，大家累得精疲力竭，连特务的影子也没见着。

下午五点半各支搜山队伍到良家坝大队部集中，各队也是一无所获。武警中队的战士也搜索了一天，吃过晚饭后，空着手回城了。

后来《德江县志》的大事纪中，专门记载了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台湾气球飘落良家坝这件事。但有人对这只气球是不是从台湾飞过来的，至今还置疑。因为中国这么大，一只气球偏偏落到偏僻的良家坝，其他地方有没有类似的气球飘落，没有看到过报道。那时候全国上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轰轰烈烈的开展，有的地方派造反派相互武斗，动用了步枪机枪，打得乌烟瘴气，在武斗中还死了不少人，中央为了平息各派之间的武斗，采取飞机撒发传单的方式，阻止人们武斗，那时节隔两日就可以看到飞机从我们头顶飞过，撒发着传单，人们争先恐后地到田边土角拾传单。这气球是否派系组织所为，也很难说清。但台湾国民党策反传单作何解释呢？自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蒋介石战败后，一直盘踞台湾，一直在叫嚣反攻大陆，妄图夺回已失去的江山，趁大陆一时混乱而采取的一种策反手段。但这种手段在大陆是不得呈的。因为国内造反派无论那派都是孝忠毛主[xi]的，当年毛主[xi]一声令下，全国武斗就停了下来，策反只是妄费心机。至于有没有特务从气球上落到良家坝，至今还是个谜。

卷三：初中往事

迟读的初中生

复课闹革命快两年了，我们能不能继续升学学校只字未提，有的同学认为读书无用，不如早点退学，于是打了退堂股，不再来上学了。而我们大多数同学还在观望、等待，希望国家恩准我们升入初中，然后再继续升学。

1968年7月底，学校正放着暑期。一天，我无事到学校碰到了张羽义校长，我向他问好后问他，我们是读九年级还是读初中，读初中要不要参加升学考试？他说教育局发话了，各区学校复课闹革命的学生，一律免考，就地直接升入初中。我又问他，难到我们没有读德中的资格，德中是为县城人开的？他说只要你父母在县城工作或是户口在城关，是可以上县城读书的。他劝我不要胡思乱想，文新学校新开办的初中班不比县城差。我再问学校何时发录取通知书？他叫我回家等待，很快就可以发到手中。

说句实话，我和班上有五六个同学早该是德中的初中生，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经初中毕业了。复课闹革命两年闹得我们太冤，影响了我们两年的初中学业。德中进不了，我们只能继续在文新学校读书。原来全班36名同学，留下来读初中班的只有三十一人。张连录不再去区里开会研究国家大事，没了往日的神气，回家结婚了，再也没来读书。从此文新区完全小学变成了文新区学校。

1968年9月，我又去学校报到，只见这里的粮管所搬迁了，学校正中那栋教学木楼已撒掉变成了篮球场，篮球场左右两侧分别建了一排砖瓦房教室，除了那些苍翠的古树和隐藏左侧新教室后面那栋一二三年级的木楼教室外，其余都很陌生。

我在学校转了两圈，未见着张羽义、黎克俭两位校长，也未见着先德高、朱尚荣等老师。后来一打听，他们都调走了，新来了一位校长叫张羽泽，他是从城关一小调来的。同时还调来一批新老师，如夏守华、康亚维、邹渊、李永芬、冯仁炳等老师。夏、康老师是一对夫妇，都是大学生、学体育专业的。邹渊和李永芬老师也是一对夫妻，是从县法院下来的。冯仁炳老师是从县文化馆下来的。

新校长新老师的到来，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自然解散，恢复了学校党、团、少先队的正常活动，要求初中班的同学无论远近一律住校。我也不再走读，和全班同学一起住进了学校。那时学校的政治空气还浓，不仅按国家的教学大纲正规上课，还按毛主[xi]的五·七指示，注重学生在德、智、体、美方面的教育和发展，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工、学农、学军的内容仍没有变。

首创“农场”

