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兄弟》是余华继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之后又一部反映民间家庭故事的长篇小说。小说充满了作家心灵的力量，也激起了读者阅读快感的波澜。小说在接续家庭温情写作上显然进一步。余华在《兄弟》中实现了温情与暴力的交响，以对儿童世界的关注，发掘出一个人性的新视角。最后，本文将从细致有力的叙事，对现实主义回归的角度来剖析和解读《兄弟》。

关键字：兄弟;人性;叙事;手法;喜剧化倾向

《兄弟》是一部反映民间家庭故事的中国当代小说，讲述了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的人生，李光头的父亲不怎么光彩地意外身亡，而同一天李光头出生。宋钢的父亲宋凡平在众人的嘲笑声中挺身而出，帮助了李光头的母亲李兰，被后者视为恩人。几年后宋钢的母亲也亡故，李兰和宋凡平在互相帮助中相爱并结婚，虽然这场婚姻遭到了镇上人们的鄙夷和嘲弄，但两人依然相爱甚笃，而李光头和宋钢这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也十分投缘。余华反映民间家庭现实的小说很多，可以说是他在《兄弟》前小说的一大主题。所以说从题材方面说余华小说主题一直未发生很大转变。但从内容上具体分析看，余华的小说又在渐渐发生变化。余华前期短篇小说表现很先锋也很现实，但更倾向于先锋。余华的前期小说大多表现出阴郁、压抑的一面，描写的大多是社会上黑暗和阴郁的一面，一般是大多数作家、大多数人避免言及的地方，他却描写得地淋漓尽致。

在前期主要描写的也是人性恶的一方面，特别是他的短篇小说，主要表现在死亡、暴力、冷漠、绝望等方面，这也是他短篇小说一个显著的特色了。短篇小说很少有积极的因素，很少有对善和美的东西描写，更加没有对人世间的赞美之辞了。发展到他后来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小说的主题有了转折性过渡。这是他前期小说主题告终一个明显的标志。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从表面上看，大多数是对意识以及一些断裂性空间片段的描写。“我”一直在想，“我”的意识里只有孤单、阴郁、冷漠和绝望，看不到光明和希望，为什么一家之间没有和睦相处？却只有斗争，这可能与那个苦难的年代有关，让人在心里上产生孤独和绝望。较之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那就是天壤之别了。前者让人绝望，后者让人感动和深受教育。现实中原来除了有恶还有善，除了有丑还有美，除了黑暗，同样有光明，现实中存在着方方面面的东西，现实是对立和统一的两个方面。虽然，《在细雨中呼喊》描写阴郁的较多，但较之于余华前期的小说，又多了一层淡淡的温暖，亲情中多了一丝让人欣慰的东西。“我”在孤独的现实中，看到了希望和光明。“我”也不是冷漠的，“我”对整个家庭和现实一直在关注，“我”在关注就代表着“我”还在关心现实和家人。“我”并不是那个只坐在孤单角落里眼睛里布满恐惧和警惕的孩子。这是余华小说从先锋过渡到现实的转折点。从这里开始，余华的小说转为描写现实。从《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一直都让人感动着。更多倾向于人间温情的东西，这是一个飞跃性的转折，一下子从黑暗冲向光明。余华的小说总在走极端，在往两个相反的方向走，表现出两个不同方面明显的反差。到《兄弟》，余华的作品达到了饱和，呈中性，恰在天平的中间，真正地将现实中的方方面面表现出来了。现实不仅只有坏的东西，也有好的东西。不只有恶，也还有善，《兄弟》辩证地将现实反映出来了。小说既有对善的描写，也有对恶的表现，既有美的东西，也有丑的暴露，现实就对立和统一了。也是余华小说真正意义上的转变，从先锋到现实，从辩证的两个方面来写人，赋予人生命真正的内涵。本文将从善和恶、美和丑角度来进行分析，具体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这篇小说进行分析。

