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这个蓝色星球的东西两个面上，隔着大洋，有两个国度——美国和中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而缔造了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华盛顿的彼此不同和差异，则引起了很多人的津津乐道。

不同的文化孕育出不同的代表，这似乎已经是一个定论。以前我们总以为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而毛泽东是世界上唯一的伟人，后来才知道错了。那么，开始步入现代化轨道后，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两个不同国度的人呢。

很显然，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农业上的，发展了几千年，身上背着几千年的家当，每走一步，都有古代的东西在联络着我们。而美国则是最年轻的国家，而且是很多种远本不相干的民族移居在一起，组成的一个没有古老传统的新国家。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产生出的杂种文化很优良。

中西文化的不同显而易见：虽然二者的起点都很高，但中国是建立在农业经济上的，就算今天“三农”问题也是一个头等问题。在两千年前达到的农业经济高台上，就一直不停地搬演着繁荣和毁灭的喜剧和悲剧，改朝换代你方唱罢我登场，却至今还没有再创造出自己的新高峰——农业上的新高也需要借助工业；而西方却不同，虽然它从自己两千年前创造的农业经济高台上跌下来以后，曾经长期灰暗，但是，手工业和商业却始终在进步发展，政治文化经过大宪章运动和文艺复兴，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洗礼，社会革命，工业革命，科学革命，接踵而来，一浪高过一浪，社会发展迅猛，一个高峰连接着一个高峰。不仅彻底改变了欧洲的面貌，而且强劲地推动着整个世界发生根本的变化。

为什么几乎同时起步的两种文化，到后来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呢？三五年内超英赶美看来真的只是一个灰色幽默而已。为什么中美之间拉开如此的的距离呢？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统计局的人，说起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之快，远超老美。他摇头说：“美国的底子厚，有十万元钱，增加百分之一就是增加了一千元，而中国底子薄，只有一百元钱，增加百分之八也只是增加了八元。增长率是高，可是总体增长却差得远。”。

哇，悬殊这么大，难怪老是被人称作第三世界国家，我们除了对越南等更弱小的国家耍耍威风外，对老美恐怕不敢称大了。

那么，老大中国和美国差别究竟在那里呢？或许看看中国文化最近的集大成者毛泽东和西方文化最杰出的集大成者华盛顿，也许能明了这一点。

有人说，毛泽东是中国从严格意义上讲结束农业经济时代，开创工业经济时代的第一人。这其实是很偏颇的，取得政权和民族独立后，面对世界商品化背景，毛泽东集中了小农思想，对资本主义很抵触，文革就是抵触的产物，“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庙”，这种抵触从西方列强开始侵略中国的时候就开始了，从义和团、从清代曾国藩、左宗棠等大儒，从毛泽东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人身上，就集中体现了这一抵触。洋玩意不是容易一下子就适应的。倒是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想把中国步入现代化行列，并作了坚苦卓绝的努力，周指定的“四化”，到了邓终于实现，经过百年多的流血、革命，中国才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开始缓慢的步入现代化行列·

【一】不同的世界观

在毛泽东看来，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他的使命，就是解决矛盾。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绝非完全的真理。声国告诉我们，人在矛盾中生活，但却不是凡事都一直绝对矛盾。不懂唯物论的宗教国家，不懂辨证法的国家，经济更发展，社会更进步。因为矛盾表现的只是事物间的关系，有了事物，有了事物间的关系，才有矛盾。只讲矛盾，就会忽视事物的存在的稳定性。忽略存在，专注变化就成了中国思想的基本特色。《易》经就是这种特色的第一个结晶。由于不去分析主体，客体，本体，只研究矛盾变化，这个矛盾变化只能是现实生活表象的再现。像一生最重视研究《易》的孔子，学生问他“死”的问题，他拒绝回答，“不知生，焉知死”。他考虑的只是现实的人生。他拿天作比，也只是讲，“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强调的还是生活的现实。对形而上的问题，了无兴趣。既然思想只反映现实生活的变化，落脚点自然就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跟在他后面的代代传人，必然也只能对生活的现实修修补补。毛泽东的矛盾论，继承的正是这种忽略存在，只重变化的传统思想。而他比传统的高明之处只在于，形式上借用辩证法的名义，模式上套用先验哲学体系的架构，给旧思想穿上了新时装；在新舞台上，演唱了一出传统折子戏。

由于只重变化的思想在中国循环往复的历史上屡建奇效，毛泽东便认为抓住变化就抓住了中国思想的核心，抓住了中国社会问题的要害。所以他告诫全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策略高于原则，就是毛泽东的秘密，毛泽东的绝招。这套绝招也真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和策略，把毛泽东从小学教师的讲台送往井岗山的高峰，送进延安的窑洞，送上天安门城楼。当毛泽东兴奋地在高高的城楼上高声喊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他心里想的可能是，我终于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踩在了脚下。不要说愚昧的国民全都会兴高采烈的认可，连毛泽东的精英战友们也心悦诚服——事隔多年，邓小平还承认，没有毛泽东，胜利便不会那么快取得。

