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读过私塾吗？没有读过吧。我可读过私塾，但时间表不长，只有一个月。

私塾，地方人叫私馆，是私塾中的一种，又叫私学。在西周之前，学在官府，没有私学。春秋时，孔夫子首开讲学之风，随后私学大盛。汉以后，私学就成为中国封建时代学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禁止过一段私学，只有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家又准许开设私立学校，认为教育也是一种产业，应该发扬光大。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弹指一挥间，中国私学从孔夫子时代算起，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私塾属于私学范畴，一般开设有四种情况，或是塾师自己设的私塾，或是有钱有势人家设的私塾，或是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开设的学馆，或是富人举办的义塾。除家塾之外，混合型私塾也是有的。

而我读的私塾，就属于塾师自己开设的塾馆。

记得1961年秋，那时我刚满九岁。自然灾害加上苏联老大哥向中国逼债，国民生活困难到了极顶。老百姓生活稍有转机，有头脑有远见的人家，首先考虑的是子女的入学问题，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将来成为有教养有文化有素质有出息的人，而不惜一切代价送子女入学读书。我父母首先也想到了这个问题。当年的九月初的一天早上，我乘着东升的太阳，伙同几位小伙伴到文新学校报名，为我们报名的是刚从铜仁师范学院毕业的年青女教师，她叫张玉英，不足二十岁。只见她浑圆的脸上带着慈祥的微笑，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她问我读过书没有？我说三年前在良家坝民办小学读过一年级，后因家里困难，吃糠吞菜，就辍学了。她见我身体瘦小，劝我读一年级。我说我已经九岁了，一年级我已经读过，就让读二年级吧。和我一起报名的还有刘永杨，三年前也在良家坝民办学校读过一年级，他也要求报二年级。张老师见我俩苦苦要求，同意我俩插二年级那个班。为什么叫插，因为我们是从别的学校来读，没有迁学证明，所以只能叫插班生了。

九月初我到学校上课，教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课老师叫张毓科，四十多岁，塘坝太和场人。他很关心我们，他教我们总是那么热情、生动，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我们心田里播下知识和理想的种子。

可是我到文新学校读书不到半月，父母就不让我上学了。我问为什么？父亲说，大舅开私馆，送我到井堡池大舅家住读。我说才到文新学校读书，老师和同学对我挺好的，不想去井堡池。这时我母亲发话了，她说“亲乔，大舅是亲舅，娘亲舅大，我和你大舅讲好了，明天送你去，要相信我们一片苦心。再说你到文新学校读书，每天来回十多里路，隔河渡水，你年小体弱，大人不放心，你就听大人一句话吧”。一直痛爱我的祖婆也站出来替父母说话。我想这是他们策划好的，不管我说文新学校如何如何的好，他们也不希罕。他们对我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我能识几个字能算几笔账就行，不相信我能在大千世界出人头地，“六月黄天只有卖米哪有卖书”，祖辈过来了，父辈还没有一人进过一天学堂呢，难道在我身上会有什么奇迹出现。我拗不过父母，他们是我一时生活的依赖，也是我一时受教育的依赖，无非是读书环境变了，私馆就私馆吧，读去。

次日早饭后，细心的母亲为我备好包裹，撵着我乘着暖和的秋阳，跨过潮水河的花花桥，再沿着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走四五里地，就到了井堡池。井堡池是一个有三十来户人家的斜坡型村寨，以冯姓为主。大舅家就住在寨子的最下端，是一栋平民式的大瓦房。瓦房前有一片竹林，竹林两侧有三十来株桔子树，树上挂满了青果。我和母亲穿过桔林和竹林，来到大舅家。这天是星期天，学馆里没有任何学生。我和母亲跨过阶阳槛，朝正门进屋，只见大舅伏在香火下的四方桌上批改学生的作业，堂屋两边还放着十来张课桌。大舅见我们到来，丢下手中的毛笔，领我们进了灶房，好像灶房就是会客的地方。那灶房也怪，前面还拖了一间厦子，遮住了灶房的光线。大舅忙把侧门打开，一缕光线从牛圈那边斜射过来，灶房才显得光亮些。大舅叫我们自找凳子坐，他却坐在饭桌旁的一根板凳上，然后从长衫的荷包里摸出烟斗来，装上烟。母亲则坐到灶前的一根长凳上，而我只好找了根矮凳子摆在楼梯口乖乖地坐着。