一、温情与暴力的交响

这个世界很复杂，充满了善恶丑美的东西。从整体上看，这篇小说有许多的是，又有许多的非，这样自然存在许多善美和丑恶。如：宋凡平、宋刚和苏妈等，在他们身上也恰恰体现了善美的闪光点，特别是表现在宋凡平身上。又如文化大革命中的小红卫兵，他们的种种行为，又无不有力地证明了非，在他们身上也恰恰体现了什么是恶丑的行为。

当小说进入了那个万恶的文革，余华给我们看的，是一个朴实的城镇如何在文革的旋风中变异，人性的泯灭在那个年代屡见不鲜。人整人，并且往死里整，好像都不用太内疚，即使你把人打死，只要你站在革命的队伍里。宋凡平被红卫兵毒打致死的那段，对于那个很多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在父辈口中艰难慌乱的年代，很难去想象身处其中的遭遇。和《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一样，《兄弟》延续了“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活着》中福贵娘语)的主题。不同的是，小说中宋凡平一家的苦难，远非一个“穷”字所能道尽。在小说中，以宋凡平为主的这个重新组合的家庭，正觉得生活刚有奔头的时候，却被文革弄得家破人亡，兄弟离散。本来，以此为题材的小说屡见不鲜，但余华笔下的宋凡平，却以他独特的“笑对苦难”的方式，将对时代悲剧的控诉张力发挥到极致，也使小说有了更为震撼人心的力度。在《兄弟》中，宋凡平在长途车站被十一个“红袖章”活活打死的一幕，便是对这两种含义最血淋淋的诠释。历史的产生，是有缘故的，而且也是不可改变的。就像人性，也总是善恶共存的。善恶，并非对立，而是事件在不同情况下的反应，善恶都是潜在存在的，只是表现不同，或者突出的程度不同。这就是人性，就是本质。在此时代还将文革的残酷拿出来虽有点不合时宜，但真情永远是打动人的第一要素。反思历史永远是文化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最壮烈的悲剧往往来自于历史的巨变。

引人注目的是，小说《兄弟》中的人性人情之美达到了余华小说中从未有过的明亮。《兄弟》的特别即在于余华融合了自己20余年的小说创作，融合的结果则是荒诞与严肃并存，悲剧与喜剧交集，血腥与温情同在，造成了“泪中有笑，笑中有泪”的阅读效果。《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试图改变暴力写作的结果。在这之前，热衷于暴力的余华对于亲情持冷漠与怀疑的心态，对于温情的否定一直让他的写作处于痛苦而焦灼的状态之中①。从《活着》开始，余华开始改变自己的写作状态：“我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②这两部小说成为余华摒弃暴力写作回到温情写作的标志。这种温情写作，也可以视为优美人性的写作。在奉献了太多的凶残恶毒的面影之后，《活着》通过第一人称“我”的讲述，福贵及其家人的不幸——娓娓道来，于简单朴实中蕴藉着深厚的情感。《许三观卖血记》则以许三观的家常生活为中心，没有太悲剧的故事，有的只是小户人家的欢乐哀怨，再加上主人公的幽默生活方式，着实让人对余华的转变刮目相看。

经过10年的沉寂，《兄弟》在接续家庭温情的写作上显然是更进一步。首先，他选择两个破碎家庭重新组合以后的小家庭作为家庭亲情的发生地，这样的家庭挑选应该是出于对人性人情的信任。在这个家庭中，没有所谓继父后母的狠毒，也没有孩子对于继父后母的仇恨，有的只是相依为命的温暖与宽容。在常人眼中，不可能出现爱的家庭，爱出现了。这爱虽然遭到世界中的恶的揶揄，但是这并不恐怖，因为他们相亲相爱，并没有因为恶的存在而否认爱的价值。于是，我们看到了新婚的第二天，宋凡平带领全家逛街去。面对众人不怀好意的笑声，宋凡平不仅要求妻子抬起头来，而且要一家人快快乐乐的。相信了爱，人便可以面对庸俗的流言讥笑。其次，余华以两个本来没有血缘关系却成为了兄弟的孩童作为小说的核心人物。如果说，父母的夫妻之爱是源于男女性别之爱，那么，两个孩子的兄弟之情显得更加纯洁动人。现在的余华显然已不满足于仅仅延续温情写作的层面，如果他继续《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的写作，这对他来说是驾轻就熟的，但同时也就存在复制自己的嫌疑。