然而，忽略存在，只重变化的思想，反复无常。什么形式都可以找到正当的说发，在于充分与否而已。因为变化中的事物没有固定，所以思想也可以随意固定。其实还是以现实的存在为前提。所以，这种思想不能引导认识新世界，不能推动创造新世界。两千年来，中国历代王朝都陷入毁灭——繁荣——毁灭的怪圈不能自拔，就和这种思想有关。而今它又来捉弄毛泽东，在把毛泽东推向胜利高峰的同时，又把毛泽东推向阶级斗争为纲，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的绝路。毛泽东利用矛盾变化，把权术玩得得心应手，出神入化，打遍敌人，朋友，战友无敌手，自以为建立了空前伟业，正引领中国进入新时代，正推动世界进入新时期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比较的坐标是秦，汉，唐，宋，元先就错了。封建统治，只能推翻，不能效仿。超过历代专制统治者，达到的不过是封建统治的新高度，只能离自由民主的新制度更远。一代英豪，已成为中国和世界的绊脚石。

这是必然的。民以食为天的时代早该过去了，土里刨食和权里刨食的办法早该抛弃了。工业时代要求的是发展。要发展，就要更多地认识主体和客体。工业发展对科学发展的依赖，更要求人们在认识主体和客体的同时，还要更多地思考本体，在主体，客体和本体的互动中发展前进，创造一个又一个新世界。而土里刨食和权里刨食，除了食没有别的目的，除了刨没有别的方法，除了土地和对手，再没有别的认识对象。本事再大，也离不开土地和权利，贡献再多，也超不出刨食的范畴。想当年刘邦项羽没发达时就对秦始皇喊过，“大丈夫当如此也”，“彼可取而代之也”。传道士张角也曾向天下宣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盐贩子黄巢也曾对菊抒情，“它日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行伍出身的赵匡胤也曾摇头晃脑，“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凤阳花子朱元璋也曾卖弄斯文，“未离海底千山暗，才到中天万国明”。尽管气壮山河，惊天动地，他们开辟的依然还是嬴政种植的小菜园。毛泽东的歌声再响亮，毛泽东的胸怀再博大，“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也不过是应声附和，古调今弹。既不知对自由，正义，博爱的精神的追求，又不知对民主，平等，公正的制度的建立；既不知尊重对自然无穷无尽的研究，又不知尊重对宇宙诚惶诚恐的思考。了无新意，不要说影响世界了，连对中国的影响也是片段的，局部的，有限的。从现在的眼光看，可以说土得掉渣。

令人深思的是，毛泽东的失误是在正确的认识论口号下实现的。据说，他跟外国朋友交谈，说他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实践论》，而不是《矛盾论》。本来，从培根强调经验主义的归纳法，洛克提出人的认识的白板理论以来，人的认识源于人的实践活动，已是常识。毛泽东把英国人的经验主义和《易》“见几而作”的古训，传统“知行合一”的见解揉和在一起，概括出人的认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实践哲学。就像把德国人马克思的主义概括成矛盾哲学一样，很有一些道理。然而，也并不是完全的真理。因为现代人的头脑已不可能是一块白板，它既要受人生活地位，立场和经历的限制，又要受各种思想文化的影响，既要取决于思想方法，又要受制于感情发作，十分复杂，并不简单。而且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新的认识论是有前提的，即人是认识的主体，人又是认识的目的；人人都有认识的能力和权力，人的认识是个发展的过程，永远不可能完成；有限的人只能虔诚地向无限的宇宙顶礼迈进。忘掉这些前提，新认识尽管有科学方法和工具，依然会蜕化变质为旧认识。毛泽东在把复杂的哲学问题简单化的同时，背弃了新哲学的前提：他个人成了认识的主体，别的人都成了供他认识的客体，丧失了认识的权力和能力；由于他个人完成了认识，别的人都成了落实他的认识的工具，丧失了认识的目的性。他的话成了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全国都成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人人都在“读毛主[xi]的书，听毛主[xi]的话，照毛主[xi]的指示办事，做毛主[xi]的好战士”。人人都在恭颂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三忠于，四无限。从实践出发又回到实践的正确思想，最后结个从思想出发落实到实践再回到思想的怪胎，从解放人民的理念出发到饿死人民，斗死同志再到领袖崇拜，是毛泽东坐井观天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确实是个怪才。他是农家子弟出身，理应知道稼穑艰难，有些农耕常识，然而大权独揽以后，把农业搞得一塌糊涂，却把工业搞上去了，为中国奠定了世界少有的齐全的工业体系。他是个小学教师，写一笔好字，文章诗词都不错，理应懂得教学，懂得教育，懂得文化，然而进城以后，把教育，把文化也是搞得一塌糊涂，但打仗却总是赢，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常胜军事家。他爱说自己无法无天，无法无天可能就是他出奇制胜，歪打正着的秘密。作为大家，他的无法无天其实是苏东坡说的境界，“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跟孔子说自己，“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是一个意思。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十分了解旧世界，十分了解旧文化，在跟旧世界斗的时候，他新意迭出，妙理无穷，随心所欲，得心应手，够得上一个圣人。然而这也就是极限。一到新世界，他那一套便统统不灵了。只重变化，不重实体；只重矛盾，不重事物；只准执行，不准认识；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便认识不了主体，认识不了客体，无法感知本体，根本无法认识新世界，更无从创造新世界，昔日造成他胜利的法宝，今日正是导致他失败的致命伤。

