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声音是在2003年4月进入我的生活的，那时候我的学习一塌糊涂，生活在极度的空虚与浮躁中，但在痛苦的煎熬和压迫下，我的内心开始向往另一种有深度的生活。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一个苍老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它立刻吸引了我，那如午夜钟声般的开播词震撼心灵：在每一个寂寞的长夜，在脚步无法到达的地方，我用声音抚慰这个城市疲惫的心灵，以我的真切与实在，欢乐你的欢乐，忧伤你的忧伤。他就是株洲交通频道著名节目主持人——何山。

在他之前，曾发生了轰动性的“罗刚事件”，因为一个老日本鬼子的公然挑衅，致使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同情心的电台主持失业，何山接过了罗刚的话筒，继续“自由的言说”，由于罗刚事件，使得这个话筒特别沉重，我觉得他的工作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且担负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心，他要用他的博学和思想去感化这个社会，去启发人们蒙昧的心灵，这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媒体主持人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然而，生在这样的中国，严密的思想控制和狭隘的言论自由使得他不得不吸取前人的教训，我从他的口气中听出了一种如履薄冰的战战兢兢，这也是中国媒体人员普遍的无奈。

在他的口中，尼采，克尔凯戈尔，罗兰·巴特，陈寅恪，梁启超，王国维等中外哲学家思想家如数家珍，名人轶事信手拈来，我惊叹于他的博学，惊叹于他思维的敏捷，我佩服他的平易近人，我佩服他的豪放直爽，他可以和五六十岁的退休老工人侃侃而谈，也可以对十五六岁的小女生谆谆诱导，但对某些无聊的恶俗电话，他会毫不犹豫地马上挂断。

记得2003年秋季的一个晚上，一个失恋的年轻女子打来电话，说她被男友抛弃，感觉人生再无意义，决心告别人世，已经吞下了100片安眠药，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想和主持人说说心里话，何山这下急了，他一边和她说一些缓和的话，一边通过广播散发消息，叫人们赶快报警，叫救护车，尽快找到她进行抢救。后来真相大白，原来那女子并没有吃安眠药，只是心情极度忧郁，故而说出这样吓人的话来测试一下别人的反应，也许是她被何山这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感动了，他的谆谆诱导融化了她冰冷的心，从而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试想，假如何山冷酷地挂断电话，说不定一个美好的生命就这样无可挽回地消逝了。

何山和他主持的节目体现了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监督，较好地继承了民主自由的“五四”精神，他多次强调，知识分子不仅仅要有知识，而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分子”。也就是他要有独立性，他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出现的，他的职责是为政府建言献策，针砭时弊。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知识分子的作用就像一只牛蝇，它叮在牛的背上，使牛能够忍着痛痒不停地耕地，不然的话，这头牛就有可能开小差，虽然它也有可能被牛尾巴抽死，但这是它的使命，是它无法逃遁的。

他曾讲到梁漱溟的例子，梁漱溟作为民盟的创始人之一，抗战时期曾在延安生活过一段时间，和毛泽东有很深的交情，建国后，毛泽东邀请他到北京参加政协，开始他客气地拒绝了，他说，我作为一个民主党派人士，如果参加了政府，我就会看不清形势了，就会当局者迷了，就会丧失独立性了。后来，他还是到了北京，1953年，在一次政协会议上，他豪不留情地顶撞了毛泽东，要毛主[xi]当众作自我批评，这就是梁漱溟的胆量，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脊梁。

当今最受人诟病的社会痼疾，如民主与法制问题，贫富差距等敏感的政治话题，他也时有涉及，只是出于政治压力，点到为止。今年年初的聂树斌案和佘祥林案，我最先就是从他口中得知的，不久前，他说到了山西的煤矿问题，他愤慨地说：“山西最富的就是那些小煤窑的老板，他们往往腰缠万贯，家里有几部小轿车，他们的子女可以出国留学，他们的钱哪里来的呢？从那些骨瘦如柴的矿工身上压榨来的，那些矿工的尸骨血汗堆成了他们的金山银山。”对于天下苍生的悲悯，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人文关怀方式，这就是何山，他从基督教的超越价值中取得了精神资源，把建构崇高精神世界与解构权威话语霸权结合了起来，把批判丑恶现象与抚慰受伤心灵结合了起来，他是这个城市的“良心”，他是这个肮脏城市唯一值得骄傲的地方。

正因为他的出现，我的写作开始转向，他的方向也成了我的方向，他是黑夜中的踽踽独行者，而我，在默数他的脚步，直到它到达我的灵魂深处，黑夜继续，道路也将继续。　

本文已被编辑[萧月月]于2006-6-9　21:50:24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