于是，《兄弟》开始了新挑战，而我们则重新见到久违了的暴力场面。在《活着》中有各种各样的亲人的死亡，但是余华都采取了侧面传达的方法，落脚点在福贵怎样承担亲人的死亡，这也是相对温情的处理。《许三观卖血记》中的死亡都是配角的死亡，处理起来更加简洁。可是，10年之后的《兄弟》却再次展现了余华对于暴力与死亡的偏爱：宋凡平的悲壮之死、孙伟的无辜悲惨的死、孙伟父亲的刚烈的自杀、宋刚的卧轨自杀。相对于这四个人的死亡，李兰的死亡显得温柔忧伤，李光头生父的死亡则显得无耻。余华描绘了6个人的死亡和1个人的疯狂，宋凡平、孙伟父子的死亡又是重墨描摹的血腥。在这里，我们好像看见了《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时冷酷、嗜血、迷恋于暴力的余华。长篇小说的魅力就在于它们是从属于一个庞大的整体，前前后后血肉相连。表面上看起来，

这些血腥、死亡与温情是截然对立的，但是，当余华把它们勾连在一起时，《兄弟》便有了特别的效果，更何况，经过余华的细致描摹，一切又显得那样的合情合理。这应当就是《兄弟》叙事中的难度：在冷酷中含有温情，在温情中又有冷酷，悲喜交加。为了成功地越过这难度，余华在小说中采取了“强度叙述”；“作家达到了某个高度后，面对叙述突出的不再是才华，而是性格决定他选择的方法，有的人性格就是勇往直前，而有的人就会选择讨巧的方法。选择了正面强攻的叙述方法以后，我感觉自己是勇往直前的，面对叙述是不退缩，不绕开，也坚决不用聪明的办法去处理。《兄弟》连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也是这样处理的，因为不这样写就感觉不舒服。”①宋凡平之死是《兄弟》中的第一个血腥场面。如果按照《活着》的处理方式，那么小说会推进得很快。但是余华仿佛在这里进行电影画面的特写，宋凡平之死的细节占据了小说将近1/5的篇幅。最初的几乎是令人窒息的血腥场面是为后来的种种场面做前导。

在宋凡平死后两个孩子尚未到来的时候，宋凡平的尸体并未引起众人的围观，而孩子的哭泣引起了众人看热闹的欲望。如果不是苏妈的仗义相助，根本没有人会主动帮忙，陶青也是因为被孩子抓住脱身不得又被苏妈劝说才硬着头皮答应下这桩差事。余华在写尽了人世间的冷漠后，又写出了人性的复苏。陶青与熟人打架既是由于陶青对众人好奇心态的恼火，又是陶青同情心的转折点：从这里开始，他不再将这事看作倒霉窝火的差事，而是对这家人充满了同情。而陶青的转折又意味着残酷的气息渐渐转变为温情的伤痛。当余华将血腥场面引向对人灵魂深处的考察时，这血腥场面就成了人性的测试纸，而不再是早期余华的炫技。从这个层面上看，孙伟父子的死亡也有着相似的功效。孙伟悲惨无辜地死于自己的一头长发，只因为长发在世俗的眼光里是“不学好”的标志，而在孙伟心里是美的。不仅没有人为此负责，当孙伟父亲追寻当事人时，另一群红袖章制服了他。一个失去爱子的父亲不仅不能为儿子报仇雪恨，还不能为儿子收尸。孙母的疯狂与孙父的自杀都是源于对孩子、家人的深爱。而在这一家完全毁灭的过程中，又有几人表示同情呢？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将之当作谈资罢了。只有苏妈为疯狂的孙母穿上了衣服，李兰理解了孙父的心情，李光头、宋钢兄弟流下了眼泪。《兄弟》在接续家庭温情写作的上显然更进一步，在这部小说中实现了温情与暴力的交响。