大舅叫冯祖堂，当年只有三十七八岁，瘦高个，常身着长衫，总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说话做事显得文质彬彬，有股私塾先生之气。我曾听母亲说过，他幼时在县城读过几天私塾，如说他是什么文化程度，顶多是个高小毕业生。但在井堡池，他却是个大文人了。他与母亲是同一父母所生，后来外婆死了，外公又续弦娶了第二个外婆生了幺舅。过几年，外公也死了，续弦的外婆还健在，和幺舅住在这栋房子的右边。

大舅划着火柴点着烟，吧扎吧扎地抽着，然后对我母亲说：“大姐，新乔叫啥名字，你带他来这里读书，姐夫同意吗”？

母亲说：“新乔叫黄修奎，送他来读书你姐夫是第一个赞成的，新乔也愿意”。

大舅接过母亲的话说：“大姐，从长远计，新乔最好是读公立学校”。

母亲道：“大毛，我们不是商量好了吗，你教他，我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像我们这样的人家，读书图个啥，就图他识几个字，图他们知些道理懂些礼仪，长大后不吃亏，不指望有个大出息”。

“大姐，您好好想想，新乔的老祖宗是清朝末年的举人罗，如果您们信任我，当然会尽力训导他。但话又说回来，修奎如有天赋，最好把他送到正规学校去，将来还可以读中学，大学”。大舅抽着烟道。

没等母亲开口，我抢先对大舅说道：“大舅，我既然来了，您就放心教吧，娘亲舅大，我会在您的教育下好好念书的，现在我啥学校也不想，这里就是我的学校。我曾听祖婆说过，老祖宗不仅是举人，而且还是个什么教谕，我不知那是个啥官，没本事的人能做教谕吗？我想老祖宗能够做到，我也能做到”。

“有志气，将来一定比你老祖宗强”。大舅夸奖道。接着他又说道：“举人就是往朝廷乡贡入京应试之人，教谕就是教书先生的头，反正我也说不清，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知识结累多了，什么都会知道的，现在你就专心念书吧”。

母亲接过大舅的话说:“祖上是举人教谕我听得多了，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最后家还是破败了，害得你姐夫三弟兄没有一个进过一天学堂门。新乔你也不要以你祖宗为荣，要靠自己。大毛，你跟我管紧点，你不要听他的，他呀野心大，逛心也大，爱贪玩”。

“心大是好事，从小志气大，将来有出息”。大舅反驳道。“如果从小没志气，将来肯定是个窝囊废。致于他的逛心大，爱贪玩，请大姐放心，我会调教好的”。

我说：“我才不贪玩呢，在文新学校上学时张老师还表扬我好几次”。

“好了，是钢是铁，明天上课后就知道了。从《三字经》念起，每天我教后不仅要熟背，而且还要默写，次日测试”。大舅问我：“你有把握吗”？

我接过大舅的话说：“背功，我不怕，在班上没有那个同学能赶上我的。写功，不是生而知之，我可以向大舅学习”。

“肯学习就好，不过我对你可能比其他同学要严些，严师出高徒嘛，就看你争气了，如果你失我望，得跪洗衣板，默写不出来，就打你手心板子，每字三板子”。大舅说。

我母亲听说“打”字，就来劲了：“不听话就替我打，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不打不成材嘛”。

大舅说：“我棒不乱打人，确实不用功，该打得打”。我相信大舅是说到做到的，可我就是想不通，采取强行灌输法叫学生死记硬背的私塾教育方法，会对学生的知识积累、智力提升、心灵净化有甚么好处呢？强迫和压制有可能使学生出现奴性味儿。当时我真有些害怕。

既然来读书了,还是看看再说。

我问大舅:“大舅,您教算术吗?您教图画、地理、体育、唱歌吗？文新学校这些都教的”。

大舅好像被我问住了，他用火柴棒拨弄着烟斗，只烟雾在灶房屋里弥漫。好半天他才说：“教的。但现在不教，你连字都不识几个，怎么去做算术？其他课也是一样的，只要你读完《三字经》后，再教你们算术、图画、地理、体育、唱歌”。

“大舅，国家的教育方针是德育、智育、体育全方面发展嘛，您这是……”。

我的话还没说完，母亲向我发出了警告，她说：“你从那里捡来些破话，什么针呀线的，真是猪鼻孔里插洋葱，装象。大舅怎么教，你就怎么学”。大舅和我都笑了。

这时，舅娘回来了，后面还跟着大老婊、表姐、表弟、表妹六七个。他们听说我和母亲来了，全都挤进灶房屋，问这问那，够瞧亲热的。舅娘和我母亲寒喧几句后，从灶房屋找来大烟棒，也装上烟，坐到灶堂边的长凳上把烟点着，抽烟的姿势比大舅还好看，声音还响亮动听。我是第一次见我舅娘抽烟，也是第一次见女人抽烟。舅娘边抽烟边对向表姐交待做晚饭。我母亲很主动，马上就去帮忙。大舅娘却说：“大姐，您是客人，您带两个小姑娘去耍，饭熟了我来叫您”。

