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5月22日载：2001年2月20日，福州市发生一起特大枪案，受害人卞礼忠身中150多弹，现场惨不忍睹，而作案者却是福州市公安局的十多名干警，今年3月，这起枪案终于告破，案犯被绳之以法，死者也可以暝目了。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陈信滔是名退伍军人，他是福州市最早经营二手车生意的商人之一，随着业务的拓展，他触犯了福州市一些地头蛇的利益，其中福州安祥国际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承平就把他视为眼中钉，多次恐吓他，欲独霸整个旧车市场，徐承平与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振忠狼狈为奸，在当地横行霸道，欲把陈信滔除之而后快。陈信滔的朋友卞礼忠为他打抱不平，想为他讨回公道，于是徐承平设下圈套，约他们在旧车市场谈判，当时陈信淘恰好有事，所以没去，当卞礼忠到达旧车市场时，徐承平假装和他谈判，然后借故离开，向埋伏在暗处的"匪警"们示意，顿时十多名如狼似虎的"匪警"手持冲锋枪从身后向卞礼忠猛烈扫射……

这种场景我们以为只有在香港警匪片中才能见到，没想到现实中“激情上演”了，所不同的是，警匪片中是警察和匪徒的较量，而这里却是警察勾结黑社会势力杀戮无辜平民。在这个黑恶势力肆虐横行的社会，我们不知道正义为何物，五代十国群雄并起，战火纷飞，“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耳？”什么是正义，兵强马壮就是正义。在这样法制缺席的社会，哪一方的势力占上风，哪一方就代表正义。中国人从来就是这种逻辑，从来就没有绝对的正义。

文革中，刘少奇被打成“内奸，工贼”，当时知其冤屈的不在少数，但是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吗?谁不是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一代文豪郭沫若在文革充当“夺权”的急先锋，“文革”结束后又提起笔来痛骂“四人帮”，他只是中国人的"杰出代表"而已，其实我们每个人骨子里或多或少都有这种癖性。

此案令我们困惑的是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才真相大白，其实，当时王振忠手下的那些“匪警”们制造的假象疑点甚多，他们作案后马上封锁了现场，然后加以伪造，他们买通报社，歪曲事实，在报纸上登了一条标题为"持枪抢劫，毙了活该"的图片新闻，其中文辞拙劣，漏洞百出。明显就是那几个土匪警察捏造的假新闻。而区法院在审理此案的过程中，亦发现了疑点，然而在王振忠，徐承平一伙的强大压力下，他们不得不屈服了，又给陈信滔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导致他入狱三年。那些法官就是在强权压制下成为了丧失人性的暴力工具，他们当中知道其中有冤情的不在少数，但倘若和上级顶撞，不仅饭碗保不住，恐怕人身安全也要受到威胁，于是正义被扼杀了，强权成为公理。

在一个法制，民主缺乏的国家，无论实行何种社会制度，最后都不免走向专制，独裁，中国“文革”时期自不待言，市场经济时代，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垄断，某些寡头凭借经济实力逐步控制了某些区域的政治，经济言论自由，而国家结构运转不灵，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腐化，经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向邪恶势力投降，他们沆瀣一气，于是寡头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为所欲为，打击报复任何一个敢妨碍他们作恶的人，在这样的环境里，人民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

其实那些作奸犯科的人内心是很虚弱的，人无论怎么凶恶，内心深处还是有一丝人性的，只是这种人性被压抑了而已。明朝崇祯年间，大奸臣宦官魏忠贤面对欲重振朝纲的崇祯帝也不免有几分畏惧，众大臣看出崇祯帝有惩治魏忠贤的意思，于是纷纷上书弹劾他，历数他罄竹难书的罪行，崇祯帝一道接一道的圣旨像催命符彻底击溃了魏忠贤的抵抗意志，他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在从凤阳赶往北京的路上就上吊自杀了。

此案中，市长牛纪纲的上任是一个转折点，他抓住其中的疑点，督促下级深挖下去，王振忠感到上面风头不对了，就仓皇逃往美国，据查，他贪污公款达2000万之巨，于是“树倒猢狲散”，下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当我们庆幸还有这样的好官时，我不禁感到痛彻心扉的悲哀，为什么我们只能由一个人来扭转局面，我们能担保他日后不变质吗?这仍旧是一种独裁，我们的民众是没有责任感的，事情做的好坏都是领导一个人的事，好像与他们无关。

相比之下，韩国的民主传统则值得我们学习。1980年5月18日，为了抗议全斗焕，卢泰愚军人独裁政府的倒行逆施，光州市几万名大学生和市民发动了暴动，他们英勇无畏地和军警搏斗，虽然这次暴动最后在韩国独裁政府和美国的联合绞杀下被镇压下去了，但它直接导致了全斗焕，卢泰愚的下台，烈士的鲜血换来了政治的民主，从此韩国进入了一个自由民主的新时代。

我们需要的是民主，在民主光芒的照耀下，一切罪恶无处遁形。

2005·5·28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