我们班是文新学校的首届初中班，从某意义上说带有一定的试验性质。学生以学为主，也要学工、学农、学军。这是毛主[xi]的指示，全国都得执行，何况我们这个乡村初中班。

我们班的班主任姓张，牧羊岭人，是个高中毕业生。他独出心裁地在学校首创了班级农场。

1969年春，他带领全班三十一名同学在离学校两公里的山坡上开荒种地。同学们都是农村人，虽然年龄还小，但是干起农活还很卖力，不到两天功夫，我们就开荒大约有五六亩地，当年就种上了包谷、黄豆，还种了一块地的蔬菜。并在学校厕所旁边围了两间猪圈，养了几头猪，由班里同学轮流喂养，我们总把它们喂养得肥肥壮壮的，逢元旦过国庆节都要杀一两头来打打牙记，改善改善生活。

依稀记得是1969年的元旦前夕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班里又要杀头猪来改善生活。班主任从邻村找来一位屠夫当“刽子手”，班里就安排几位大点的同学去协助。我也跟着去了，我把猪从猪圈里赶出来，屠夫和其他几同学七手八脚的把猪按在一根木凳上，有的抓猪耳，有的捉猪脚，有的压猪肚皮，按理猪是动弹不了了，同学们说说笑笑，好不快哉。屠夫正准备下刀，突然肥猪从大家的手下翻了起来到处乱窜，谁也抓不着。这时周围来了许多看热闹的同学，我等几个同学慌了，就使劲围着猪追打着，有时还用泥团、石块砸它，直到把猪累到在地方才放手。屠夫过来笑着对我们说，像你们这样捉猪来杀，猪累倒了你们也累垮了，下步谁来帮我杀猪？他的话音刚落，周围又来了几位同学说，捉猪要用巧力，你们周围的同学看我们的。于是他们几位同学和屠夫重新把猪捉到木凳上，完成了宰杀猪的使命。

吴家土支农

每年的春耕大忙季节，学校的小学部都要放一至两个星期的农忙假，而我们班就由学校组织到农村去支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时候，农村是搞集体生产，农活由队里统一安排，但有的社员反感搞集体，做活磨“洋工”。季节农活是一天也耽误不了的，一年之季在于春嘛，本队缺劳动力怎么办？于是这些生产队的干部就想到了学生，向公社、向学校提出请求支援，还说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学校也认为这是培养学生爱劳动受锻炼磨意志的好方法，就派我们去协助，名曰支农。

到农村去支农，我们去过良家坝，去过八一、去过八申田。帮助这里的生产队插过秧，打过谷。记得有年端午节前夕，我们班被安排到牧羊岭大队吴家土生产队插秧。班里三十一名同学都去了，被分别安排到社员家里去住，吃饭就集中到队长家。那几天，天上天天下着雨，女同学就留到队里做饭，而男生则天天戴着斗笠披着蓑衣下田插秧。吴家土水田里蚂蟥特别的多，下田不一会脚上就爬满了蚂蟥，我很害怕，就用手拔。可拔掉一根蚂蟥后而患处则鲜血直流，不一会又来一根蚂蟥爬到脚上，反复拔也拔不净。有时我想哭了，但看到其他同学与我处于同一个环境，人家都卖力的干活而没有吭一声，我也就忍住了心中的不悦，埋头插秧，不管蚂蟥在我脚上爬了多少。等我插完秧后上岸，在我脚上喝饱血的蚂蟥一根一根地从我脚上滚了下来。

其实当时同学们都有同样的感受，有苦说不出。有的情愿受处分想离开，有的则想方设法找理由请假，但都没有被批准。班主任也知道同学们的感受，就从正面来说服大家。他说吴家土人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里，他们把这里的田地打办成旱涝保收的黄金地，每年都大丰收，向国家交售公粮，对国家作出了贡献，几根蚂蟥怕什么，习惯了就好了，叫你们来不光是协助他们栽秧，更主要是接受这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同学们惟命是从。