母亲说：“那好，我去看看母亲和小毛”。母亲出了灶房，后面还跟着两个小表妹。大舅见灶房人多，也回到堂屋，又操起朱笔批改学生的作业。大老表则拉着我到竹林边用橡皮弹弓射鸟，灶房里只留下大舅娘和大表姐煮晚饭，还有那两位小表弟在灶房周围逗玩。

夜幕降临了，一颗似园非园的月亮挂在天边，大地一片银辉。表姐几声清翠的喊声把大家召回灶房。农村都是这样，劳累一天的人们，要到晚上掌灯时分才能吃到晚饭，有的人家还要晚些。灶房里早点上了煤油灯，挂在灶房正中的吊钩上，屋内一片亮堂。开饭了，我和母亲坐上了饭桌，坐上饭桌的还有大舅、大舅娘、大老表、大表姐。其他表弟表妹都坐在灶堂边。

大老表和我坐在一根凳上，他告诉我，今晚的饭菜是几个月来最丰盛的一顿，白米饭，炒肉、炒茄子、炒辣椒，还有南瓜汤。他说他家好久未见过肉星星了。桌上一大碗肉，大家都不主动去挟，最小的表弟表妹只是把两只眼睛圆圆地盯着。他们那么听话，这一定是大舅和舅娘打过招呼的。大舅和舅娘把炒肉往我和母亲碗里送，母亲推不脱，就拣给表弟和表妹，他们也不推辞，接过后只顾往嘴里送。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时期，大舅家很讲礼节，把最好吃的东西让给别人，当时是很少见的。由于吃饭人多，桌上和灶上的菜，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扫了个精光。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国穷民弱，老百姓的日子十分艰难。我在大舅家一个月，也是饱一顿来饿一顿，多数时间以喝粥为主。吃饭时，大舅娘到最小的表弟表妹都互相谦让着，也很难饱一顿。但他们很少叫苦，而是苦中求乐。

大舅家的住房很窄，除堂屋用于学生上课外，该用的空间全都用上了。全家九口人，加上我就是十个，床铺只有三张，表妹们合睡一铺，我和大老表、两位表弟合睡一铺。我们那个铺就是睡柜，挤得真难受，熟睡后经常的人被挤出铺外而掉落地上，由于睡柜高，掉落地上叫你痛得难受，不是头碰个包就是脚摔个青紫，睡眠来了，哎哟一声又爬到原位睡觉。

次日上午，我送走了母亲，按大舅的指意，将教室里的桌椅安放好。这时，同学们陆续来到学堂，他们都是厦阡和井堡池寨子上的，和我共有十二个学生，姓冯姓杨姓李姓廖姓黄的，年龄最大的有十二三岁，最小的七八岁。同学中有九个男生三个女生，其中有个女生就是腊婵表妹。

大舅把我们十二个同学分为三个班级进行教学。启蒙班，就是刚入校的学童，和我共四人，以读《三字经》为主；续读班有五人，是读过一至二个学期的学童，以读《论语》为主；女童班有三人，以读《女儿经》为主。上私塾，四书五经是必读之书（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是：《诗》、《书》、《礼》、《易》、《春秋》）这四书五经历来就是旧时代的教科书。不读是不行的。但启蒙班还不能读四书五经。

摇铃一响，上课了。同学们对号入座，规规矩矩地坐好。我坐在最前排的正中位，这是大舅照顾的。大舅把我要读的书放到我的课桌上，叫我翻开课本跟他念。这是什么书呀，是昨晚大舅抄写的《三字经》，用线装订好的。我环视了周围同学们的书，与我一样，都是手抄本。可想而知，为了办好这个私塾，大舅付出了多少艰辛的汗水。他回坐到“香火”下的四方桌边，望了望旁边的一张大黑板。这黑板黑油油的，没有写过画过，正等待他去板书。然后他从方桌上拿起戒尺，翻开他用手抄的《三字经》，他教一句我们四位同学跟着读一句。读书的声调极为好听，像唱歌一样，富有节奏感。其他八位同学只能在旁边听。《三字经》是明清时期民间最流行的儿童启蒙读物和识字课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十二年后，大舅又把它翻出来教学生。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大舅把上面八句二十四个字用粉笔板书在黑板上，然后连教我们五遍，又叫我们自读五遍，最后点一个同学站起来读一遍，他认为我们熟读了，就安排我们反复抄写那二十四个字。紧急着他又教续读班的《论语》。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犯上者，鲜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知音也。君子务本，