宇宙是由能量组成的，这些能量又在不断地转化。能量的表现形式不同，转化的规律也就不同。木柴杂草很容易点燃，煤就麻烦多了，利用核能则只能是现代高科技的产物。人类社会随着人的认识的发展而发展，人的认识也随着人类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以《易》为代表的中国人的认识很早就发现了世界在变化的奥秘，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但由于后代子孙不知道去认识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变化规律，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时代变化中，只能一遍又一遍重温“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旧梦。等于端着金饭碗要人家的残汤剩饭，谁也没有为自己找到出路，谁也没有为中国找到出路，实在可惜。毛泽东也许是最末一位乞求帝位的人。他本来已经跨进了新时代，但由于他身兼秦皇“焚书坑儒”和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暴政，强行用自己的一人之见封闭中国，便把中国拉进最黑暗无耻的时代。旧时代的圣君贤相，不过是屠夫骗子，充其量是新时代的凡夫俗子，这是他们的宿命，不独毛泽东为然。

跟毛泽东认为自己是红太阳相反，华盛顿始终认为自己是凡夫俗子——一个普通公民。

列克星敦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1775年6月15日，亚当斯提名当时并不知情的华盛顿担任大陆军总司令，大会全票通过。华盛顿接受任命时诚恳地说，“虽然我深知此项任命给了我崇高的荣誉，但我仍深感不安，因为我的能力和军事经验恐怕难以胜任这一要职。鉴于议会的要求，我将承担这一重任，并愿竭尽所能为这一神圣的事业效劳。”在6月18日写给夫人的告别信中，他依然无比真挚地说，“亲爱的帕齐，请你相信，这一职位并不是我自己去谋求的。我曾竭尽全力摆脱，不仅是由于我不愿离开你和我们全家，而且由于我也自知，就我的能力而言，的确难以胜任。我在家中同你一起度过的一月，那种真正的幸福要远远胜过我在异地他乡若干年后始能盼到的遥远的希望。”在6月19日给朋友的信中，他又再一次谈到，“自己既无能力，又无经验，很难担当如此重大的职责。”他能保证的只是以下三点：“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忠于职守；廉洁奉公。”

经过大宪章运动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洗礼，在培根，洛克，牛顿，休谟，斯密的教育下，英国人的精神早从王权和神权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他们在不迷信国王和教皇的同时，也深知人的局限性和不可靠性。他们是理性的自由人，在独立自主的认识世界，建设生活。华盛顿有自知之明，不充救世主，不做包打天下的英雄，又能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挺身而出，当仁不让，义无反顾，正是英国先进文化在新大陆结出的硕果。

华盛顿的伟大，不仅仅在于继承了先进的英国文化，而且在于他在新大陆的特殊条件下大大向前发展了英国先进文化，领导进行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实验。在独立战争即将胜利之际，美国大陆上涌动着一股学习英国君主立宪制，在新大陆建立君主制的思潮。手握重兵，领导打赢独立战争，威望日隆的华盛顿自然众望所归，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而华盛顿深知，君主是旧时代的产物，跟自由，民主，平等，正义是不相容的。英国社会从传统中走来，借用君主制的形式是不得已的选择，而不是最佳选择。新大陆要做新实验，必须让人民自己来管理自己，让人民自己来管理国家，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因而绝不能再走君主制的老路。美国总统布什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取得的最大成就。他很为这个伟大成就不是由开创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掀起宗教改革的德意志，推动启蒙运动的法兰西，实现工业革命的英吉利，而是由后起之秀美利坚合众国完成而自豪。保证美国成功进行实验的关键人物，就是华盛顿。

