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在城市乡村普遍抱怨“看病难”的时候,我们长沙老年康复医院成立了。与此同时,我也大学毕业,分配到了这里,成为了一名外科医师。从此以后,经历了许许多多生死之间的惊险故事,有些心得,在这里与朋友诸君细细道来。
1990年的一天上午,一台手术正在进行。参加手术的除了我及另外一名年轻医师以外,还有一名医学院赫赫有名的老教授,做麻醉的也是医学院的退休专家。突然,麻醉师紧急叫停,结结巴巴地喊道:“快!快!病人不行了!”我们马上停止了操作。其实此时,我们才刚刚切开腹壁,尚未进入腹腔呢。教授停下来后,一看病人情况不对,迅速把手术台上的无菌巾单一掀,双手交叉往病人胸骨中段一按,一起一伏有节奏地做起了胸外心脏按压,这边麻醉师也紧张得不得了,手忙脚乱地一刻也不敢停下来。只听得教授边抢救边喊:“快!快!”声音颤颤发抖。这时我才知道,病情确实危险极了。只见病人双目紧闭,面色惨白,宛如死人一般可怖!我渐渐害怕起来……谢天谢地,数分钟后,病人终于长叹一口气,醒了过来,慢慢地恢复了心跳和呼吸,然而手术却做不成了。我们重新给病人消了毒,把刚刚切开的肚皮缝了起来,待病情完全稳定后送返病房。
这是第一次经历,因为台上有老教授坐阵,我并没有感觉太多压力,也没有受到多大惊吓,算是长了一次见识了。也是因为没有什么经验的缘故吧,我当时心里并不觉得有多紧张,我相信:台上有那么有名的老教授在,不会出什么事的。然而事实上确是,抢救下来,教授的衣衫都汗透了!毕竟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情么!
多少年以后,我渐渐长大了,慢慢地有了些临床经验,单位派我到一家省级大医院里进修,仍然是外科。
一天上午刚刚查过房,我们大家正在医师办公室里开医嘱,突然一护士慌慌张张跑进来说:“11床不行了,血压为0!”11床是一位老年病人,患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才由门诊转入住院。我们霍地站了起来,随主任一起奔向病房。只见病人牙关紧闭,大汗淋漓,全身冰凉,气息奄奄,脉搏摸不到!“休克,感染性休克!”主任大声说:“赶快补液体,两通道,补充血容量,抗休克治疗!”很快,吊钟打进去了,两瓶液体快速滴注,变成了两根细线,源源不断地流进了病人的血管。病人渐渐苏醒过来,血压缓缓回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回到办公室继续开医嘱准备给她做紧急手术。不料才刚刚坐下不久,又听到病房里家属哭着大喊:“我妈妈不行啦!”大家又一窝蜂地拥进病房,只见病人头大脚肿,口鼻冒水,全身抽搐得厉害。没待我们展开抢救,病人突然停止抽搐,全身一软,瘪了下去,死了!这时,强心针呀呼吸兴奋剂呀一古脑儿用上去,身强力壮的进修医生卖力地做着胸外心脏按压及人工呼吸,吸引器轰鸣着拚命抽吸病人口里鼻里不断冒出来的水……折腾了大约三十分钟,终于无力回天,大家停止了抢救,主任沮丧地对家属说:“很抱歉,病人死了!”家属大哭起来,哭得惊天动地,我们全体在场的医生、护士顿觉凛然,没有一个人敢随便出声!
毫无疑问,这个病人是在抢救休克的同时,输液太快,引起心脏过负荷,发生了急性左心衰、肺水肿。由于发病太快,根本来不及抢救,教训十分深刻。
这件事以后我常常想啊:生死命悬一线,病情危急之时,情急之下的抢救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啊。医师在抢救病人的时候全面权衡利弊得失是应该的,然而更重要的却是患者应及早就诊,避免苍惶之间丢了性命。
做医师的压力大,外人无法真正体会个中滋味。
去年,我们又经历了一回这样的生死考验。这次是给一个才六个月大的婴儿做先天性唇裂修补术。手术还没开始,麻醉才打了一个剂量,就在麻醉师准备给小儿行气管插管的时候,孩子没气了!脸色发乌得怕人!麻醉师赶紧将小儿颈部抬起,头向后仰,用面罩给孩子加压给氧。可是面罩太大,无法密封,不能有效地供氧!情急之下,麻醉师大叫:“主任,快做人工呼吸!”我一把扯开口罩,来不及给患儿口唇隔上一层无菌纱布,就用口将小儿的口鼻一并罩住,一口一口地对着小儿猛吹,大约一分钟以后,孩子小小的胸脯才一起一伏地恢复了自主呼吸!这时我已累得满头大汗了。接下来麻醉师按部就班地给孩子作了气管插管,用呼吸机协助呼吸,孩子的情况平稳了下来,手术照常进行。可是手术进行到一半,突然伤口里的渗血变成了黑色!孩子口唇一下子就变乌变紫,孩子又不行了!没有呼吸!缺氧!我们立马停止手术操作,麻醉师迅速地清理了呼吸道分泌物。这回因为有了气管插管和呼吸机的帮助,孩子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经过三十分钟紧张的手术,孩子的阔嘴巴成功地得到了完美的修复,平安地回到了病房。
这次抢救,虽然同样惊心动魄,但因为医生、麻醉师及手术室护士沉着应对,处理得当,配合默契,才使得整个抢救过程有惊无险,成功地完成了治疗。说起当时的情况,麻醉师说:“不紧张。”我也回答说:“不紧张。”是的,做医师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沉着稳重:当把一切该做的事情做好了,那么抢救成功就变成了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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