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也。

大舅领读五遍，学生自读三遍，点同学起来领读，熟了，自习，抄写，然后教女生读《女儿经》。

大舅对三个女生特别优待，领读了七八遍，然后才叫她们自读三遍，没有点她们站读，随后全体同学进入了自习。有的抄写，有的摹写大字，有的朗朗读书，课堂秩序可想而之。但大家都不敢离开桌位，因大舅始终坐在“香火”下的板凳上监视。

当日下午还是自习，练习毛笔。到了三点钟左右，大舅就一个个点同学们名，要我们将昨日或上午教的字背给他听，而且还得在黑板上用粉笔默写出来。记得那天有一位姓杨的同学没有背出所教的《论语》，而遭罚跪洗衣板，一位姓冯的女生没有写出所教的《女儿经》。被戒尺打了九板子。这真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以后，大舅教我们启蒙班的同学读《三字经》，教学的程序都一样。遇着典故句子时，他还给我们讲其中的故事，如“香九龄，能温席”、“头悬梁，锥剌股”、“如囊萤，如映雪”。他讲得津津有味，我们听得也认认真真。

记得下午，大舅第一个点名叫我背昨日所教《三字经》，并要求我在黑板上默写下来。我照做了。背是一气呵成，默写也是一字不漏地板书在黑板上，而且没有错别字，大舅欣慰的笑了。然后他对同学们说：“你们看看，修奎背得多熟呀，字也写得端正，比班里大同学写得还好，证明他是用功的，希望大家向他看齐。但修奎也不要骄傲，你在这里读书才刚开始，要再接再厉，不要让老师失望”。这是大舅当着同学们的面表扬我，心里挺高兴。可我从来没有把大舅当着先生，左一个舅右一舅个叫着他。旧时，人们称教书匠为先生，同学们称我舅为先生。我担头望了大舅一眼，然后低头道：“记住了先生”。

当年我只是个蒙童，不知道的事很多，只知道从现在起就要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了。是否对我有何益处，我始终朦朦胧胧，反正大舅是这样过的，他也不是成为井堡池的大文人了，而且还教着我们的书，是我们的启蒙先生。

我在井堡垒池读书，星期天要和大老表上山打柴的。可有一次他却叫我和他追山羊子，回来后则被大舅罚过一次跪，跪的时间还比其他同学长。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学馆放了假，我到幺舅屋里学吹口琴，不一会大老表冯仁进进屋来，约我去玉溪河井堡池段的山坡上套山羊，幺舅说套山羊挺好玩的，同意我和大老表去。我高兴的去了。与我同去的还有井堡池寨子上的大同学。套山羊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把专制的网布在山羊的必经之路径，然后放狗追山，只要狗捕着到山羊的信息，就朝山羊的地方寻去，山羊害怕，没命的乱跳，狗在后面紧追不舍，直到山羊落网为止。玉溪河井堡池段芦苇茂密，是山羊藏身和活动的最佳场所。大老表把网布好，然后放狗追山。不一会狗就“汪、汪、汪”地叫了起来。它一定是寻着山羊了，众人就朝狗叫的方向吼了起来，可是叫了半天，没见什么动静，狗也不叫了。过了一会，追山狗摇头摆尾地回到我们身边。大老表只好去收网，忙了一下午，没见山羊影子，大家空欢喜一场，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到家。白天忙了一下午，晚饭后我倒到床上就睡了个大天亮。

第二日下午,大舅叫背上周教的《三字经》，我背了一段就背不下去了。这还了得，大舅说我近来贪玩，罚我跪了二十分钟，跪得脚都发麻了。当晚外婆知道了这件事，跟大舅吵了几句。外婆顾外孙，天经地义，大舅只好向外婆赔不是。我很感激，从此常去外婆屋跟她老人家说话。

这样，我在井堡池读私塾一个月，《三字经》快学完了，心里有说不完的高兴，引以自豪。

十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大舅正在跟我们上课，突然见我父亲来了。他叫父亲到灶房休息，待这节课上完后去跟他说话。父亲去了灶房，等候着大舅。这节课刚结束，大舅去问候父亲，他们在灶房屋里不知说了些什么，足足有半支烟的时间大舅才回到堂屋上课，但神色没有刚才那么好。