1782年5月，华盛顿的一位老部下致信于他，攻击共和政体，主张君主制，他立即严厉批评了这种想让他王袍加身的思想。“我非常意外和吃惊地阅读了你要我深思的意见。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战争中发生的任何变故都没有像你说的军队中存在的那种想法使我更加痛苦。我不得不怀着憎恶的心情看待这种想法，并给予严厉的斥责”。“我想不出我有哪些举动会鼓励你写这样一封信，我认为这封信包含着可能降到我国头上的更大的危害。如果我还有点自知之明的话，你不可能找到一个比我更讨厌你的计划的人了。”“如果你还重视你的国家，关心你自己和子孙后代，或者尊重我的话，你应该从头脑里清除这些想法，并决不要让你或任何其他人传播类似性质的想法”。就这样，华盛顿和《独立宣言》的作者及一批自由民主人士共同努力，顶住了要求君主制的历史逆流，在新大陆为人类开辟了一片自由，民主，共和的蓝天。

华盛顿是那样说的，也是那样做的。1783年9月3日，英美和约签定，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12月23日，华盛顿在安纳波利斯向大陆会议辞去一切公职，亲手交回了大陆军总司令的委任状。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起程赶回故乡——弗农山庄。弃甲归田的统帅心情是恬然的，“戏已经演完了。我不再肩负公职，有如释重负之感。我希望能在余生中为善良的人们做一点事情并专心修身养性”。因为洞察社会人情的领袖人物对生活自有高见，“亲爱的侯爵，我终于成了波托马克河畔一个普通的百姓，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休闲纳凉，看不到军营的喧闹和公务的繁忙。我此时所享受的这种宁静幸福是那些贪婪的追逐功名的军人们，那些日夜图谋策划，不惜灭亡他国以谋私利的政客们，那些时时察言观色以博君王一笑的弄臣们所无法理解的。我企盼能独自漫步，心满意足地走完我的人生旅途，我将知足常乐”。所以，他满足于做一个普通农夫，过平民生活。“我住在一幢小别墅中，四周放置着农具和羊皮。我只求从容地沿着生命之河顺流而下，直至被葬入我祖先的沉寂的宅第”。“我亲手栽下的树木迅速成长起来，似乎它们已知道我行将衰老，在我与世人告别之际，要用它们的浓荫为我遮阳蔽日。他的私人秘书托拜厄斯`利尔说，“在弗农山庄居住的那段日子，可能是华盛顿先生一生中最快乐幸福和无忧无虑的时光了”。

华盛顿不恋权位，激流勇退，是基于自由民主理念对国家权力和人的本性的深刻理解，是为了新的国家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全体人民和子孙后代的长久幸福，不是由于一时冲动，个人好恶。所以，他一旦得悉，“短短数年，变化竟如此惊人。据闻，即使德高望重的人物也在无所顾忌地谈论君主政体。言论出自思想，再进一步即往往成为行动。这一步却是无法挽回和重大的一步！”“我虽已退出这个世界，但我坦率承认，我不能将自己置于漠不关心的旁观者的地位。”1787年5月光日早晨，离开社会舞台三年半的华盛顿赶往费城，主持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影响都极为深远的制宪会议，为新制度的建立，为美国和人类的前途，进行又一轮的战斗。1789年他当选美国第一任总统，在国务卿杰弗逊和财政部长汉密尔顿苦苦相劝之下，连选连任，又接着担当了第二任总统，为新生的美国奠定了发展的基础，确定了前进的方向。“我所有的行为举止将从此以后成为一种惯例”。然后在拥戴他的呼声仍然极高的情况下，坚决不再参加竞选，1797年3月4日出席完第三任总统亚当斯的就职典礼后，过了六天，便登程回乡，“回到了自己平静的港湾”。华盛顿第二次归来比第一次还乡意义更加重大。第一次回乡否定了旧的君主制的复辟，第二次归家确定了新的共和制的成功，从此总统不能超过两任成为惯例，结束终身制有了保证，统治者终于被关进了笼子。蛮荒之地的新大陆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推动世界走向一体化，推动世界走向信息时代，华盛顿起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华盛顿不仅是美国人的功臣，而且是全人类的楷模。向美国学习，就是学习走华盛顿开辟的道路。

