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走上一条健康，自由，趋向成熟化的写作道路，结合“诗歌是人类的本能诉求，是一种深埋的精神根性”，那么，现代诗创作走上一条不归路。

何为诗歌的精神根性？即对诗人而言，写作实现了一份内心深处的追悼权利。简单说来，正如海德格尔提出的“这个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的结缔。任何一个诗人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追溯性质的，一种悲剧意识主导的，灵魂的独唱。一些美好的难以泯灭的记忆，于内心的沉淀，并落实到一首诗或一句诗时，留存于内心的烙印。艾青骨子里面“交织着”“的北国人民的悲哀”；徐志摩“再别康桥”“沉默”的基调；戴望舒伫立于“雨巷”中“撑着”的忧伤。成功地提供了这种回溯式的、回忆式的角度，以及角色的演进，使对回忆式的呈现与生命本身的悲剧意识联系起来，并通过诗的技巧、语言、灵魂等以“赤luo”的形式体现。使诗歌在内蕴上指向诗人的过去，以及过去的发生对应的多层次的东西。

何为现代诗的创作走上一条不归路？首先，诗歌并不仅仅是现象性的。“诗歌是一种经历”，从生活经历中走出来，要有浓厚的基础和一颗敬畏之心作为现象的东西，在诗里往往是一种机械组成（意象的择取与结合），并不是客观地把本质反映在诗里，而是通过主体的语言意识，技韵结构成一道独特的精神营养。那么现象就不在真实，是用于抽取诗成份的精神实质。《美学》中说：“人不过是物质世界进化的结果，灵魂不过是物质在某种结构或组织下的一种性质。”可基于这一点的理解。

其次，诗歌的追溯向来不是自主的，也不是能够解释的。这里往往是一种最终转换的成果。人生丰富多彩的审美的过程中自主不自主地生成角色，随之而来的诗性感应，便把它提示出来。“外师自动化，中得心源”。随着生成角色的推动，提示出来的非物质化意韵得以拓展，发挥诗效应。即诗韵超出了形式。使得诗的追溯性适应于对照，深化的东西存在于意蕴之后的对象。如此以来，要将诗作进行逐句逐字的“解释”，是难于完成的，需要的是作整体的把握与理解。

需要说明的是，不管是诗的现象性还是本质性，都是诗歌的形式，内部结构，内容活动的转换作用，或说是诗人情感的缔造与可实现性的交媾作用。在诗中，有一种感觉，似乎总可言说，而一旦言说，都为它局限了。诗人的这种感觉，在诗歌的道路上隐隐现现。

2005年2月3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