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曾国藩热的持续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究其原因也是很复杂的，如果仔细追究起来又显得颇为简单，为什么？因为从中国传统的处世观点来看待曾国藩的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他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名利双收，成功的典范，是一个世俗之人所能达到、所能追求的成功的最高峰。

他是一个大学问家，一个大道德家，一个能镇压太平天国却对满清忠心耿耿的“中兴良臣”，一个程朱之后的大理学家，一个对资本主义先进技术有所引用的“先驱”，但是，也有另外一个称号——“曾剃头”。

曾国藩官运青云直上，他对自己仕途的顺利也很得意，曾自负的说："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年轻时候，他就写了很自负的诗句：“莫言书生终污浊，万一鸡卵化为龙”，从世俗功利的角度来看，他真的是山沟沟里飞出来的金凤凰。他的老家离毛泽东的老家仅仅只有一公里。有人开玩笑说：“中国的风水都被湖南人占尽了”。他从一个寒加家农民出身，却作出了震动中国历史的大业，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官学研究和理解的透彻，无人可追。

他的家教很严厉，从祖上就有着非常严格的修养教育，其祖父辈以身作则，严格按照儒家规矩来教育子弟和增加修养，修去不好的个性，样成适应社会和好的个性，积累了好几代后，到了曾国藩，终于大成。

二十世纪中国的诸多政治人物都不约而同地表示独服曾文正公。不管他们口头上宣扬何种涂抹上现代油彩的主义，他们的政治方略都深深地打上了曾国藩的烙印。

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平生把曾国藩奉为楷模，勤奋修养，效仿曾的修养。孙中山先生却认为：“曾是中华民族不屑子孙”，一为其迎合老外卖国，二为其学乃阴毒官僚之学。可能毛蒋二人属于皇权派，而孙中山先生属于民主派吧，立场不同，而看法各异。

梁启超对曾国藩推崇倍至：“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关于曾国藩的文章，梁启超说：“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陈独秀对曾国藩薰陶出来的湖南精神钦服之至，１９２０年他在《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一文中写道：“湖南人氏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

中国历史上有：“天下无楚不能安”的说法，秦时项羽和其江东子弟；近代之曾国藩和毛泽东，皆楚人之力挽狂澜处。湖南人的精神就是犟的精神，犟骡子不信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

中国第一个留美博士，大清驻美公使容闳认为：“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点污点，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故其身虽逝，而名闻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

美国学者孔令飞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中指出：“曾国藩和他的圈子受到了一种强调自我修养及社会活动论的有活力的清教主义的激励。他把孔子的修养和道、法等封建文化研究透彻，将儒学的实践精神发扬光大，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严复曾经对中西文化进行过比较，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方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也有的说：“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圣人的道，而西方文化的本质是器物技艺。”

这种道和科学器物的较量，在清朝末期在中国展开了较量。

清末在内忧外患中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最终被曾国藩镇压下去。这场战争在表面上却似乎仅仅是两个知识分子的战争——一个是落魄秀才洪秀全，另一个是一代文宗曾国藩。

曾国藩被同样发动农民的毛泽东称为：“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他乃有封建理学之“道”之人，可为儒家典范。孔子的儒家学说，本质上是宗法制里的伦理思想，权力主义一脉相承，孔子平生厌恶劳动，认为是“小人”才做的事，提倡“学而优则仕”，给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打上了浓重的官僚色彩，他年轻时才一做了一个叫少典的小官，就马上诛杀了所谓贼少真卯，还戴他一顶思想品德不好的帽子，让他被杀还变臭，所我对孔子这类讲仁义道德，却又受不得一点温暖气味的人很不感冒，简直就非常讨厌。就内心的缜密和深度上讲，曾国藩远在洪秀全之上。曾国藩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官，都经过深思熟虑，形成了完整的处世为人哲学，而对于洪秀全，我们要把他同整个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加以区分，想必洪秀全也没有做开国皇帝的雄心，说他为劳苦大众解除苦难的似乎高了点。说他是乱世魔王可能过了点，但有这样的因素，最后良弓被折、走狗被亨，终于灭亡。

读曾国藩的文字，觉得他讲的都是日常的祸福和为人之道，他很讲究诚，讲究对“慎、谦、简、勤”的刻意修养。认为做官首先不在激进，而在远祸，处事首先不在追求成功，而在防人，他看待人性的眼光很黑暗，经常告诫家人；“莫贪豪爽大方四个字，莫怕小气吝啬四个字，一切从节俭中来”。诸如此类，对人的确具有启发和开导作用。

虽然对曾国藩的看法莫衷一是，"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但无须疑惑的一点是，曾国藩是不能和诸葛亮、岳飞这类人相提并论的，何哉？前一类人正直，而曾则是个深得官僚精髓的热，阴气重。其实曾国藩的种种角色最好解释不过了。一切只有一个原因——中国知识分子阶级，历史上看，它不过是中国社会中继历史上的宦官、外戚、宗教、军阀之后的一个凌驾于人民、某些时候也凌驾于政权的特权势力集团。

“国藩以中人之资，成就非凡之功。知其难为而为之，禀坚忍之性，修身齐家，终于在为一代名臣，这一点是很难得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国藩善于相像，当自知自己当有所为也。天下多有以天资聪颖而耀人者，噪噪鼓舌，沾沾自喜，却不知‘道’，为大任者，‘尊高于内，外守以愚’，所谓‘海之容纳百川，以其善下之’。”草根本性的人多矣，曾国藩无疑是精金百炼者。

假设我遇到曾国藩，和他共事，那我的态度是什么呢？受宠若惊？沾沾自喜？阿语奉承？莫大荣幸？都不是，我唯一的选择就是，望风而逃。这样温厚的圣人太可怕，还不如去泡一个爱骂人的妞。明朝是最道德的朝代，可是那时候的人是最残忍的？什么是道德，就是要善于把内心的气愤或不愉快表达出来，或者直接去追姑娘，直接实现自己的心愿，而不是用理学压抑，压抑中出现的代表就是圣人。

曾国藩堂前杀俘虏，堂后读《论语》，两者可以融为一体而不觉生硬。近代的不少政治人物也一样,他们的权谋与刻毒，他们口头上的爱民如子与骨子里的视人命如草芥，显然都是继承了曾国藩式的伪善。电视剧大力吹捧曾国藩的谋略，却对其假道学和残忍的一面毫无涉及。曾国藩曾经大谈：“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但是湘军所到之处，与太平军一样荼毒百姓，杀戮不止，血流成河。无论曾国藩如何“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宣称自己“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但是百姓们眼睛却是雪亮的。百姓们也许连大字也不认识一个，他们却能够认清这名儒学大师的真面目。老百姓给曾国藩起了个极其生动的外号,“曾剃头”。也就是说，曾国藩屠杀的老百姓就像剃头匠剃掉的头发一样多。

老诗人流沙河曾经写过《可怕的曾国藩》一文，他以自己当过几十年“牛鬼蛇神”的丰富阅历，看透了这个“中兴名臣”的种种“可怕”之处。在所谓的“温情”背后，是刀锋一样的惨刻严酷。流沙河感慨万分地说：“这家伙，体孔孟思想，用禹墨精神，操儒学办实事，玩《庄子》以寄闲情，由封建文化培养见识，从传统道德汲取力量，也许厉害就厉害在这里吧？”

曾国藩属于“厚黑”到了“无形”境界的家伙，天天念叨着“现在但愿官阶不再进，虚名不再张，常葆此以无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可是他的中庸却运用到了“厚而无色，黑而无形”的地步。

所以，曾国藩来了，你还不快逃？还幻想着什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