二、人性的新视角对儿童世界的关注发掘

对儿童世界的关注发掘，李光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除了他，还有宋刚。流里流气的李光头，因为看到了屁股中的极品——林红的屁股，而被刘镇人民追捧，也让他学会了利用独有的资源——向不同的人们描述林红的屁股，换得三鲜面共计56碗，当然其后还有面条，这里不再列举。在那个年代，能吃碗阳春面算是解决了温饱，能吃碗三鲜面，已经属于小康。家境落魄的李光头利用屁股资源而达到了小康，这就不难理解他日后可以出钱坐美国的航天飞机遨游太空了。余华的作品注定有悲剧色彩，从他的作品中，能看到红——血的颜色。且不说《许三观卖血记》本身就与血有关，在电影《活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福贵的女儿，在文革的、社会主义的医院里，产后大出血，那红色沿着她的腿缓缓流下时的情景。在《兄弟》中，红色也是其中最重要的颜色。从开始红白相间的屁股，到文革到来的祖国山河一片红，紧接着就是批斗会上的血——块一块的，一片一片的血，这血色，随着李光头的后爹宋凡平的死去，而凝结、斑驳、脱落。从这红的停滞中，能看到的，不是死亡的可怕，而是生的胜利——越是困难的日子，人性的光辉越耀眼。宋凡平不是伟大的，但是一个男人，一个勇士。

因为偷窥不小心淹死在厕所的李光头的亲生父亲，因为偷窥被抓而游街的李光头，这两个男人让李兰承受了无尽的耻辱和持续不断的偏头痛。带给李兰自尊与自豪的第二个丈夫宋凡平，却因为是地主出身而备受折磨，最终惨死在十一个红袖章的拳脚棍棒下。为了纪念宋凡平，李兰七年没有洗头，预见到自己余日无多终于进了澡堂，一洗，黑发洗成了满头银丝。李光头和宋钢这两兄弟都还只是十四五岁的少年，却已经要弯着腰推着辆板车送走睡在薄板棺材中的母亲了。虽然有那么多悲剧，但这本书一点都不压抑，看这本书不会觉得心里难过。因为经受着这多么苦难的人们是如此的坚韧，他们的乐观与内心不屈的骄傲让读故事的人感觉到了强大的力量。就连李光头，这个臭名昭著的混世小魔王，也让人觉得欣慰。他自制手推车送母亲舒舒服服地到乡下给父亲扫墓。捆得结结实实的躺椅、遮阳伞、垫在座位下防震的被子和盐水瓶。从善和恶的程度来理解并不难想象，李光头的某些行为不好，表现出恶丑。但他的某些行为又是让人感动的，从这个方面又体现了他的善良，反映了人性的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太关注成人的世界，传达成人的感情，而《兄弟》则以对儿童世界的关注发掘出一个人性的新视角，尽管兄弟俩性情相异，而彼此的情意又成为各自性情的一个生动组成①。

宋凡平、宋刚和李兰，他们具有乐观、善良和老实等美德。宋凡平是一个教师，宋刚是宋凡平的儿子，自然处于一个好的家庭环境。父亲的乐观和幽默时常化解两个孩子的痛苦和恐慌，宋凡平是小说一颗极为耀眼的明星，作者也尽力的渲染这一点。从他在粪坑里把李光头的爸爸捞上来，到他人生中唯一一次扣篮，到他和李兰结婚，再到拖着“休息的左臂”，无一处不让这个形象光芒四射。那个沉默寡言的宋刚，他的沉默、平静、老实和单纯与李光头形成了鲜明对比。毕竟是没有血缘的兄弟,以至后来的发展会越走越远。而李光头的性格则与家庭环境的前后转变、还有社会环境所迫以及一个人的逐渐成长有关。李光头在这部小说中可能还不能说是最突出最丰满的，但是他和宋钢的兄弟之情已经是初露端倪。比如：李光头曾被李兰锁在房子里面，兄弟两个背靠背聊天的情景，那五粒大白兔奶糖，最后，宋钢也没舍得吃。而之前，当宋钢想吃大白兔的时候，李光头虽然犹豫，但还是说，“四粒给你，留一粒给我就可以了”。李光头偷看并贩卖林红屁股的秘密在书中涉及了不少，从这里可以看出李光头的商业头脑也可以算是绽露头角了，到最后李兰觉得这个混世魔王认识的人比她还多。李光头对李兰的爱在给宋凡平扫墓的那一场是淋漓尽致了。

