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出门三五里，各处一乡风。

文革的十年中，我们优良而纯朴的乡间民俗--传承了几千年的道教和儒教文化的精髓，受到了几乎被摧毁怠尽的冲击。

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被禁锢了的乡间民俗渐渐地继续传承着“道”和“儒”最基本的精髓，显示着中华文明在老百姓中最朴实的表达和演绎。

我的家乡，是本省好几个县市移民迁徙居住而形成的乡镇。不同县籍的原居民，在其共同遵守着中华文明最古老最根本的“道教”“儒教”精神的基础上，又展示着各自不同的表达方式。当你旁观或身临其境去体验，确实感受到，我们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竟将那些高深莫测，博大精深的《周易》和《四书》《五经》的内涵，理解得那么清彻，那么精准。并且在实际生活中，运用的是那么有人性，那么深入人心！

男婚女嫁，在西方人那里，只要双方父母和新郎新娘在教堂举行个仪式，由牧师宣读《圣经》有关经文后，便成了合法的夫妻了。而在中国，就有与之不同的民俗风情。在我们家乡婚礼是按照儒家的礼教标准来举行的。女出嫁的当天，一定要其兄弟送行，其意义就是让男方的家人予知：这未来舅舅所代表来自母系社会延传的尊严和崇高无上的威风，如若不敬，就如同皇帝对国舅的不尊；婚后次日，要恭请岳丈大人，这是表示视岳父如泰山之重，岳父登门，既便一语不发，其间也蕴涵着对爱女贤婿威严和深情。女婿就好比帝王见国丈一样，必须毕恭毕敬。

婚宴的席位座次，也以“礼”字为中心。不管你的家境如何，人客多寡，热闹或冷清，这席位和座次的排序，可不能掉以轻心的。选什么样的人客，陪岳父舅兄弟上席，都要慎之又慎。在席间，既要让“国丈，国舅”饮得舒心，又不能劝得太过，使其忘形。如若陪酒之中有个别不知趣的人，不懂规矩或或搞不清礼节，就会搅乱了整个宴席的气氛。这方面，就要靠操办婚礼的主持人，或叫做“司仪”的本领了。

这司仪的角色可不是好演的。在当地，人家称之“问事的”或叫你“先生”。你的心理素质，文化水准，品位高低。决定着一场礼仪的整个过程。有一则笑话：某人在一婚宴上致辞：“各位朋友来宾，今某先生与某小姐喜结连理，略备薄酒酬宾，如有不妥之处，敬望谅解！下次一定改正！”言还未尽，这女方的兄弟愤然拂袖而去，可见，司仪的一句错话导致婚宴的不愉快，是多么令人尴尬和啼笑皆非。

而在丧葬礼期间，司仪的角色则更难胜任。在乡下丧葬礼仪，主要是在道教的“孝”字上为主轴进行的，道曰：“亡者为尊”。但在具体操办中，也掺揉了儒家“礼”的成份。这就需要司仪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遵循道教规矩；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要按儒家的礼来行事。这可大意不得的。整个的丧礼，严格的说要经过七七四十九天才算结束。其间孝子要行的礼数之多，可能是他今生最重最多的检验和最受关注的一课。

孝子首先要遵照的是，不到满七，也就是七七四十九天后，是不得剃须理发的。在丧葬期间，最难忍受的是拿膝盖当脚走路：孝子接前来吊唁的宾客，要行跪拜之礼；孝子请忤怍收验，请抬重力工，请勤杂服侍，都必需在司仪带领下，上门行跪拜之礼；孝子在每个响七的答谢宴上，要酬谢吊唁及帮忙诸客，要逐桌行跪拜之礼。乡里的乡亲这才予以赞许和肯定：这个孝子做得还可以。

丧礼在农村是较特别的，它充分体现着乡下人对亡者的尊重，它用最朴素的方式来表达礼的含意，在乡下，没有任何大事要比丧礼重要和回避，所以，当孝子在司仪带领下跪拜请人帮助时，被请的人是无条件的应允的，他们道出最朴素的道理：每个人家不可能在屋顶上开大门，每个人家都会出现类同的事情，哪怕平时有再大的矛盾与分歧。

乡下人在红百喜事的了理中，也最讲究行事和语言的表达。遇红喜事，大凡祝贺之词多多益善。但遇白喜之事你行事和说话千万注意。比如：在整个丧葬礼仪中，送礼的钱物不能为双数；和他人讲话千万不能带“双”字；千万不能说“再来一次”或“一个个的”。否则会引起亡者家属或其他人的忌讳，轻者误会，重则反目，甚至引起仇恨和敌对。

日常生活中，乡下人对风俗的执着，可以说是正儿巴经的。就连造房上梁立柱也挺讲究。上梁的树木要春树的，因为春树有“万树之王”一说。如果你家的房梁没用春树，那你就不可以用春树来制作家具，若是硬性制作，预言就会遭到不好的报应。这都是老人家传下来的，究竟有何考证，还未曾听说呢。反正你要求得平安，那只得照乡俗做吧。

生活在乡村，你自打懂事的时候开始，就得要像小学生听老师讲课那样，跟着年长者，在邻里之间的大小事务中，学习这这些不成文的乡俗，等到你到了两鬓霜白时，你或许才有资格去再教导你的子孙们，怎么样理解和尊重乡俗。也许就在这时，仍然还有某些乡俗，连你自己都还没弄清楚，你也仍然在学习中再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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