以曾手握兵权，决定美国存亡的原大陆军总司令之重，以曾连任两届总统的第一位总统之尊，65岁的华盛顿心安理得地过起农庄生活。经过详细调查，认真论证之后，他亲自制订了长达30多页的庄园管理计划，包括新建几个农场，重建排水系统，改良牲畜品种，实行新的作物轮作制，普遍施肥增加地力等等。为此他每天奔忙，常常在马背上颠簸几个小时，乐此不疲。他向朋友写信描述自己退休后的日常生活，一天随日出开始，早餐之前先检查房屋及各项工作。早餐以后，骑马巡视农场，然后回家换衣服，吃午餐，同时会见一些慕名而来的陌生人。下午按时就餐，散步，喝茶。到了掌灯时分，如果没有客人打扰，就在书桌旁坐下来，在温馨的灯光下答复来信。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如同日月更替一般自然。华盛顿能忘掉昔日的尊贵，华盛顿能让别人忘掉自己昔日的尊贵，不仅是由于他认识的深刻，他对自由民主理念的坚贞，而且还由于他道德高尚，品质纯洁。“我最大的愿望是看到国家的幸福“。一切以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幸福为转移，国家需要进则进，国家需要退则退，不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高风亮节，前无古人。中国人景仰华盛顿，一开始就是敬仰他的道德风范。请朝宁波地方政府给美国一座华盛顿纪念塔赠送一块石碑，说华盛顿简直是一位奇人，他起义的时候，比陈胜吴广勇猛，割据的时候，赛过曹操刘备。但这位手提三尺宝剑，开万里疆土的元勋，却避开子孙，以选举的方式把宝座让给了别人，真是天下为公。“天下为公”，确实是华盛顿崇高道德情操的核心和基础。

这个核心和基础经受了重重考验，最后一次发生在他第二次回乡务农后一年。由于美英改善关系的《杰伊条约》伤害了曾无私援助过美国的法国，美法关系急剧恶化，战争一触即发。美国参议院在他一不在场，二未事先征得他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一致批准亚当斯总统的提名，任命他为美利坚合众国军队总司令。华盛顿的思想是矛盾的。他不愿“舍弃退休的安静生活”，更不愿违背发表“告别演说”时许下的庄严承诺，重返权力舞台，“然而我一生所遵循的行动准则，不容许我在这样重大的时刻拒绝为祖国需要效劳，特别是在祖国的根本权利遭到目无法纪的野心与疯狂的暴力侵犯的时候，而且这种侵犯违反一切正义原则并践踏文明国家普遍遵循的法律和协议”，“我是决难以年老与退休为理由而作袖手旁观的闲人的。同时，离开宁静的家园，舍弃目下安逸幸福的生活，重新面对我的精力与体力均难以应付的战乱，确实使我深以为忧。然而，这些不应妨碍我决定自己的行动。”“在我有限的残年，如我所珍视的一切均处于危险之中，我不应追求安逸，而且更另我满意的是：我是为了祖国所需而牺牲自己的安宁的。既然野心，兴趣以及任何一种个人的满足都不能引诱我放弃我的隐退生活，我如果对自己唯一应当考虑的目的也心灰意冷，则此种羞辱决非我能以言词表达。”“当我开始息隐家园时，我绝未料到将会发生重大事件，使我放弃退休生活。如果命中注定如此，我心中苦痛难以言喻。当然，如祖国确实遭到侵犯，或显然要被侵犯时，我自当时刻准备尽力为国效劳，打击侵略。”结果是，他“冒着失去生命，声誉，财产，安宁和幸福的危险”，欣然受命，组织备战。虽然最后战事未起，华盛顿临危受命，公而忘私，老当益壮，马革裹尸的精神风范还是感人的。

在他辞世之年，不少人仍希望他再度参加总统竞选。1799年7月21日，华盛顿致信乔纳森`特朗布尔州长，“这不仅是因为我热切地希望在我退休期间能够宁静地住在这里，度过余年，除非奉召保卫祖国（那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而且也是从公众的利益考虑的。虽然我有充分理由感谢上帝保佑我身体健康，但我并非不知自己在其他方面的缺陷。我这样做将是可耻的，因为尽管这是我国同胞的愿望，而且在大家的信任下我可能当选并任职，但另一个比我更有才能的人却会因此去职。”“如果我参加竞选，我就会成为恶毒攻击和无耻诽谤的靶子，不但会被加上摇摆不定的罪名，而且还会被污为怀有野心，一遇机会便爆发出来。总之，我将被指责为昏聩无知的老糊涂。我承认，和公众的巨大利益相比，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我考虑的可归结为下列几点，这也是我所持的原则，即：现在和将来我都不会以任何人作为我的竞争对象；”“在我垂暮之年（年将七十），在不能为国作出重大贡献，也不能符合预期要求的情况下，我应该慎重考虑，并谢绝我的朋友们的一切意在使我重任总统的善良然而是错误的想法。”就这样，在新大陆进行的空前实验中，华盛顿言行一致，有头有尾，作出了自己应有的重大贡献，树立起人类历史上一座新的丰碑。像秦始皇那样，“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像汉高祖那样，“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像宋太祖那样，“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像满清王室那样，“宁给外贼，不予家奴”。像极左派那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跟华盛顿天下为公的高风亮节相比，不啻萤火比太阳。