上午放学了，同学们都回了家，堂屋只剩下我和大舅。父亲见同学们走了，从灶房出来，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大舅。我见他们的神情有点郁郁不乐，自认家里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这时大舅走到我身边，摸着我的头说：“修奎，你父亲来接你回去”。

我抬头望了望大舅和父亲，问道：“不让我读书了，我还没读四书五经呢”。

“怎么不读书呢，读的，只是在文新学校读书”。大舅替我父亲说。

“我来井堡池读书是您和妈反复动员我才来的，到这里和同学们都混熟了，大舅对我也挺好的，又叫我回文新学校，这不是折腾我吗”。我对父亲直问道。

“那是当时，可现在不同了，没啥事，就叫你回去读二年级那个班”。父亲有些无奈的说。

“那还让我来井堡池读书吗”？

“来大舅家耍或闲时来大舅这里学点礼仪是可以的”。

“那以后我读中学、大学，文新学校也能教我吗”？

“你这孩子就是爱耍贫嘴，叫你到那里读书就到那里读书”。

“为什么”？

“不为什么”。父亲接着说：“文新学校知道你在井堡池读私塾，他们说你舅开的私塾是非法的，已经反映到教育局去了，国家要取缔的”。父亲有些忿忿不平。他又说：“井堡池不属文新管，他们拿你大舅没法，只得向上反映，同时告诫我，要把你撵回去，要不然他们将采取有关措施。我是村里的干部，区里也跟我打了招呼，我想来想去，还是叫你回文新学校读书的好，你要理解父母。这里可怕最伤心的是你大舅，是我们跟他惹来了麻烦，还要招致被取缔的危险”。

最伤心的是大舅，这话不假。早先他不主张我来这里读书，他认为他这里堂子小，学生主要是识字，早过时了，为我的前程计，反复说服我母亲送我到公立学校，由于父母对我的要求不高，还是叫我到大舅这儿读书，他只得接纳我。通过一个多月的学习，他觉得我有天赋，跟他争了面子，他怎么舍得我离开呢。父亲接我来了，他不放也不行。大舅是个老实人，他听说他开的私塾反映到了教育局，多少有些胆怯。实际上大舅开的私塾是村民们鼓励他开的，厦阡没有学校，子女读书只能到县城或钱家公社去，上坡下坎，过河渡水，路如羊肠，来回十多里路学童上学不便。经村民们促合，他就办起了私塾。学生家长给大舅的报酬也不多，每生每年四升大米，家有难处的三升也行。在当时极度困难时期，有这十二个学生交纳的束修，加上生产队的分红，基本可以解决全家人的生活。如果教育局要取缔他的私塾，也就断了全家人的基本生活来源。父亲叫我回去，他有啥办法呢，只是说：“修奎你回去吧。我设私塾也是权宜之计，生活所逼呀，我肚里那点墨水，将来也教不了你们，就是国家不取缔，到时我也会自动放弃，为生活计，我也只能办一天算一天”。

我想不通。

父亲说：“文新学校黎克俭是这样跟我说的，我想他在恫吓我，不至于要采取措施不让你读书”。父亲不能自己，道出了叫我回文新学校读书的原由。原来我在井堡池读书被文新学校冯仁德老师知道的，他是新寨人，上星期他途经井堡池，得知井堡池有家私塾，开私塾他不在意，但听说文新学校有学生在这儿读书时，他就当作大事了。他回到文新学校当天，就向黎校长报告。校长立即召开教职工会，要求各班认真查一查是那班出的问题。没等校长讲完，张毓科老师主动站出来承认黄修奎是他那个班的，已有一个多月没来上课了。他说对我印象不错，聪明、好学、礼貌，只要我回到他那个班，肯定是位好学生。次日，张老师就亲自到我家,要父亲劝说我回学校读书。后来我父亲去区里办事，黎校长碰到了他，要我回文新学校,如果不来，学校只能开除他了。这事也反映到区里，分管区长也跟我父亲谈过。他认为上下都在关心这事，终于下定决心要我回文新学校读书。