班上有两个同学是牧羊岭的。一个是李审安，家就住在吴家土，同学们晚上无事就到他家去。一个叫邹胜宣，家住八深田，离吴家土有三里地。有天晚上我们约几位同学到他家去玩。过去农村没有电灯，晚上照明主要是煤油灯。我们到了邹胜宣家，才知道他家从祖辈起就没有分家，四世同堂，二十多口人挤在两栋木房里，晚上煤油灯都点了五六盏。我们去后向他祖父母、父母问了安，就在他家的堂屋吹牛。他父母挺热情，烧些茶递过来，过后叫邹胜宣烧水做夜宵，几位同学见他们忙上忙下，谢绝了，邹胜宣方才罢手。是夜十一点，我们告辞了他家。

在吴家土生产队劳动了七天，我们完成了插秧任务，回到了学校。过了两天吴家土生产队的队长带着队里的几个干部敲锣打鼓给学校送来了感谢信，可我们大部份同学身上长满了痱子很难受，有的还得了重感冒，在医院吃药打针。如此接受锻炼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感受颇多。

宣传队长

学校恢复正规上课后，梅再智老师牵头重新组织了一支文艺宣传队，因我是学校里的“大学生”，小学时曾在学校宣传队演过戏，她就叫我当队长，领导着全队十五六个人。

文艺宣传队的队员都是从五年级以上的同学中抽来组成的，男女生各半，而女生全部来自区机关。

宣传队排练节目都是利用晚上和星期六的下午，基本不占同学们的正常上课时间，学校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舞台，队员们都乐意参加。

宣传队组建后，主要把革命历史歌曲排练成舞蹈，那时全国家上下时兴唱革命历史歌曲，什么《绣金匾》呀、《毛委员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呀、《南泥湾》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呀，当然少不了歌颂毛主[xi]的节目。过去的舞蹈没的现在舞的步法多，都是“忠”字舞“十”字舞，跳起来单调。也排话剧，主要是《白毛女》，也结合当时实际自编自演些节目的。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全国上下唱革命现代样板戏，我们也跟着排练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沙家滨》等革命现代京剧片段。

节目排练好后，宣传队不但在学校演出，而且还走出学校到各公社去演出。

记得有一次去塘坝公社（后来叫闹水乡，再后来划归龙泉乡管），那次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又不通公路，在梅老师的带领下步行了近二十四五里路，来到一个半山腰的小场上，场口出头处还有一口池塘，公社就在池塘边。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公社把我们安排在一位信用社干部李家的木楼上住，生活由公社安排。队员们吃过晚饭后，顾不得休息，就到公社礼堂为公社机关干部和就地群众演了一场。因为长途步行劳累，演出一结束，队员们就钻入被窝，一直睡到第二日早饭时才起床。第二日是赶场，公社又召开全公社社员大会，开会前我们得演出。一阵锣鼓开台后，开会的，赶集的群众都围了过来。当时塘坝是小场，观看演出的群众把整个小街挤得水泄不通。表演不是简单的模仿生活，而是有着强烈的夸张性，虚拟性，象征性。演出开始了，有唱歌、有跳舞、有话剧、有相声，队员们表演得尽情尽力。舞台上，我们的女生轻柔活泼的舞步，我们的男生粗犷奔放的舞姿，吸引了观众，赢得了观众阵阵喝彩。演出结束后，当时的公社书记、主任走上台来与我们这些小队员一一握手，祝贺演出成功。公社书记还诙谐的对梅老师说，这是她领导下具有区级水平的文艺宣传队了。梅老师笑而不答。

卷四：高中趣事

首届高中生

1970年秋，县城不从各区初中班招收高中学生，各区就争着试办。文新区就首当其冲，在文新学校内办起了试验高中班。我们这批同学倒霉透了，什么都轮我们来做试验，但为了不辍学，同学们还是作好了中考准备。

中考由全县统一出题，各区组织考试，然后择优录取到所在区学校高中班。文新学校从各公社的初中班中择优录取到高中班的同学有三十三名，他们的名字我至今记忆犹新，他们是：文新的刘永杨、黄修奎、张翊娥、张强、张翊生、李审安、邹胜宣、伍成学、伍世奎、冯胜仁，钱家的冯胜鹏、冯修杨、冯祖余、肖德安、肖永忠、李文国、张观涛、张俊祥、张世陪、钱堂，沙溪的杨胜龙、吴天文、吴天学、邓应飞、肖修荣、全太平、史先全，塘坝的李金祥、张永喜、张毓祥、李永昌、邓常超、陈述富。

