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戚

亲戚，<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跟自己家庭有婚姻关系或血统关系的家庭或它的成员。

亲戚，是人生中自然存在的关系。

我的亲戚之中，长辈的、平辈的、晚辈的，可以说，没有一个是不可忆的人，而且有不少是值得永远地、刻骨铭心地对他们感恩戴德的。其中既有作古的岳母、姑妈、舅妈、姐夫、姨妈和老表，也有健在的妻兄、连襟、姨妹……等等。

在我的回忆中，他们对我的爱戴关心难以言尽。总之一句，那种和谐亲密的感情，已经超越了血缘关系，是人类美德的一部分。这里我只能选择点滴作点记述，或叫二三事吧。且听我一一道来。

首先，讲岳母的甜酒荔枝冲蛋

生活中的甜酒荔枝冲蛋，一般来讲,并不是什么很珍贵的食品。但是，它在不同时期或不同的人身上，却有不同的意义。

岳母的甜酒荔枝冲蛋就是一个有意义的故事。

岳母对我视如己出，她对亲生儿子有时还要骂几句，而对我没有说过半句怨言。她不嫌我官不大、钱不多，反倒关心我的生活，不但不要我买东西送她，反而拿钱把我过生日。------我要说这是‘可怜天下岳母心’！

我岳母一生住过好多地方，白石咀、铜铺街、阳湖、甘冲子、坡子街、朝阳新村、省机械设计院、长沙铝厂和城步县等处。不管她住何处，我每次去看她，刚进门，她首先就去煮甜酒荔枝冲蛋。这是一定要我吃、不吃是不行的补品。那真的是几十年‘一贯制’，次次如此。说实话，开始，我是狼吞虎咽，那时我肚子经常没填饱，对这种补品，那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后来，人的生活条件和生活习性都有了改善和改变，甜酒荔枝冲蛋我吃厌了，不想吃了。最初出于礼貌，吃了它；后来就说我只吃一半就够了，不知要推来推去多少回；最后，我一进门干脆就对她说：“您老莫熬甜酒荔枝冲蛋啦。”我妻兄焦炽民深谙我的内心想法，就笑着说：“他不喜欢吃，就莫霸蛮啰！”我又说了真话再说假话：“不是不喜欢呐，是不想吃哒。”岳母不听我的，还是照熬不误。我没一点办法，只得咬紧牙关去完成‘任务’。

岳母晚年，随我住了5年，直到93岁去世，我才不吃她的甜酒荔枝冲蛋了。这时，我去回敬她甜酒荔枝冲蛋，她抬头望我笑咪咪的，颤抖的双手接着吃了。

这就是几十年不变的一碗甜酒荔枝冲蛋，价值几何？价值千金！穷困潦倒时，它可以饱腹充饥；在酒足饭饱的日子里，它是一份感情，永恒不变的感情。

其次，说姑妈的笑声。

1958年春节，是我参加工作后享受探亲待迂的第一个春节。我穿着一身崭新的用兰色卡叽布做的棉衣裤，去向姑妈拜年。

姑妈是我父亲的第二个姐姐。大姐出外，一直没有回来过。还有一个妹妹，死在外面。所以，这个离我家不远的姑妈，就变成我唯一见过的、至今不会忘记的姑妈。姑妈对我又十分疼爱，我对姑妈也十分亲近。向她拜年，就是不能少的礼节。

姑妈见我一身崭新的棉衣裤，上看、下看，拉着我的手转过身，看了前面看后面，高兴得笑个不停。她问我：“这是你自己的钱做的棉衣吗？”她对我才出去工作不久，就能自己赚钱做新衣有点怀疑。我连忙告诉她：“是我自己的钱做的。”姑妈笑了，说：“这下你的爹娘好了！”

姑妈那喜欢得不得了的样子，让我更高兴。我知道姑妈的心，她是看着我一家过着没吃没穿的日子，看着我爸、妈终年劳苦，养育五个子女，从来没有穿过什么新衣。现在她弟弟、弟媳的崽女都有了出息，都能够自食其力，她怎么不笑呢？

再次，讲我的舅妈。

我的亲舅妈不只一个，但一个也没见到过。我只对一个堂舅妈有最深刻的记忆。

我的堂舅妈是一个十分谆厚的人。堂舅死得早，我见都没见过。堂舅妈过的日子十分清苦。特别是我外公、外姿也是死得早，我妈要比堂舅妈小很多，没人抚养，就靠堂舅妈招扶。后来，也是她作主，将我妈送到朱家做了童养媳。