余华并没有深刻的描写当时的历史状况，而是用一个八九岁小孩的目光去看身边发生的事。小孩并不能理解这个社会究竟是怎么了，就如我们年轻人难以理解当时人的狂热、疯狂、残暴、丑陋和人性扭曲一样。余华只是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描写这一家子的状况，如他在后记里所说，从一个窄门进入，到达一个开阔的新天地。写的入口小，但留给人思考的东西太多了，也非常沉重。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样的历史被人翻开来讨论思考几万几亿次也不为过。小说中宋刚和李光头这一对兄弟在这个特殊时期的成长与宋凡平这个闪烁着人性光芒的父亲有着那么深刻的关系，对于文革中的种种非人的世相，宋凡平总是很好的化解他们的恐惧，扫荡腿的“秘诀”、古人用的筷子、自己休息的左臂，直到生命最后，依然保持着这种父亲的形象。国家应该让人民免于恐惧，而宋凡平承担起了这个责任，虽然他仅仅能免除自己两个儿子的恐惧。他可以在被揍得鼻青眼肿的第二天大模大样的在屋外给李兰洗头，如此的细心，用满不在乎和满脸的幸福来对抗围观人群的怪笑。他可以在被抄家筷子都被折断后找来六根树枝并告诉孩子这是古人的筷子。他可以在胳膊被打脱臼后若无其事的告诉孩子这是胳膊累了让它休息几天，并让好奇的孩子兴致勃勃地学习让胳膊郎当起来的绝技。他可以不断地编织谎言来安慰在上海治病的妻子，并从监狱中逃出来带着孩子把家打扫干净来迎接回家的妻子。母亲李兰也是坚韧的。她自豪的做了七年地主婆，骄傲的承认这一点并在挨打时仍保持骄傲的微笑。她在把惨死的丈夫洗净送走的过程中泪如泉涌嘴唇咬得鲜血淋漓甚至昏厥过，可她还是忍着，并且响亮地对她的孩子说：“不要在别人面前哭。”

小红卫兵，他们的行为跟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一百年来，中国历史经历了过去许多重大的沧桑变幻：军阀割据、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等。家庭和人性在这一系列以政治为目的裂变中一再扭曲。在这些历史事件中有数不胜数的惨烈故事，《兄弟》就是这样一本描述历史变革中普通老百姓遭遇的书。它近看不过是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故事，远看就是这段历史中无数家庭悲剧的浓缩。四十年来的经验被简化成善恶斗争。“文革”的最大悲剧在于，它经由权力巨手的操控，让社会的秩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下降为动物与动物之间相互残杀的关系，人性恶的一面在正大光明的旗帜和口号下表现到了极致。不管是作为文学家还是学者，穿越丑陋事实的表象，在不同领域用不同手法表现、追究其发生机制和原因，由此让读者对丑恶事件背后的根源产生深刻了解并保持警惕，才是其神圣的使命。《兄弟》在更大的尺度上模糊了世界的真相，据说余华立志要“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但结果却是，过去四十年来中国人百感交集的复杂经验被简化成了一场善与恶的斗争、一套人性的迷失与复归的庞大隐喻。