1970年9月，我们这批同学入校了，通过感情上的交流和磨合，互相有了更深的了解。惺惺惜惺惺，性格相同，兴趣相投的，常爱在一块。但人的性格是一时改变不了的，有的内向有的爱外露，有的沉着有的爱张扬，既然大家同学一场了，就是一种缘分，就得互相理解、适应，没有更多讲究而只有更多将究了。

在我们班教书的老师是学校最优秀的,邹渊老师教语文,冯修俊老师教数学,夏守华老师教外语(俄语)。还有教物理、化学、政治的老师我记不清了，他们虽然不是专业上的人才，但在学校里是最棒的老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周渊老师夫妇、夏守华老师夫妇分别调到了贵州民族学院和南开大学任教，这是后话。

后来班上选班长，伍成学老练稳重，说话多少有点斯文，又和班主任搞得来，经班主任提议，大家就选他，一直当到高中毕业。

班只里有张翊娥一个女生，长得端庄秀丽而落落大方，算是个活宝贝，又和刘永杨悄悄的搞对象，大家都心知肚明地呵护着她，时不时拿他俩开玩笑，但他俩不敢在花前月下情话喁喁，更不敢在公开场合承认有那么回事，特别是张翊娥死不认账。这也不能怪他俩，那时学校有规矩，就连在校大学生都不许谈恋爱，何况在校的中学生呢，他们承认了，不是自寻麻烦嘛。

语文考试200分

我这个人酷爱语文，当然得益于邹渊老师。

我爱看书，也爱写文章，管他写得好写不好都写，写好后就请教于邹老师，得到邹老师多次指点，我受益非浅，但仍没达到老师的要求。后来有篇作文经邹老师修改后作为范文在班上展览，当然作文展览的不止我一篇，可这一展览就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不管从何处说我都很感激他。

有一次半期考试语文，其中有道题是翻译古文《曹刿论战》，我至今想不起是如何翻译出来，后来公布考分，我居然得了200分。同学们都不理解，说邹老师偏向于我，100分的语文考试他怎么得200分呢？邹老师在上语文课时给同学们解释道，黄修奎不仅全部答对了语文题，而且翻译古文很有新意，就是在我们的老师中也很少翻译出这样的新意的，所以我给他加了100分。邹老师的解释，有服的也有不服的。我不管同学们服不服，分是老师打的，起码证明我在班上的语文程度还过得去。但我还暗地埋怨邹老师不应给我加100分，是多少分就多少分嘛，何别要另加分呢，免得同学们在私下议论不休。其实班里有几位同学的语文是相当不错的，比如李审安的中文程度就不错，他爱看古典小学，文采十分了得，写得一手好诗，我很佩服他。还有张观涛、张强不仅语文好而且数学也好，我也敬佩不也。

诨名多多

别名与诨号不同,别名是自己在自己姓名之外取的名字,而诨名是他人戏谑他人而叫的外号或绰号。诨名叫法多多，是根据人的长相、性格、为人、处事等等，以开玩笑的方式由他人叫出来的，有的具有夸张性，有的具有趣味性，有的具有侮辱性，以趣味性居多。比如头脑好使的就叫他“猴子”、“猴精”；有头脑爱替人谋划的就叫他“诸葛亮”、“军师”；长得肥胖的就叫他“熊仔”“肥猪”；长得高而瘦的就叫他“电线杆子”；头脑不好使而愚顿的就叫他“笨猪”、“猪脑壳”。而我们班的同学取诨名，却别具一格，多把同学的名字拆开来叫。比如邹胜宣就叫“包生蛋（旦）”，张观涛就叫“长又瘦（寿）”，张强就叫“长须（虽）”。也有按同学长相性格来叫的。比如冯胜鹏人高马大就叫“大炮”，杨胜龙斯文秀气就叫“大姑娘”，全太平有癫痫病就叫“母猪疯”，陈述富多愁过虑就叫他“老病夫”，我也不是啥原因，大家就叫我“洋炮”。等等。