作为新时代新人类的表率，华盛顿的崇高不仅表现在公德上，也表现在私徳上。他不要国家给的权力与地位，也不要国家给的财富。担任大陆军总司令之职时，大陆会议批准给他个人每月500美元的薪金，他拒绝了。“对金钱的考虑是不能促使我牺牲家庭的舒适与幸福来接受这一艰巨的任务的。”第一次退役回乡以后，宾夕发尼亚州议会通过代表向大陆会议提出动议，要求对华盛顿的贡献和牺牲给予补偿。他明确表示，绝不接受任何补偿。他家乡所在地弗吉尼亚州议会，将波托马克河与詹姆斯河的股份各赠送他一百五十股。他知道，此举显示了国家对他的高度评价，爱护与关怀，他如果拒而不受，可能被看成对国家美意的不敬，蔑视，甚至“被误解为蓄意炫耀自己的无私与美德”。经过再三斟酌，他最后将全部赠与献给了慈善机构。在遗嘱中，他从自己庞大的遗产内拨出专款资助教育事业，并特别规定，在夫人玛莎死后，解放弗农山庄所有的奴隶。对儿女没有任何特殊安排，完全让儿女凭自己的能力和奋斗过普通人的生活。他的儿女也就普通的在美国社会无声无息。华盛顿私徳之高，少有其比。1860年初，日本明治维新的文化巨人福泽谕吉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见到的新人新事很多，惊喜之情可想而知。让他难忘的是，“当时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遂向别人打听了一下。不是别的，我问的是华盛顿的后代子孙情况如何。那人回答说：‘华盛顿的后代当中有个女人尚在，目前情况怎样虽不清楚，但想必已经嫁给什么人了。’回答的语调显得非常冷淡，实在叫人想象不到，真够怪的。美利坚是个共和国，她的总统是四年改选一次，这一点当然我很知道。可是我认为华盛顿的后代子孙必然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因为我的头脑里存在着对源赖朝和德川家族的传统看法，从这点推想我才提出这个问题来。但对上面那种回答，我却非常惊讶，当时觉得很奇怪，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这个问题在道理上讲，本来一点也不值得惊奇。”

按照以中国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传统，龙生龙，凤生凤，达官贵人没有不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最好的教育，没有不把自己的子女安排在最好的位置上的。所以，在东方传统文化中成长的福泽谕吉初听到华盛顿的后代子孙默默无闻很吃惊，感到不可思议。他不知道，自由，民主，博爱，平等，公正的理念认为人是平等的，有同样的权利，没有龙，没有凤，也没有老鼠；国家权力是为人，为人的幸福服务的，而不是为当权者和他们的家族服务的。这些先进的思想已经不是少数先进分子头脑中的奇思异想，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华盛顿大而知公，小而忘私，率先垂范，高标独举，他大吃一惊，不足为奇。由于福泽谕吉毕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濡染，现在又到了自由民主理念实验的大本营，所以很快便释然了，并作了深刻的反省。福泽谕吉的不理解，不正说明华盛顿的伟大？福泽谕吉的反省，不正说明日本进步神速？中国人至今能有几个深明此理，真正施行？毛泽东当年无视党纪国法，把老婆拉进政治局，塞进相当于书记处的中央文革小组当独揽实权的副组长，让党，政，军，民都拜倒在石榴裙下，侮辱了一个国家，侮辱了一个民族，侮辱了一个时代。看他最后深居简出，只相信家人，用侄儿来传递圣旨的举动，如果儿子健在，根据“你办事，我放心”的天条，他传位太子，建立毛家王朝是不可避免的。私徳好的，如果仅限于明哲保身，谨小慎微，公徳不一定就好；私徳不好的，唯利是图，唯权是争，唯欲是足，公徳必然不好。即使开始公徳尚好，最后也必然要以私害公，危及国家，公德私德双堕落。只有自家的孩子信得过，是典型的家天下思想，土里刨食，权里刨食的归宿，只知变化，不知实体的矛盾论，认识论的结果，私德堕落的宣言。不知道创建人才脱颖而出的可靠制度和有效机制，无论是独裁者宸中独断，还是秉轴诸公策划密室，只要以传为特色，一切以掌权为目的，都是十足蚕妇田夫的小私有者打天下，坐天下的狭隘龌龊心理。跟天下为公，国家为重的华盛顿相比，满脑子令行禁止，唯我独尊的毛泽东，连萤火虫也祘不上。