三、细致有力的叙事现实主义的回归

（一）荒诞手法的运用

这部小说是荒谬的，又似乎是充满逻辑的。余华依然用他特有的戏噱的语言和黑色的幽默，向我们展示着死亡，展示了那个颠狂的时代。他笔下的文革，残酷而温暖。残酷是因为整个时代人性异化，变得愚昧盲目残忍。温暖也同样因为人性，不同的是每个家庭个体之间纯粹深沉的爱。那个在厕所偷看女人屁股的少年，他的所作所为的种种细节，他的周围人的种种情状都被余华极力渲染着，这样的风格一开始的时候让人觉得饶有兴味，但当这种叙述自始至终贯穿着故事，以致叙述淹没了故事，直至叙述成了故事的时候，总让人觉得余华有些故作的炫技和矫饰。人造[ch*]女膜、ru*房增激霜、处美女大赛让恢宏的意图顺利实现，让这本书多了魔幻现实主义所需要的邪气和神秘。但故事的本身还是有着撼人心肺腑的力量的，虽然余华是用不动声色的叙述把你引入那个残酷的世界中，在向你描述冷酷、荒谬和悲怆的时候，他自己是不参与的，他只是远远地站在一旁，告诉你现在在发生着什么，在故事的最高[chao]时，在人的情感被拉伸到最紧张的状态时，他还不忘适时宜地冷幽默一把，在你泗泪滂沱的时候不禁破涕为笑，转危为安，这也许就是余华的可爱处。荒诞手法的运用再现了人性。

（二）讽刺手法的运用

用哲学的观点来看生和死、活着和死去本来就是一对辨正统一的矛盾。《兄弟》中宋凡平的死，孙伟父子的死，都是在与戴着红袖章的人的抗争中死去的，惨死的文字叙述在小说中震撼人心，李兰在孙伟父亲死后自语到“人要是真想死了，总能有办法的”，道出了那个非人的年代中人对于生死的痛苦抉择。而那些生者——刘镇上的普通民众，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在小说中又是怎样的群像？麻木的旁观者，集体癫狂的“红袖章”，从生到死，从善到恶，从美到丑，也是对那个年代的讽刺①。幽默讽刺是其特点，尤其是讽刺；残酷现实是其主轴，尤其是残酷；宋凡平人物塑造丰满，好人形象，好男人形象深入人心，残酷的场面描写，场面的细节描写，宋凡平被打死那段的场面：逼真、残酷而打动人，还有兄弟俩真情流露的细节。

（三）白描手法的运用

《兄弟》描述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有美好的爱情，有父子的亲情，有兄弟童稚的真情，也有残酷的丑陋的在环境中迸发的恶，无论是对人性的鞭挞还是对恶俗的反复描述，无一不是现实的翻版与演绎。文章中有两个简洁而深刻的地方：一是对人生的把握简洁而深刻；另一个是对文字的把握简洁而深刻。我认为，这是成为一个大文学家的基本条件。一个文革题材的小说，没有时髦的色情、lu*n伦、淫荡情节，却在浮躁、物质的当今文坛大行其道，再次证明：真正有灵魂的文字是不朽的。这给很多致力于精神追求的文学爱好者以信心和鼓励，使他们更加坚守和耕耘。小说的叙述平缓，有让人发笑的细节，李光头这孩子有着独特的性格和天资。宋凡平这个男人，也真是一个有血性和有温情的汉子。《兄弟》不同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其他余华小说的最大地方，就是它的更加好读，这完全体现在读完这本书所需要的时间上。余华在这里增加了叙事的铺陈和连贯，让简单的故事情节在不厌其烦的叙述中不知不觉地拉长；然而毕竟是简单的，所以一般人应该用不了一个上午就能读完了。余华很擅长描写死亡。次要人物的轻描淡写的死亡、主要人物的白描式的简单文字的死亡。前一类似乎只是铺垫，而后一类才是他表现的重点所在。刘山峰的死是那么戏剧性，宋凡平第一个妻子的死淡如蒸馏水，纯属给李兰让位，所以就“病死”了。次要人物的死，后来还有长头发孙伟和他的父亲，他们俩的死是迫害人者被迫害的死亡，而且都以一种出乎你意料的方式死亡的，孙伟是被强制剪头发剪断了颈动脉死掉的，那喷出两米高的血让人触目惊心；而他父亲的死亡方式更让人心胆俱裂，一根长钉子自己用砖头砸进了自己的脑袋，拍第三下的时候，那块砖头四分五裂，伴着“我要杀了你们！”的呐喊，一个曾经无情迫害别人的人被迫害致死了。这是深层次的悲剧。小说通过白描的手法将人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小说的喜剧化倾向