到了高中，文新学校的宣传队在梅再智老师的主持下仍很活跃，她仍叫我当宣传队长。那时流行唱革命样板戏，人们走路都哼着京剧，一边走一边哼唱，不管调子对与不对。宣传队则以演革命现代京剧为主。我们学校有位老师叫冯胜凡，年轻，活跃，爱与高年级的同学交朋友，又拉得一手好京二胡，宣传队也少不了他。但在选择样板戏的有关角色上，他建议梅老师我演鸠山、座山雕，梅老师也就同意了。所以我在台上演的都是千夫所指“大坏蛋”。演《红灯记》，张翊娥演李奶奶，谯红艳蒙兴霞二人轮换演李铁梅，钱堂演李玉和，我就演日本宪兵队长鸠山，演《智取威虎山》，张强就演杨志荣，我就演座山雕。过不多久，同学们都叫我“鸠山队长”，我说队长就队长呗，你们咋叫都行。所以我在文新学校又多了一个诨名——鸠山队长。时过了三十多年，过去的同学在块至今还叫我“鸠山队长”的，我也乐意接受，无非是个外号而也。

为了一套绿军装

我们高中班仍开展勤工俭学活动，不仅接管了初中时的农场，在学校围圈喂猪，而且还烧起了石灰。

每周我们班有两节劳动课，班主任就组织同学们到山上打柴到学校烧石灰。一是勤工俭学，二是为着一身绿军装。

六十年代，毛主[xi]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赛”、“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学解放军什么呀，除了其他的外，年轻人就是想套绿军装，你到学校看，到街上看，基本上清一色的穿绿军装，当时很流行的，绿军装洗得越白越好。

为了那套军装，班主任规定打柴任务，完成一千斤以上的同学就能得一套绿军装，一千斤以下的同学只能得半套绿军装。为此，除了劳动课外，我们连续四五个星期天没回家，卖劲地到大面坡去打柴，然后交给学校，由班长论斤记帐。

峰峦起伏的大面坡，黑糊糊的森林一片连着一片，这样古老的森林，理应加以保护，严禁滥砍滥伐。但自从国家搞人民公社后，集体用材要去伐它，集体缺钱要去卖它壮大集体经济而让人去砍伐，有人发现集体管理松散，就偷偷摸摸的去砍伐，过不了几年，大面坡的古老森林就像千疮百孔的老人，失去了年轻时的雅度，壮年时的风度，老年时气度。后来发展到文新区机关、公社机关、附近村民用柴，都到大面坡去打，用材就到大面坡去偷，只要你以打柴名义进山，是没有人干涉你的，好像那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林木可供人们使用，挥霍（1988年我去龙泉坪路过大面坡脚，只见那里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山了，可惜呀）。

那是一个冬至过后滴水成冰的星期天，班里有几个同学又约我去大面坡去打柴，完成最后一二百斤的石灰柴任务，我乐意同意了，和他们别上柴刀就去了大面坡。从学校到大面坡有七八里地，还要淌过一条剌骨的周家河（敖家河上游），然后爬过一层坡，走一段弯路，从路脚上坡就是。因在寒冬，不但人觉得寒风剌骨，而且冷风吹得森林的林木也瑟瑟发抖，但是同学们是在那套绿军装的诱惑之下来打柴的，只要最后冲剌成功，那套绿军装就可拿到手了，就是寒风剌骨也不觉冷。到了目的地，我们合砍了一棵歪脖子树，然后截成几段，每人扛一段就往学校走。扛柴，手要外露护着肩上的柴禾，寒风一吹，手很快被冻得麻木了，肩上的柴禾手是护不稳了，过了周家河，我们只好在河边找些干草木柴来烤火暧身。那次我才知道，冻僵麻木的手，一旦温暧过来，开始是又辣又麻，过后就像锥子扎一样痛，痛得我直到草地上打滚，不仅我有这种感觉，而且其他人也有此感觉，不过他们没有我的感觉重。

过几个月后学校石灰烧出来了，班上卖出了钱，买来了绿军装，班里力气大又卖力的同学得到一套绿军装，力气小弄柴不多的同学就只得半套绿军装（上衣）。我等同学得的是一套，那时我们是学校的大同学，力气大，弄柴多。而张观涛、张强等同学就只得一件上衣，因他们年龄小，力气也小，打的柴没有我们多。班主任这样虽有些公平，但不合情理，都是同班同学又何必那么认真呢。