时代造英雄。毛泽东和华盛顿都是他们生活的时代的产物，都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的产物。通过比较他们事业的成败，为人的得失，可以发现他们时代的优劣，文化的长短。毛泽东虽然没有找到出路，但他的一生并不是一无可取，他毕竟是第一个为我们敲开建设现代化富强国家大门的人，他的成功和失败，对我们都有示范和启示意义。华盛顿虽然是世界现代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代表的实验事业时间毕竟还太短，是否成功，仍有待考验；他开辟的道路时间毕竟还太短，是否有效，仍有待考验。我们要在中国走现代化道路，我们要使中国永远摆脱繁荣毁灭的怪圈，必须极大地提高我们的认识水平和认识能力，因而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都必须总结借鉴。正像爱因斯坦说的，“我们面对的重大问题无法在我们制造出这些问题的思考层次上解决。”总结毛泽东，华盛顿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的得失成败优劣长短，是我们跨上新的“思考层次”，解决中国“重大问题”的捷径。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受万民朝贺的毛泽东，吟诵着“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那是为了教化治下的老百姓，那是为了打倒向他争春的政治对手。不到死神让他闭上眼睛，被抬出丰泽园，他是不会离开中南海的。他不知道，在二百年前，大洋彼岸的开国元勋，已经切切实实做到了“不争春”，“丛中笑”。

【二】不同的出身背景

首先，这两人都是农家子弟。乔治·华盛顿1732年2月22日出生在北美弗吉尼亚州威斯特摩兰县布里奇斯溪庄园，父亲是一位“富有的种植园主”。一百六十年后，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于湖南湘潭县的韶山冲，他父亲则是一位靠“拼命地节省”、“靠着做小生意和其他事业赚了一点钱”购置下二十几亩地的“富农”。十九世纪中国的“富农”在财富方面当然是无法与十八世纪北美的“富有的种植园主”相比的，故此，这两人的家庭背景悬殊较大。但“英雄不问出处”，他们后来都风云际会地走上了历史舞台。

家庭背景的悬殊和父亲性格的不同，对华盛顿和毛泽东孩提时代品性的形成影响很大。华盛顿的父亲“修养极好”，加上家庭交往的大多是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名门望族”，使华盛顿从小养成了“举止文雅，彬彬有礼”的风度，有着“很强的道德观念”。毛泽东的父亲“最恨懒惰”，自己以身作则勤奋劳作，但也许是因为生活压力较大，他“脾气很坏”，“时常责打”毛泽东和他的弟弟们，这对毛泽东敌视压制自己的“权威”、敢于反抗、勇于“斗争”性格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这两人的性格，对他们后来的人生选择和价值取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总的说来，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性格养成的主要时期。就现在可见的资料来看，这个时期的华盛顿似乎没有表现出什么“伟大”潜质，他非常普通，只是“渴望成为一名正直高尚的人”，“渴望着成为一名驰骋疆场、威风凛凛的勇敢军人，报效国家、人民”。而毛泽东则不同，他很早就展现出睥睨天下、藐视万方的气概。据说，他读小学时就曾写了一首名为《咏蛙》的诗，诗云：独坐池塘为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这气魄，丝毫不输于他后来赋词赞誉过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且显示了他以后用“舆论一律”统治国家的思想端倪。而到了年轻气壮、“风华正茂”时，他更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并常常“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那种建功立业、把国家命运掌于己手之心跃然而出，无怪乎1949年后他要以自己的意志在中国推行“改天换地”的试验了。

有意思的是，华盛顿和毛泽东刚刚成年就都因为战争而当了兵。1752年，英法两国为了争夺在北美的领地和利益而发生冲突，二十岁的华盛顿就加入了英属弗吉尼亚地区的英国军队，在英法战争中出生入死，到1758年以上校衔退伍。而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长沙革命党人随即于10月24日发动武装起义予以响应并成立湖南军政府，十八岁的毛泽东也“投笔从戎”参加湖南新军当了个“列兵”，但他并没有上过战场，半年后因清王朝宣布退位、“革命已经成功”，他就“退出军队”“继续求学”去了。华盛顿当了六年兵，毛泽东则只当了六个月兵，两人的兵龄悬殊，在军中的经历也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最终都不以军事才能著称于世（虽然华盛顿后来担任“大陆军总司令”，毛泽东则一度被誉为“无产阶级军事家”），而是在政治舞台上大展身手。

在大部份青壮年时期，华盛顿和毛泽东的人生轨迹迥然不同。华盛顿解甲归田后一门心思经营自己的弗吉尼亚维农山庄园，并在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逐渐成为北美殖民地中最大的富翁之一。毛泽东则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由青年学生到“共产运动分子”到“红色割据”的组织者再到“中国革命的领导人”的变化过程，在与中共党外和党内各种“敌人”的血与火的搏击中初步展示了他“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性情。