当初我是迫于父母的压力来井堡池的，来了一个多月也觉得读私塾的枯燥无味，整天就是死记硬背，抄写大字，填填红摹，同学间也不活跃，塾馆没生气。现父亲来接我，内心还是高兴的，只是不敢在大舅面前表露出来，免得他伤心。文新学校是一所区级中心完全小学，老师有二十多人，大多是从铜仁师范学校毕业的，同学有近三百人，学校既教语文、数学，又教图画体育，还组织学生郊游，做各种有趣的活动开迪学生的智力。但我违心的对大舅说：“大舅，如果我在学校不称心，还来您这里读，你还收我吗”？

大舅没有说话，他那沉默不语的神态告诉了我一切。

午饭后，我告别了外婆、大舅、舅娘、表哥、表姐、表妹，但没告别相处一个多月的同学，与父亲悄然地回到了家。

第二日一早，我又背着书包来到了文新学校。这一来就惨了。原来我的桌位被别人占了，我只能坐到最后一排的一张空桌位上。

中午，张毓科老师把我叫到学校办公室，向我解释叫我回校的事，解释中仍带有一种批评味。就连坐在他对面的冯仁德老师也在旁添油加醋，希望张老师批评重一点，可他没有那么做。他开导和鼓励我要好好学习，把耽误的课程补回来。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利用自习和放学后一个小时的时间，给我补课，补了半个月基本补完，他就叫我多复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仍遭到同学们的白眼，很少有人与我说话。

记得在我回校的第三天，学校组织全校学生在校门口召开大会，宣布对我的处分决定。那个处分决定是冯老师宣布的，说我违犯了校规校纪，私自去井堡池读私塾，旷课一个月，为了严肃校纪，教育本人，经校长办公会决定。给我留校察看一年处分。接着他把《处分决定》张贴在校办公室门口的墙壁上。然后是黎校长讲话，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批评我，同时要求各班级组织讨论，他反复告诫同学们要遵守校规校纪，要吸取我的教训，不要犯我同样的错误。黎校长的讲话在全校反响很大，各班级的确针对我的错误进行了讨论，一下子我就成了学校的坏同学。打这以后，我不仅在二年级遭白眼，而且遭到学校大多数同学的白眼，使我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我主动与同学们搭讪，他们不呼我名，直叫我“留校察看”。“留校察看”成了我的绰号。体育课缺人打球我去参加，大家戏言道：“留校察看，看球”。当时我年小，心理承受能力太差，接受不了同学们的戏弄，觉得很孤独，我去大舅家读书好像犯了天大的罪过。我愚顿极了，不知道如何去反击他们。正在这时，有几位要好的同学鼓励我，要冷眼对待那些白眼和冷嘲热讽，不要去计较他人的戏弄。由此我一心读书，半期考试，语文得了全班前二名，数学与其他五位同学名列第一。

此后，同学们对我刮目相看了，再没有像以前那样翻白眼歧视我了，还有不少同学主动向我道歉，希望成为我的好朋友。我对他们说：“我是留校察看的坏同学，难道你们不怕因我而受累”？他们说：“读私塾不是见不得人的事，他黎校长还不是读私塾而成为校长的吗？你违反校规校纪，比那些无故旷课的人强多了，何况你旷课是在私塾读书”。他们是多么理解人呀，如果在学校宣布对我处分决定后而我又面临四面楚歌时，有几个同学站出来在大庭广众面前替我说那些话，我肯定是会感激的，可惜这样的同学太少了。

我回到文新学校读书后，大舅仍办着私塾，而且一办就是三年。后来是自己不办呢还是被取缔呢，我从来没问过。多少年后，厦阡和井堡池有人碰着我，说他是我的同学时，我可记不清了。我问他是小学同学还是中学同学，他说是私塾馆里的同学。那时候我们才是八九岁孩子，相处时间太短，只有一个月，成年后不仅面容记不清，而且名字也淡忘了。

我读私塾一个月，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太残酷了。如果说我能成为社会有用之人，也得感谢那一月的私塾生活。读私塾意味着向生活抗争，意味着遭歧视后那种发奋崛起，意味着改变现状的自我超越。我不后悔，就是做错事了我也很少自悔过，历史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世界上仍没有后悔药卖过。

现在国家又提倡私学，这是善举，百姓是欢迎的。但办私学也要与时俱进，注重学生的素质教育，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全面合格的人，这样才会被社会所接受，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如果说仍沿袭古老的私塾教育方法来教育学生，那只能阻碍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历史的倒退，是对未来的不负责任。我不希望旧时代私塾的教学方法再重演，我已经体验过了，弊是大于利的。

（2003年5月2日初稿于德江县城）

本文已被编辑[文清]于2006-7-21　13:01:29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