余华掺进了不少的黑色幽默甚至是荒诞的细节描写，一方面想让这些细节来对哭笑不得的时代进行反讽，另一方面，也可以冲淡那些浓墨重彩的血腥悲剧。但这么一来，原来对细节就非常迷恋的余华，在《兄弟》中个别地方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别的不说，小说开头对李光头在厕所里偷看女人屁股的详细刻画，几乎是在挑战读者的审丑极限，似乎又回到了《现实一种》时代的炫技式写作。《兄弟》的开场是以小说的主人公李光头在厕所里头偷看女人屁股被生擒活捉而展开的。这原本是一个稀松平常且有点搞笑的生活事件，但是在小说的语境里却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小说的开场具有强烈的喜剧化倾向，并不单纯指涉这一生活事件，而更重要的是这一具体生活事件的展开过程，是指对于偷看女人屁股时的动作和情景的细致刻画，是指赵诗人、刘作家押着李光头不厌其烦的宣扬和游街，还指派出所的五位民警的假公济私的询查和盘问，更是指李光头与刘作家、赵诗人、童铁匠、小关剪刀等人的五十六碗三鲜面的“屁股交易”。通过小说一系列生活事件的展开，读者充分体味到了余华技术的高超。对于惯于描述人世之苦难历史的余华来说，这是一条新的路子。当然，这条路子并不是从《兄弟》开始的，而是承继了《许三观卖血记》的叙事风格——重复叙事法。虽然两本小说都是描述苦难的个人历史，但是夹杂于其中的喜剧化倾向和效果却日益明显。早就有论者说过，余华通过讲述几次发生过一次的事，描述几次仅仅发生过一遍的事，构成了戏剧性的叙事，真实再现了人物在社会变革中的感受情绪和可笑肤浅的认知和理解。每重复一次，读者的心里就产生一次震撼和苦笑，一次次累加，将这种震撼和苦笑推向无以复加的极致。然而，在《兄弟》给予读者印象最深和震撼最巨大的倒不是这些重复性的叙事，而是李光头生父亲爹的奇异死法。可以说，这是所见过的最恶心、最荒诞的一种死法，它表达的是一种戏剧化的悲剧，一种戏谑之外的严肃，具有强烈的戏剧化色彩和嘲讽性口气。当然，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一个视角和材料就是关于李光头“性欲”表达的重复描述和叙事：从第一次与板凳摩擦，再与线杆摩擦以及那种毫无顾忌和颇为骄傲的自我宣扬“原来是我发育了”。余华是如何想到讲这样的内容赋予一个只有八岁的孩童的；但是，这样安排的戏谑色彩和嘲讽味道是无与伦比的，他暗含了一种对集体或任何非个人化趋势的反抗的重新肯定。在那一切都不可理喻的时代，也许只有反映人身上的本能的动物性更能说明问题：要么体现人的尊严与神圣性，要么映照出人的鄙陋和堕落。且在那样的语境里，由于个人本能的被压抑，从而导致了灵魂的蒙昧，也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人虽在场却不在场。”在场的只是躯体，不在场的是灵魂。