【三】不同的影响

1775年4月18日，列克星顿的枪声揭开了北美殖民地人民反英武装斗争的序幕。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举行，时年43岁的华盛顿作为弗吉尼亚的代表出席会议并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从此成为“美国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而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领导人时的年龄稍大一些，大约是1943年左右，他50岁时，在“抗日的后方根据地”延安，通过“整风运动”和“抢救运动”最终打败了党内对手王明、张闻天等人，迫使苏联“老大哥”承认了他中共领袖的地位。这两人成为“革命”领导人的过程很能体现他们各自性格的不同：华盛顿起初因“感情上接受不了与母国一刀两断的做法”而对“反英革命”有点儿犹豫不决，后来发现“英国尊贵的先生们不剥夺美洲的自由就不满足”，出于“保卫与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宝贵自由”的使命感，他才毅然决定接受北美大陆军总司令之职——他是被推选上领导人岗位的。而毛泽东则一开始就积极主动，运筹谋略，其纵横捭阖的手法让人叹为观止，他的领导人地位完全是靠自己费心劳神争取来的。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中国的这句俗语对这两个人来说真是恰如其份。1783年《巴黎和约》签订，英国被迫承认美国独立，“美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当时的华盛顿声望如日中天，又军权在握，还有不少部下鼓动他趁势大权独揽当国王，但他却毫不犹豫地递上辞呈，交出军权，回家做田舍翁去了，直到1789年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才重新出山。而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毛泽东则毫不犹豫地遵循“打天下者坐天下”的传统当上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顺理成章”地治理起国家来。

做为最高领导人，华盛顿和毛泽东都给国家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在当总统前华盛顿主持制定联邦宪法，为根除君主制、维护公民平等民主权利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后，他组织机构精干的联邦政府，颁布司法条例，成立联邦最高法院，为美利坚联邦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第二次当选总统任期届满后他坚决推辞不再出任总统，从而开创了美国历史上摒弃终身总统、和平转移权力的范例，使美国至今受益。与华盛顿相比，毛泽东对中国影响之深毫不逊色。毛泽东一手创立了一党执政的政体和“公有制”一统天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有生之年一直牢牢掌控着大权。他乐此不疲地发起一次次“政治运动”以“改造”人们的头脑，并以“浪漫主义精神”实施“大跃进”之类的“经济运动”。他性格大开大合，不拘泥于“清规戒律”，一切都以“为我所用”为标准，比如1954年他亲自领导制定了比较全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有时手拿《宪法》抨击对手，更多时候则把它完全弃之脑后。他对中国的影响——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至今犹存，这从二十多年来经济改革开放和政治文明民主进程的步履维艰上表露无遗。

华盛顿在他著名的“告别演说”中说：“我以欢欣的期待心情，指望在我切盼实现的退休之后，我将与我的同胞们愉快地分享自由政府下完善的法律的温暖。”他并没想过要“改变”什么，但世界却因他而改变。

毛泽东一辈子怀抱“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但晚年在接见外国人时他却不无遗憾地说：“我没改变中国，最多是改变了北京这一块地方。”大有英雄暮年其言也哀之概

华盛顿活了六十七岁，于1799年12月14日去世。他的墓地坐落在面临大西洋的波托马克河畔的大森林里，就在他的故居旁。墓地不大，用水泥和大理石做成，他和他夫人合葬在这里。据说本来美国政府拟将华盛顿的遗体安放在美国国会大厦的地下室，但他的家属不同意——幸好没同意，因为现在这块墓地四周是高低不平的丘陵地带，林木茂盛，环境优美、宁静，正符合华盛顿那低调平和的品性。

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离开人世，享年82岁。他的墓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是一座庞大的纪念堂。这里北面是明清皇宫，东面有高大的军事博物馆，西面则是他曾无数次召开大会、发布治国方略的人民大会堂，周围车水马龙，人潮汹涌，热闹非凡，这是否会使他那不甘寂寞、向往“斗争”的心得到安抚呢？

毛泽东思想与其说是一种设计和方案，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权谋学。他的政治风格至今在影响着我们。有人曾经遗憾地说，毛泽东要是到美国哈佛或者英国剑桥留过学就好了，那样或许不会有文革，其实如果毛泽东真的留洋，那么他的思维就不适应中国化了，那就不会成功，因为他集中代表了土生土长中国人的思维和方式，代表了广大普通中国人潜意识里最无理性的权力狂想和欲望，所以，他就算弄出了文革和许多无法无天的事，把老百姓炒得胡臭，老百姓还是一样的崇拜和歌颂他。

嘻，这简直是怪现象，说不清楚道理。

到今天，如果还盲目崇拜毛泽东，不加理性分析的话，那么他的思维依然是主奴类型的，可以斩钉截铁的肯定：还是个土包子。

华盛顿影响的美国，或许真的达到了中国古代最推崇的最高政治境界，那就是无为而治，却收到比人定胜天还要强的效果，因为他其实真的是顺应天道了。华盛顿并不想改变什么,正面却影响积极而深远。

乔治·华盛顿和毛泽东，两位远隔大洋、相距百年的开国领袖，他们的人生耐人寻味……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