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的文明程度，即不是由综合国力单独决定的，也不是由科技发展水平单独决定的。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平民的自由半径。自由，多么美好的一个概念，人类自打诞生时起它就被不懈地追求着。不知有多少鲜血与生命为之而付出。

记得在小学时，老师讲奴隶就是只能在井田里劳动没有人身自由，也就是自由半径为零的人。古罗马的斯巴达克斯就曾经高举过自由的旗帜，为争取奴隶自由半径零的突破而浴血奋斗过。然而无论古希腊、古罗马有多少杰出的人物，曾经创造了怎样的辉煌，他们都还认识不到人类的自由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正是奴隶社会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生产关系。人类争取自由的过程，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过程。

多少年来国人都以黑非洲的落后，来寻求心理上的安慰。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非洲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展。非洲觉醒了，而我们这头东方的睡狮还在睡着。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科学，决定科学发展水平是教育。如今我们中国教育投入尚不如非洲国家的平均水平。可能有人说你这么计算不对，非洲国家的教育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再高，可是他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低，还是没有咱们中国高。我劝这样的国人别再夜郎自大了。这高低是思想意识问题，岂能完全用数字来表示！

小时候闻说有老人年龄没有火车大，却一辈子没有看到过火车。临离开这个世界时，最大愿望就是看一眼火车。这就是我们中国共和制度下自由半径为零的“农奴”，他们多么渴望外面的世界呀，难道仅仅是火车吗？可是他们知道除了拼尽最后的生命看一眼火车外，其他的都幻想。

改革开放快三十年了，去支教的朋友告诉我，在西北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同胞，他们比上面所提到的那位老人幸运的是，其中有一少部分能够看到火车了，可是与火车仍是没有缘分，他们的自由半径仍是零。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就是能较多地见到文明的曙光了。西北的贫穷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可是贫穷的还不只西部。前两年我的一位法官朋友对我讲了他随公安、地方政府下乡催债的经历。在原本富庶的东北平原，即使在旧中国的动乱年代也是穷人向往的地方，闯关东不知救了多少苦难的同胞。可是这个朋友对我说，二十一世纪初，东北的农民种地背负着沉重的负担。生产资料年年上涨，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已经对抗不了市场规律。你想要那国家规定价格的生产资料，你就只好种不上地。无奈只好到信用社贷款。贷了一年，第二年去了生活费用与各种负担，还完贷款基本回零。只好再贷，不然新的一年就无法种地。随着物价的飞涨，农民劳碌一年后去掉生活费用与各种负担，还完贷款就已经是负数，已经无法偿还生产贷款了。于是农民只好在新一年再办个信贷手续，信用社为了推卸收还贷款不利的责任，也就顺水推舟了。然而年复一年，农民债台高筑。金融机构为了回收贷款就与地方政府、司法部门联合下乡催债。

朋友说，的确有家庭富裕的。可是占极少数。大部分农民家徒四壁。只有口粮与生产工具。有的甚至还背负着债务。为了能收缴贷款，地方政府就强行把农民的口粮，圈里的猪，院里的牛在农民的哭嚎声中强行拉走。有的地方农民愤怒了，举起菜刀与锄头追赶这些夺他们口中粮的“强盗”，中途他们乘的车熄火了，他们狼狈逃窜。愤怒的农民用菜刀把车的轮胎都砍翻了。我的朋友实在看不下去了，只好装病退出。

一些农民朋友，闻说收了几千年的皇粮国税不收了。高兴地回家种地去了。有些朋友的买卖一时缺少人手，开不了张。正当朋友们苦恼时，那些回家种地农民朋友又回来了。他们说，皇粮国税是没了，可是各级地方政府的摊派是免不了的。说是让你自愿交，可是如果你不交，什么用水，买种，化肥甚至孩子上学，都不要再指望能够办来。交了这些“自愿”的费用后，发现各种生产资料都价格飞涨，掐指一算负担比过去还重了。只好再回城里打工。本城打工的工资是非常低的，月薪三百元的工作都非常难找。要是找个月薪三四百元，再包吃包住，就是让人羡慕的职业了。可是这种水平也仅仅能维持农民三口之家（何况农民没有劳保，不但要负担小的，还要负担老的，又岂只三口之家），一年吃的。农民再利用自家的地种点菜，也只余出些买衣服的钱。

我曾经下乡到学生家家访，大部分学生家只勉强维持吃喝。如果家里再有一个病人，就只好等死了。贫困的学生，每年最期盼清明节，因为清明节可以到附近的坟头偷点供品吃。青壮年大多出去打工去了，有的一去数年没有音信，老人领着孩子在家苦苦度日。比我刚工作时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见到的农民还要困难。只要是安分种地的农民，没有不贫穷的。大多是因为疾病与孩子上学负债返贫的。笔者所在的学校也是一个分困学生相对集中的学校。每年要在原本经费缺口很大的情况下，给学生减免两三万元。这样劳作一年仅维持吃喝的农民在东北不在少数。笔者所在的吉林省就更严重了。这个世纪初，我到一个市郊的一个学生家家访，这家的土地被一所大企业占了，给负的赔偿金，让地方政府扣除各种款项，剩下只盖了个半砖半土的一间半平房，孩子的母亲一场大病下来，这个家也就只好负债生活了。临走时孩子的母亲让孩子到地窖里拿出些红薯，说给老师尝尝鲜。我偷偷地把红薯放了到锅台上，把我衣袋里仅有的二十三元一角钱也放在了一起。尽管此后我经常把自己的笔与本子，甚至是教科书送给这个孩子，时或还给这个孩子买顿便餐，可是这孩子仍没能读完初中就去一家理发店给人家打工了。

上述的这些人在法律上是自由的。可他们的自由半径有多大？他们能走多远？就是我这个城市里的中学教师，想看一次海也得十来年才能有一次。并且还得单位资助一部分。我的许多乡亲只有从电视上看海的份了。本地距离最近的海边也就只有五六百公里。这五六百公里对我这个挣工薪的城里人都得十来年一次，对于那些农民朋友大概也只有象开头说的那位看火车的老人一样，临终前看一次了。如果再这样贫穷下去，恐怕最后一次也是奢望了。

国家三令五申禁止对农民乱收费。这就象禁止教育乱收费一样，从来没有真正禁止过。我曾经调查过本地的一个乡，农民的负担的确如上述农民朋友所说。就如我们教育界每年的双日捐一样。说是给家庭平均收入不足最低生活标准的人与残疾人捐款，也是打着自愿的旗号，可是我这个本身就家庭平均生活收入不足最低生活标准的人也得被迫捐款，并且从来没有得到一分钱资助。闻说表面上自愿的捐款，上边却象交通罚款一样给单位领导下指标。谁完不成就要士途受阻。最让同仁们不愿意接受的是，每年的捐款只公布捐款数，从来没有公布捐款使用数。据民政局的朋友说，他们每年的各种奖金都是从捐款里出的。掐了捐款，就等于侵害了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或许领导的利益更大一些），这就不难想象农村地方政府下乡催债的初衷了，完全是为了收回国家贷款吗？

笔者所在的吉林省是全国数得上的税收大省，也是数得上的贫穷省份，却从来抓不出贪官来。远的不说仅就本市，来一任市长要不就是几亿资金没有了下落，要不就是胡吃乱造。审查一个市长又一个市长，市长被审没了，可是都把这些市长审成了富翁。是谁给百姓的自由划定了半径，就是这些父母官们。是他们在中国的共和制度下缔造了“零自由半径的农奴”。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