所以，我小时候，去向堂舅妈拜年，是必不可少的礼节。我"舅妈"叫个不停，她就笑得开心，留我吃几餐、歇几晚，那是常事。她客气得不得了，什么好吃的要我吃个够。

可惜她去世时，我工作在外，没有向她告别。

第四、我说姨妈和老表。

我妻的姨妈是一个苦得伸不直腰的人。她丈夫早死，把儿子养大，收一个媳妇又是痨病人，比她还死得早得多。

我到她家去过一次。她包着一条头巾，弯着腰，将茅草放到灶口，灰和烟满屋都是，只有一双眼睛在深深的眼窝里滚动。我的心里顿时降到了零度一样，刺骨的痛。

她也常来我这里。谈的话，是诉苦；谈话的声调和表情，是忧愁。没有一次是令人心情欢畅的。我记得，她家里没饭吃，提了一篮子鸡蛋，要我妻帮忙换点粮票回去。我妻找这家，找那家，换上百来斤粮票，才解了她的燃眉之急。她说：“这就帮了我的大忙啦！”我一听，心里就不是滋味。

她去世时，我也去她灵前磕了三个头。姨妈没过一天好日子啊！

她唯一的儿子叫周仁生，继承了她的苦日子，二子一女虽也大了，娶嫁却是万分的难事。来相亲的看一下这间又旧又破的屋，不作声就走。仁生就靠喂猪婆生崽和一年喂一两头肉猪卖点钱，砌几间新房子装门面，不然媳妇进不了门。那年，仁生来找我借钱。我问：“要多少？”他不答，实际上是越多越好，但不好开口。我就以上限给了他两百元。他那又黑又粗的手在颤抖，好像犯了罪一样，真是好可怜的样子。他说：“我一定还给你。不说今年，明年喂了猪一定还给你。”

第二年，快过年了。他来了，鸡蛋、鸡婆一同来了。他说：“今年不能还你的帐。运气不好，猪婆死了。”我说，没什么。第三年，快过年了。他来了，鸡蛋、鸡婆又一同来了。他说：‘今年还是没办法还你的钱，明年一定要还给你。真不好意思。’我一再说明没关系，钱不要还了。第四年，快过年了，他没来。我只以为他今年还不了钱，情面拉不下，不来了。岳母说；“仁生只怕是死了吧。”我说；“您老怎么不说点好的，他怎么会死呢。”第五年，快过年了，他又没来。我有点怪了，难道岳母猜中了？我心中想，何必呢，不要还钱，来看看也可以嘛。一年又一年，他一直没有来。后来，表姐悄悄告诉我妻：“仁生吃农药死了！”晴天霹雳，我怎么不相信会这样。我们还得瞒着岳母，深怕他添一份愁苦。

老表死了，我痛惜。但良心得到安慰：我没有逼过他还债呀！

笫五，说我热心肠的姐夫。

姐夫谭振雄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他有火一般的性格。做事急如星火，那件事不管怎样难，他下决心硬要做到。他自己经手的事是这样，别人委托他办的事更是这样。他的故事，多如牛毛，要写起来，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集子。

我从自己亲身所知的举例一、二。

1967年10月初，妈妈去汉口，姐夫将她送上火车，并告知二哥。他回家后，又与姐姐谈及妈妈的安全问题，总是放心不下，后悔没有亲自送至汉口。熬过难眠之夜，起床就往长沙跑，他要到邮政局打长途。事也巧，他听到机房复核一份电报好象有他的名字，他要求看一看。那个时候，怎么让你一个从哪里钻出来的人看电报呢。姐夫急得额头上冒汗，大声申辩；进而又耍起小孩脾气来，不看就是不行。

邮局被他磨得心软了,觉得这个人不像坏人,而且又不是保密电报,就破例让他看了。果然，这正是二哥的复电：妈妈平安抵汉。姐夫放心了，笑了。

我妻子要他做一张双人床。他请人做好、漆好，托运到长沙。他又从桥头驿赶到铝厂，借了一部板车，从黑石铺车站拖着床铺，爬过大、小豹子岭，一身汗得透湿，饭都不吃一口就急急回去了。我妻对我说起这件事，一辈子都不忘记他。后来，我准备换一个新的床，我妻怎么也不肯。她说：“别的可以换，就这张床要永远留着做纪念。”

我妻兄的堂兄有一个女儿落户霞凝农村，要招工回城，要办好多好多的手续，要盖不少的章子，还要领导一个一个地签字。他跑了多少遍，不是今天这个不在，就是明天那个不在，拖得他心恢意冷，又不甘心。他就转弯抹角找到了姐夫这个‘亲戚’帮忙。姐夫满口答应，马上就去找区委副书记。副书记见姐夫要办一个亲戚子女回城，也并没拒绝，只说一周以后再说。一周后，妻兄和堂兄按时到了霞凝，提心吊胆的。姐夫一早就去找副书记，人不在。他就打电话一个一个地方追着找。天黑了，灯亮了，事情还是一个未知数。姐夫最终找到副书记家，请他签个字。副书记‘难办呀’三个字一出口，姐夫的气就来了：“今天这个‘字’签得也要签，签不得也要签！”副书记见推脱不过，也知道‘谭一爹’在霞凝是一个说话、做事一是一、二是二的人，就签了一个字。真是‘一字值千金呀’！姐夫拿着这张招工表，好像得了一袋子金元宝，兴冲冲的回家。这时，已是晚上九、十点钟了，妻兄俩个晚饭都不吃，要听姐夫的消息。当告知一切，妻兄两个恨不得向他磕头作揖哩。

