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3月2日,在法国的旺斯一所疗养院里,一个年仅45岁的英国人闭上了他那依然明亮的眸子,爱妻佛瑞达守侯在旁,他走得很平静。
这个英国人就是d-h劳伦斯,他所引起的争议远远超过了20世纪其他任何一位作家。劳伦斯是人类性爱的传播者,不幸的是这个忌讳的字眼在世人眼中恰恰是潘多拉魔盒里的恶魔。这也是他招致世人漫骂的最大原因。
劳伦斯1885年9月11日出生于英国一个普通的煤矿工人家庭。我们从劳伦斯几部自传性的作品《白孔雀》、《儿子与情人》等可以看出:他的家庭生活并不美满。父母门第悬殊,母亲是一个温柔贤惠的大家闺秀,父亲是一个脾气暴躁酗酒成性的煤矿工人。每次父亲酗酒后总是对劳伦斯母子又打又骂。于是,母亲把情感和希望寄托在劳伦斯身上。不幸的家庭生活使劳伦斯母子之间产生了极不寻常的感情,劳伦斯的“俄狄浦斯情节”即恋母情节由此而生。以至于1908年,劳伦斯的母亲去世后,劳伦斯发现他无法全身心去爱任何一个女性。直到1912年,劳伦斯与他的终身伴侣佛瑞达相遇。劳伦斯把她看作能够在感情上替代他母亲的唯一女性。尽管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不断有女人走进他的生活中,但这中“替代”作用却是永远不能被替代的。这也就决定了女人是劳伦斯作品永恒的话题。可以这样说,没有女人,便没有劳伦斯的作品。康尼、厄秀拉、海伦娜、莫瑞尔、阿尔维亚、戈珍……一个个个性鲜明的女性在劳伦斯笔下塑造出来。而劳伦斯本人也似乎像磁石一样,读女人颇具魅力。同杜拉斯一样,劳伦斯一生情人众多,而且每个情人都甘愿为他放弃一切:佛瑞达抛弃优裕的生活、丈夫和三个孩子,跟他私奔;布莱特含辛茹苦,当他情感的缓冲器;玛贝尔甘心情愿将牧场献给他……
谈劳伦斯而不说性爱,就像谈戏剧不说莎士比亚,谈小说不说大仲马一样索然无味。在劳伦斯看来,真正的性爱在无意识的生命之上,必然包含着个性与圣洁的情感。这对于传统文学的震动不亚于一次法国大革命。第一次,传统文学像一座建筑在沙堆上的房屋一样,被爱情和性爱之风一吹就倒了。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劳伦斯必须要付出代价:他的书被斥为淫秽作品,本人被称为“蓄着落腮胡子的色情狂”,他的书和画展被查禁……
辱骂劳伦斯的声音最响的有两种:一种是迂腐的卫道士,另一种是最感官化的“动物”读者。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戴着有色眼镜的叭儿狗们是不可能理解劳伦斯笔下的性爱的。正如王文湛所说:“性爱在劳伦斯笔下不是廉价的展览,而蕴含了深刻的目的性,通过性爱对人的血性的激活,摆脱死寂的社会机制的束缚,使我们赤条条地重返纯真自然的状态,正是劳伦斯给困惑空虚的现代人提供的救世之道。”遗憾的是,这种包含“深刻的目的性”的救世之道却被“困惑空虚的现代人”所鄙视和不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值得庆幸的是,几十年后,劳伦斯的精神资源在遥远的地方被一个同样孤独的人所吸收,这个人就是王小波。思想的传承得以继续,我想如果劳伦斯地下有知的话,应该会很高兴吧。
我认为,在中国20世纪文坛,真正继承劳伦斯衣钵的只有王小波一人而已。“真正的主题,还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其中最主要的逻辑是: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障碍,真他妈的有意思。”就凭这句话,王小波就稳坐20世纪后50年中国文坛头把交椅。
劳伦斯出身于工人阶级,却又无法与本阶级的劳动者休戚与共,在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两个世界的边缘徘徊。他认为工人阶级“视野狭窄,偏见重,缺少智慧,”而中产阶级“浅薄,没有激情,太没有激情了。”劳伦斯深知一个人不能成为任何阶级的一员,于是在“卑俗的,受难的世界”和“冰清玉洁的,高伟的世界”中他最终选择了前者。他不得不承认:“我无法从我自己的阶级摇身一变进入中产阶级。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为了中产阶级浅薄虚伪的精神自傲而抛弃我的激情,抛弃我与本阶级同胞之间、我与土地和生灵之间生就的血肉姻缘。”反观现在社会上一些所谓的文化人,有了点小名气,就瞧不起跟自己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下的老百姓了,穿上“特殊阶级的马甲”,就以为别人认不出自己了,这些文坛暴发户们是该老老实实坐下来读读劳伦斯了。
劳伦斯感受到了资本主义文明对人类生活和人性的残害,他呼唤自然和谐生活的复归,他把这种呼唤凝结到了他的文字中。《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虹》、《儿子与情人》、《迷途的姑娘》、《恋爱中的女人》、《逾矩的罪人》……每本著作都是他生命热力的结晶,都是他走在传播者漫漫长路上的足印。他在《我们是传播者》这首短诗中赋予了这种呼唤以“理想”的翅膀:“我们活着,就要把生命传播。/不能传播生命的时候,生命也不从我们体内流过。/此乃性的奥秘,一条流动的河。/无性的人什么也不传播。”
为了承担起传播者的使命,劳伦斯对自己进行了残酷的“流放”,英国、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美国、墨西哥都留下了这个“流亡者”的足迹。流亡意味着是终身承载的负荷,在沉重的负荷下,孤独的劳伦斯注定要成为一个西西弗斯式命运的承载者。
劳伦斯是20世纪文坛的一匹荒原狼,它的嚎叫是孤独而凄惨的,就连读他一直存在偏见的t-s-艾略特也承认“劳伦斯完全不受传统和成规的限制。”我想起了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这位公然宣称“在妓女中寻求性尉藉和灵感”而遭世人狂风暴雨般漫骂的“浪荡天才”。密勒说过:“一个社会中,怪僻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所含的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今天敢于独立怪僻的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在这个世界上注定要有些不受传统和成规的限制的怪僻,如奈保尔、劳伦斯之流,正是这些怪僻支撑着这个摇摇欲坠的世界。
时至今日,没有人会否认劳伦斯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大师。他第一次“使传统文学中讴歌的爱情和不齿的性行为大张旗鼓的统一起来。”劳伦斯的书被查禁,恰恰暴露出卫道士对性的恐惧和无知。一个绝妙的讽刺是:被查禁的往往是最优秀的作品。《尤利西斯》、《嚎叫》、《洛丽塔》、《恶之花》、《上山-上山-爱》无不证明了这一点。书只能暂时被禁止,而思想的火种永远不会被熄灭。“火种”在劳伦斯身后继续传递下去:纳博科夫、金斯堡、杜拉斯、昆德拉、王小波、大江健三郎……
卡夫卡说过:“真正的道路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的,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传播者的路注定要有很多根贴近地面的绳索。在一次次跌倒中前进,这就是孤独的传播者——劳伦斯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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