与李光头的“屁股交易”，必须以一碗三鲜面为代价作为交换。其实，如果我们将整部小说前后贯通起来予以观察，就会发现作者隐含于文本中的“语言姿态”——作为对极权意识形态统治的反应，存在着一种对于进入个人快乐的“良好生活”的玩世不恭，透过李光头的口表达了这样的一种隐喻和反讽：“这有什麽可大惊小怪的，这岂不比那些大人们所谓的搞政治更为正当吗？”不信，你看，当苏妈说着：“作孽啊！”的时候，李光头却没有觉得有任何惭愧和羞耻。对于他而言，只有“我来性欲了”和“我没有性欲了”之分，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他自己身体语言的表达而已。人性与性爱都有着“最不可信的理由”。相信人性是美好的意愿，但人性并非是完全可靠的，失去制约的人性、无法反抗的人性是可怕的，而怯懦的人性也随时会成为苦难制造者的同谋。于是，在“存在”的层面，我们时刻不要忘了对人性进行猜疑，并对人性有可能造成的未知苦难进行预测，这正是文学最应该承载的内容。只有对心灵进行审视、猜疑，才有可能让爱、温情、悲悯、同情、悲伤、信心长久地坚忍地存在下去。余华的局限处、过人处，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也设置了新的写作难度①。

在李兰让棺材铺的四个男人将宋凡平的膝盖砸断，这样棺材才能容下宋凡平高大的身体，这样的情节让读者像李兰一样处于一种飘离状态，残忍至极的方式再次将余华的风格完美延续。文革中个人命运的惨烈，如：宋凡平被折磨致死的描写虽然扣人心弦，但因为这是意料中的事，所以也不感觉诧异，而是他死后因为棺木太小，而不得不将他的双腿砸断。连人死后都还要继续让他受到这样的折磨，余华眼里的世界结构，的确超出了对常理破坏的范围。非此不能显露他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身份。这种喜剧化倾向，鲜明地体现了善与恶、美与丑。

余华恢复了以往一贯的写法，大处用连续的惨剧和残酷的描写彰显自己浓厚的悲剧意识，小处则施以喜剧化的描写，从而构造出巨大的反差，将人性的善与恶、美和丑、环境对人性的扭曲和放大一一展示出来，展示给你一个震撼的余华的世界。丰美厚重的汉语，奇异张驰的想像力，细致有力的叙事，对现实主义的回归，从人类基本情感中寻找生存理由的意图，正视历史与现实的坚强与执着，史诗与悲剧的预备气质，这些都足以使《兄弟》跻身于21世纪之初中国重要的文学作品之列。

小说写了江南小镇上李光头与宋钢两兄弟在“文革”时期的童年经历和成年经历。小说以李光头即将出生时的家庭剧变为起点，讲述了在生存困境中李光头母亲与宋钢父亲的相爱相离，其中李光头与宋钢这两个本来并无血缘关系的孩子也在两家合二为一又分崩离析的过程中相扶相持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兄弟。小说将“文革”作为中心控制着这两兄弟及其家庭的命运，使人在哭笑中感叹生存危机中人的精神挣扎与心灵成长。作者认为，将每个细节都充分放大的直接描写，能够使人物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完全的表达出来，从而达到刺激阅读快感的起伏，展示事件强大冲击力的效果。

本文从温情与暴力的交响，人性的新视角，细致有力的叙事以及对现实主义的回归分析了人性，人性中的善和恶、美和丑得以深刻表现。最后，从小说的荒诞表现手法再现了善和恶、美和丑，再运用讽刺的手法、白描以及喜剧化倾向：隐喻和讽刺，将人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这个世界美丑善恶存在，但总的来说，美善的更多于丑恶，这一点还是积极的。这个世界还是美好的。这也是作者创作上的一个很大的转变。较之以前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兄弟》不仅仅多了人文关怀，更多了一种对生命乐观和积极的因素，这也是余华《兄弟》值得肯定的一点。

参考文献：

[1]刑建昌、鲁文忠·先锋浪潮中的余华[m]·华厦出版社,2000年·

[2]洪治纲·余华评传[m]·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

[3]余华·兄弟[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

[4]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

[5]徐林正·先锋余华[m]·淅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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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