红心结

很快就要完成高中学业了，学校要求同学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接受祖国的挑选。如何挑选呀，那时候吃皇粮的同学高中毕业后去上山下乡，象我们这些农村户口的，还得回乡务农，名曰：回乡知青。就是这一条道，没有路供你选择，反正萝卜也是一蔸菜，还有啥可选择的呢？

1973年1月上旬，高中毕业考试结束后，我和同班要好的张观涛、张强、杨胜龙、邓应飞、吴天学、刘永杨几位同学开始互访。依稀记得，我们首先到观涛家。观涛家住在黄龙坪，那条路呀，从文新到钱家还算好走，可过了钱家就得爬坡，陡峭的山路迤迤逦逦，可难走了，这也算我又一次远行吧，因为年轻，我们身轻脚健地爬到了黄龙坪。观涛有一个妹妹，四个弟弟，父亲早在唐山地震时为国捐躯了，其母亲支撑着这个家。我们去后，他母亲很热情，象对待贵客一样，大家十分感动。第二天，我们告别了张母，又朝沙溪走去。沙溪的路更难走，又窄又陡的羊肠小道直通天，这时天气很冷，山里树木上都结了冰，我们艰难的爬着，不但不觉得冷，反而累出了一身汗，爬到沙溪坪上，冷风一吹，顿觉身上冰凉了起来，到了晚上掌灯时分才赶到杨胜龙家。杨胜龙的父母知道我们几位同学要到沙溪，已经做好饭在等我们。我是第一次烤上煤烧的地下火。这里的煤多，有取之不尽的煤，所以杨胜龙家的煤火也烧得旺旺的，一会就温暧了全身，消除了一天爬涉山路的疲劳。吃过晚饭后，杨父杨母早已铺好了铺让我们休息，但大家年轻体健，仍玩到深夜才睡去。次日在胜龙家吃过早饭后又去拜访吴天学家，邓应飞家，然后下山回学校。

毕业考试分数公布了，班上要好的几位同学的考分都在班上领先，我们没有辜负学校的培养，没有辜负自身的刻苦努力。在毕业典礼后的第二天早上，同学们打好背包要离开学校的时候，大家都集中到学校的操场上，要与学校、学校的老师、同学告别，有泪不轻弹的男儿们，突然流出了自己宝贵的眼泪，有的还互相拥抱着嚎啕大哭。是呀，几年寒窗苦，同学们朝夕相处，总有些争争论论，磕磕碰碰，此时此刻，大家才觉得同学一场不容易，这种缘分难以割开，离别的心情怎么不让人难受呢。我们是一群受红色诱惑的人，同学情谊、师生情谊、母（学校）子（学生）情谊，还有那解不开扯不乱的情结，把我们缠在一起了，怎能舍得离去呢。同时我们更是一群追求希望的人，尽管敏感到继续升学和就业希望的渺茫，然而我们怀着“一颗红心多种准备”所洋溢出来的一丝涩涩的快乐，虽也思虑着还在不可知之列，但至少不会绝望和灰心而暗然自伤，因此母校的校舍、苍天古树、还有那没有多大热力的冬阳，自然在我们心中交织成红心结了，组织成怡悦的诗意了。

但现实是残酷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同学们不得不依依不舍的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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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母校回到黄仁权家，只见他家年味甚浓，麻饼、米花、水果、糖果、花生、葵花堆满了客厅的方桌。我是黄仁权的长辈，他和他的媳妇都叫我领着大家吃端到桌上的东西，但大家无心吃，仍然翻阅着文新学校的记忆档案，谈论着所有同学的下落和家庭状况，好笑地呼叫着当年的诨名绰号，不但我们几位同学笑了，而且几位夫人也笑了。我们一直珍惜着从文新学校培养的兄弟般情谊，不仅在我辈子发扬光大了，而且还延续到了下一代。要不是桌上换上了饭菜，大家还要把记忆档案继续翻下去，温故而知新嘛。

本文已被编辑[文清]于2006-7-21　13:17:11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