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月月《英雄尴尬之林林总总》，让我浩然长叹，其观点很是切中时下文人之弊病，胡说乱说戏说之风大盛，很多文字既无透脱的幽默感，亦无庄重的厚实感，对英雄人物和历史，胡乱附会和解释，或者疏离解释，没有下实际的工夫，也无相应的文德，就胡说一气，没有是非，颠倒黑白，论据无据，可以说，比比皆是。打开网络，很多文字功夫到位，笔写其心，有很好的可阅读感，而很多则可归入垃圾之列。看了萧月月的文字，感慨多焉。
最近我也开始辍笔，不再继续写杂文，因为杂文需要比较客观和深厚的眼光，才可以得出比较公允的结论。看看以前自己写的一些文字，里面的一些轻率的观点令自己汗颜，索性就不题笔矣。
只是萧月月文中对张爱玲的判断和结论，我大惑不解。在此，想说一点个人对于张爱玲的看法。本来，萧编乃是吾友也，我当避之不题为是，然而，偏生张爱玲亦是我的梦中情人，看萧月月如此说的不中肯，心里急焉，于是，想起西方人说的“我爱我师，然而我更爱真理”，而萧月月呢？我爱萧月月，然我更爱真理，因此，在此发一文，抛砖引玉，以求商榷。
说到对张爱玲的评价持反对意见者，抓住的把柄无非两个，一是张曾经是汉奸胡兰成的妻子，嫁给一个投靠日本人的汉奸，无论如何不能取得中国人的认同，日本人伤我国人之深，非独肉体，深及灵魂，所以，败类和汉奸怎么说都不能原谅，可以原谅者，必然是非不分，黑白不明。因此，张就和汉奸联系在一起，成了另一个汉奸。切不说这类逻辑推理的浅薄之处；另一个理由则是张郁郁寡换，自己独身渡过大半辈子，最后亦客死他乡，而且死时身边空无一人，晚景是异常的凄凉，因为她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没有在红色的旗帜下施展才华，所以虽然才华横溢，也是活该。
这两个理由是不成立的。在说张爱玲之前，我首先疑惑的一个问题是：不谈论政治的文学算不算文学？不涉及政治的文学是不是也可以算文学？如果不算，那么，无疑，张爱玲的文字是不算文学的。
张爱玲处在风云动荡的时代，而笔下并不写家国之仇恨，亦不写民族大英雄，而是写诸多饮食男女的悲欢离合，很象红楼梦的大著作、小生活、小情调，讲的都是日常生活，爱恨纠缠。她是李鸿章的外孙女，出身属于贵族，而家道中落，母亲又久居国外，与之相别，缺乏正常的父母之爱，故张爱玲对人性的观察和刻画入木三分，对人情凉薄的体会尤其深刻。故评论者对她所有文字体现出来的格调只有两个字：“苍凉”。这种苍凉是真苍凉，而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做作。她的经历和文字天才，使她的文字达到了一种真正的境界，这是她死后仍然掀起张爱玲热的轩然大波的原因所在。
或许是时代改变了，人们开始能够理解旧社会里大上海的一些生活，因为繁华的生活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繁华之后的平淡，那种境界就开始被很多读者捕捉到了，张爱玲的不凡之处也愈发彰显了。
就张爱玲本人来说，其笔下无政治大事记，其为人亦不喜欢政治，她的主题是男女之爱，以及复杂的人性，对人有一种悲凉和阴暗的眼光，所谓的苍凉，其实背后有一双阅尽世态人情的老眼。嫁给胡兰成，她未必有那么多阶级、民族的念头，只是出于文学上气味相投而造成的爱情，关于爱情，她的感悟很深，爱又是难以解释的一种可遇不可求的东西，她因爱情和胡结合，后来，胡的花花公子习性，很象她〈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是胡使她不能拥有家庭和爱情，最后不欢而散，继续过孤独漂泊的生活。
从张来看，她的文学天赋很高，但是她的个人经历却的确很可怜——一个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的人，被命运的轨道逼迫着漂流的人！她旅居美国，嫁一个大她二十岁的人，就是只希望有个归宿的可怜处境。
我们离开张的真实处境，去用真大美的理想化来苛求张爱玲做一个完人，那是不现实的，亦不公平。
她不喜欢政治，因此在国家是非上也未必就留意。我一直弄不清楚的就是，张爱玲这类没有过浓政治背景的文字，是否也可以算是文学。她的文字很象〈红楼梦〉，一种真实的生活体验，至于后人分析出来的那么多政治斗争，或许没有那么回事，很多地方我就看不懂了。
苍凉的人，苍凉的文字，张的文字，细腻委婉，融古典和现代文字于一炉，大俗大雅。如果细心的一读，张的难以企及的地方就开始出来了。
所以，我认为，张是生活中一个真实的人，她最后客死他乡，和她的出身有很大的关系，她属于曲高和寡，名花幽独的那类阳春白雪的人，我们用政治的眼光看她，是看不出一个真实的张爱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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