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萧红、俞芳等人写的《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人情味的鲁迅，尤其是许羡苏写的回忆录更是让我们见到了一个作为孝子的鲁迅。鲁迅的母亲鲁瑞为他包办婚姻，他虽然不承认这桩婚事，但他在处理和他的原配夫人朱安之间的关系时，又是那么妥当，他并没有遗弃朱安，并且把朱安和他母亲接到北京和他住在一起。因为那个时代的女子受封建礼教的毒害，一旦许配给了别人，就终身不能再嫁。鲁迅每月供给朱安生活费，平时买点零食都要分给母亲和朱安。每晚必到母亲房里和老人聊聊家常。

他和许羡苏的关系似乎有点复杂，鲁迅曾给许羡苏写过两百多封信，于是许多人怀疑鲁迅爱的是许羡苏而不是许广平，其实不然，鲁迅1926年南下之后，一直都是许羡苏帮他照料留在北京的母亲和朱安，当然他们的联系要多一些，这也是人之常情。正应了他的一句话：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六

拉斯柯尔尼柯夫的哲学是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循规蹈矩的庸众，一种是可以越过社会和法律的约束为所欲为而不受处罚的天才，前者一旦犯罪，必然难逃制裁，后者如拿破仑，一将功成万骨枯，可以纵容军队进行大屠杀。正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但我认为，拿破仑的成功不是“越过”。在他对别国发动侵略战争之前，一切都是他的努力换来的，一切荣誉和权力都是他应得的。他的士兵不是为他而死，而是为法国大革命而捐躯。后来他发动了侵略战争，果然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真正的成功是水到渠成的。

七

中日关系由原来的政冷经热到现在的政冷经冷决不是偶然的，小泉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东海油气田争端已经把中日两国拖向了战争的边缘。日本曾经是中国的友好邻邦，是近代中国志士们的成才之地。虽然现在有良知，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仇恨日本，但那个时代凡到过日本的中国人都很少正面指责过日本，如鲁迅，郁达夫等人对日本都是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因为那时的日本，确实没有太多可指责的地方，大正时期的日本，政治清明，文化淳朴，社会和谐，郁达夫曾陶醉于这种大正文化中。

和二战时期一样，现在的日本，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国民大多变得没有人性，全面侵华战争期间那种全民皆兵的疯狂状态恐怕又要出现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日本文化，差不多只剩下女体盛，相扑士和捕食鲸鱼了这些变态爱好了。现在的日本民族是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民族。

八

首位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先生却是法国公民，令人不免感到有几分遗憾，高行健先生早年一本现代剧《绝对信号》震惊了中国文坛，后来又创作了荒诞派戏剧《车站》。他完全是一种先锋的姿态傲立于世的，中国人历来有责备贤者的劣根性，屈原，苏东坡且逃不了被放逐的命运。他也不例外，因为很多人不理解他，就在所谓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把他作为异端加以迫害，《绝对信号》，《车站》等剧相继被禁演，高行健只得于1987年流亡德国，翌年定居法国巴黎，他和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遭遇几乎是一样的，他的作品在国内被苏联当局查禁，而在法国却大受欢迎，这完全是意识形态的原因。

几乎令人难以置信，那是号称解放思想的八十年代，国内的思想专制到了这个地步。为什么我们不能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去接受它呢，我们为什么要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呢?这种专制行为只能使文学沦为政治的传声筒，使我们坐井观天，固步自封。

当然，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没有权威性了，它同样是有意识形态偏见的，高行健获奖的重要原因是他已经是法国公民，因为他不屈服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他逃离了社会主义的祖国，但我们并不能否认他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他并没有背叛祖国，有些人说他在国外谩骂中国当局对他的迫害，是卖国的表现。但我认为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流亡巴西，谴责纳粹的暴行并不算卖国；昆德拉流亡法国，谴责苏联的暴政也不算卖国，同样，高行健在法国发了几句牢骚，也无可厚非，有人说现在中国的民主状况已经大为改观，而高行健先生却抱着旧帐不放，这是不可原谅的，但是他的诺贝尔奖获奖作品《灵山》至今只能在台湾出版，这难道就是政治民主和文化宽容的表现吗?

我们不能责备中国的优秀人才不爱国，而要问：我们给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