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自古以来,中国的教育就领先于世界,但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复兴,资本主义萌芽,东方文明的衰落,中国的教育也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时至今日,中国教育的衰朽到了令人目不忍视,耳不忍闻的地步。
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如果说基础教育是树根和树干,那么高等教育就是树冠了,近年来,在基础教育投资严重不足,教育资源极端缺乏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却像一匹疯跑的野马,高校连年扩招,各种名号的高校不断涌现,难免泥沙俱下,高校合并风潮此起彼伏,不免出现生拉硬扯的“拉郎配”现象,“根不深则叶不茂”,其实这种貌似生机勃勃的教育“大跃进”景象背后,却潜藏着深刻的危机。
中国高等教育的落后,其根本不在于政府的不重视,投资不足,教育资源缺乏,而在于体制的僵化,理念的落后,人才培养模式的死板。建国初期,政府对各名牌大学“棒打鸳鸯”,使原本体系完整,结构合理的高校被肢解得支离破碎,高校完全丧失了管理自主权,丧失了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毕业出来的学生都是苏联模式复制出来的工业品。“文革”对高等教育的破坏更是伤筋动骨,这个时期高等教育其实是名存实亡。新时期以来,高等教育的生机与活力虽然有所恢复,尤其是80年代出现了一个颇为繁荣的景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越来越全面,高等教育已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在美国,无论是总统,还是马萨诸塞州的州长都无权任命哈佛的校长;而在中国,高校却受到政府的直接干预,高校管理人员和政府机关官员是“对号入坐的”。在美国,大学生考试实行分级制,无论拥有何种才能,都可以一展身手;而在中国,大学生考试却实行分数制,所谓的“综合测评”,其实还是以考试分数为主,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应试教育。
高考制度的僵化,已使它不能代表学生的综合素质,许多所谓的“高考状元”其实先天不足,有着严重的人格缺陷。大学原本是一个宽松自由,令人神往,充满学术气息的“象牙之塔”,如今已变成了和高中一样死板的,充满空洞说教,令人窒息的“思想监狱”,一个学生成绩的好坏已经丝毫不能说明他在专业方面的修养程度。有一个中文系大学生,成绩十分优异,每次考试排在年级前三名,并且拿到了省级奖学金,但她却没读过任何一部世界名著,也不知道钱钟书,沈从文,余华,王小波,余杰是何许人,更不要说在什么刊物上发表过文章,这样的学生,能说她是“优秀”的吗?这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当学术已经沦为了一种大奸大恶之人用来给自己镀金,投机钻营的工具,那就会祸国殃民。原江西省省长,已被枪毙的大贪官胡长清拥有北京大学的毕业证,但他从来没有在北大听过一节课。原四川省副省长,大贪官李达昌以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的身份逐步攀升,在官场上大捞一把后又回到西南财大任教,学术已经成为他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妄图以高雅的学术来为他“金盆洗手”,以教授,博导的帽子掩盖他丑恶的嘴脸。当然,那种互相剽窃学术论文,以请客送礼的方式取得高级职称的现象就多如牛毛了。
名牌大学的沦落更是触目惊心,近几年来全世界排名前200位的大学中,中国没有一所。北大的校门口有人高声叫卖着全国各名牌大学的文凭,价格两三百元不等。许多名牌高校开设了一些自称能适应市场的媚俗专业,但学生毕业后仍找不到工作。博士,教授越来越多,研究生不断扩招,文凭含金量不断降低。与此同时,社会的各个角落却充斥着大量文盲,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但很多工作却没人做。各种校园暴力凶杀案件层出不穷,云南大学马加爵杀人,北大毕业生陆步轩卖肉,一时间各种舆论吵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这种僵化的教育体制不改变,还不知道要涌现多少马加爵,陆步轩。
大学之“大”,不在于建筑之大,规模之大,而在于拥有独立自由的学术思想环境,严谨求实的治学风;大学生之“大”,不在于学历之高,考试分数之高,而在于拥有独立健全之人格,渊博深厚之人文素养。不改变现行僵化的高等教育体制,不改变迂腐落后的高等教育理念,清华,北大就永远赶不上哈佛,耶鲁,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永远培养不出社会需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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