弟弟一家六个，没经济来源。姐夫就托人让他到霞凝做十天半月零时工，过年了，也有几十元钱，弟弟高兴得不得了。过年了，姐夫又搭信叫弟弟的二女敏伢子来霞凝，拿一些香干子、豆支、粉丝回去过年；或者是一两百斤煤票-------姐夫就这么为弟弟操心费力。敏伢子在桥驿中学读书时，学习成绩还可以。姐夫十分高兴，对她说：“敏伢子，只要你书读得好，我每月给你5元。”哎呀，好珍贵的5元！在那个年代，5元是多难得的啊！

这就是热心肠的姐夫。他的热心肠也换来别人的热心肠。很多人也尽力帮助他，多少事不在尽言中。

第六、讲妻兄教我搞加工。

妻兄焦炽民待我如亲弟。他处处关心我，照顾我，体贴我。大至政治思想上的要求、工作调动，小至日常生活，都体现他对我的一片真心。

大的方面我不说了。小的方面的事情是多如牛毛，难以尽述。我曾经这么概括过他对我的关心：“他有什么，总要分一份给我；他没有什么，却不求我帮忙。”他就是这么为我想得多。

他一家六口，生活是十分紧张的。在工作之余，他俩口子加工过破莲子、剥花生、织线袋、剥杏仁------增加一点收入弥补工资之不足。后来，他又到长沙印铁制罐厂买一些白铁皮边角料，加工打包扣。因为他的外贸业务往来厂子，大都要用打包扣。

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分一点边角料给我，要我做打包扣。当时，我是一个小小的国家党员干部，一举一动都在群众监督之下，这样做是不是‘谋私’呀！总好像‘名不正，言不顺’。

那天休息，妻兄就约我去买边角料。我在食堂借了一部人力三轮车，妻兄坐在上面，我驾车往笔陡的豹子岭放下坡。谁料人一打野，车子就歪着冲，妻兄慌了，就跳车，我还来不及叫他‘莫慌’，人和车就翻倒在湘江化工厂坡下面去了。两个人你望我、我望你，又气又笑，好在没受大伤，把车子拖上来，又继续前行。为了赚几十块钱，只能勇往直前。

买边角料并不那么容易。看在往来关系上，他找经理、科长批个百十斤，到仓库还要请求保管方便，我们好像乞讨一样。尽管我们不抽烟，也要递烟；装着笑脸，深怕他们不买帐。这就叫‘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

我和妻做打包扣，很有积极性，剪铁皮，手磨破了也不休息。做好装箱，又等妻兄联系好收购的单位；送去厂里，验了收，再去税务局交税开一张发票，才能兑到钱。-----

我们就这么规规矩矩做人,又有点‘偷偷摸摸’的感觉。这个‘第二职业’没红头文件做依据啊。所以，我在宁乡的整党会上主动说过这件事，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自我解剖’一番，争取过关。好在党员同志们听了我说的，也没有一个说这是‘资本主义尾巴’；也没听那一个领导找我谈话。至今想起这种‘不合法’的劳动，深恐惹出麻烦来的心态，也觉得自己是杞人忧天；为什么那些人搞那么多非劳动收入，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心不跳，脸不红，他们想过‘红头文件’的根据吗？

我现在十分佩服妻兄有改革精神，敢于‘吃螃蟹’；也感谢他在‘摸着石头过河’中，还没有忘记关心我的生活。

第七、讲我的连襟、姨妹。

我的连襟是苗族人、姨妹1956年去支边，他俩结为伉俪。他们在那贫困山区，生活的艰苦是超乎常人的。只说走的山路，就是崎岖不平，很远荒无人迹。姨妹的工作(供销社、木材站)，就在这种山路中走来走去，碰上毒蛇、老虎，也只得硬着头皮走。

姨妹在木材站工作时，为她妈买了几立方杉木做千年屋(又叫寿房、棺材)。她和丈夫花钱不说，办手续、运下山，又转运长沙，不知流了多少汗，费了多少力！

他们对我也是十分关照。那么远，他们托运木炭过来，也不知多少。当地特产"南山奶粉"送给我吃，至今都没中断。特别那一年，奶粉要计划，只供婴儿，我求他买来一件，解决了长沙的朋友的急需。　

我的亲戚太多，我怎么可能个个写他(她)们的事呢？写了七个人的事，那也是凤毛麟角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