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了大唐才子的《余杰：另类历史流氓》一文。余杰是当代中国作家中我比较敬佩的一位。因此，在拜读完这篇大作后，禁不住也要说上两句，一吐为快。

迄今为止，在余杰出版的近20本作品中，我读过的有13本。在这13本书当中，《压伤的芦苇》的确算不上最好的。最好的当数《火与冰》与《香草山》。《火与冰》是余杰的[ch*]女作，纯真而充满睿智；《香草山》是余杰唯一的一部半自传体小说，成熟而饱满真情。但《压伤的芦苇》也并不像大唐才子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越读越觉得心里不痛快，越读越觉得郁闷，越读越觉得生气，越读越觉得好笑。”

《压伤的芦苇》在余杰的写作中大概处于中间阶段，属于由书斋向社会过度时期。小到一个作家，大到一个社会，转型期出现一些问题是再所难免的。指出问题可以，进行批评也可以，但若乱扣帽子，一棍子打死就有些过犹不及了。我们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当中，出现的问题不算少吧？但你若根据这些问题就否定改革开放的政策可以吗？肯定不行。大唐才子犯得也正是这种错误，余杰是有问题，但瑕不掩瑜，一丝污点并不能掩盖耀眼的光环。

在文中，大唐才子由《尹珊珊：城市森林中的精灵》和《李鸿章：被丑化的先驱》两篇文章入手，通过对义和团和李鸿章的剖析来对余杰进行攻讦。∮

先说义和团。大唐才子似乎有这么一个认识：义和团是爱国的，你余杰反对义和团的爱国就是不爱国了。这对余杰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解。余杰并不是不爱国，而是反对义和团这种形式的“爱国”。不可否认，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仇视一切外来事物的运动，其实质是落后的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和先进的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义和团反抗列强侵略的功绩不是我们所能抹杀的。但因此就将之定义为一场爱国运动，似乎又太简单了。义和团反对当时代表中国最先进生产力的的维新派（注意，我说的是当时，所以就别拿无产阶级代表最先进生产力那一套来反驳），迫害了大量维新派成员。他们反对列强是真，但目的是什么呢？是“扶清灭洋”，是维护满清专制同统治，竟中国引到落后的封建社会。难道大唐才子认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是爱国？如果这是爱国，那后来反封建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又该叫什么呢？

再来说说李鸿章。大唐才子似乎对余杰褒扬李鸿章特别反感。理由当然是他签定了那个劳什子的《马关条约》，让中国丢尽了脸面。可是事实真的这么简单吗？甲午战争后，作为战败国，割地赔款已属必然，此时外交大臣这个职位则成了烫手的山芋，谁担当这个职位，便会在历史上留下卖国贼的骂名。而且，谈判的真正权力并没有掌握在李鸿章手里，而是由远在北京的慈禧太后遥控。李鸿章所做的不过是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以及签个字而已。可以这样说，战争失败，慈禧太后急需找个人来背这个黑锅，于是她选中了李鸿章。此时就算没有李鸿章也会有王鸿章、张鸿章出来签这个字。于是，当后人提起这个条约时首先想起的便是李鸿章这个大卖国贼。没有人去想：李鸿章到底有没有权力签这个字。如果想了解真正的李鸿章，最好去读一读梁启超的《李鸿章传》。

在文中，大唐才子说：“鲁迅说，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是勇士，我看余杰真的是个勇士了，像余杰刘广京之流的所谓的“学者、文人”，其论调尤其阴险而歹毒，因为他们是打着学术的幌子，打着研究考证的幌子，不了解历史而又渴望了解历史的青年很容易被他们蒙蔽迷惑，从而曲解历史，曲解历史人物。”这是谁的错呢？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人甚至易子而食大行其道，我们的历史书为什么不说？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历史书还把敌后根据地抗战称为中流砥柱而对国民政府的几次大规模会战一笔带过。这些我们的历史书为什么不说？如果是这样，我情愿为大唐才子所说的那些“文人”、“学者”所“蒙蔽迷惑”。

紧接着，他又说：“余杰自称不偏激，但我总觉得他言行不一致，表里不如一。”我不知道大唐才子在哪儿看到余杰自称不偏激，我读了这么多书怎么就没有发现呢？事实上，在很多文章里，余杰都没有讳言自己的偏激，甚至他还以偏激者自居。在《鲁迅的偏激》一文中，余杰说到：“然而，在我看来，个性、智慧、想象力和创造力与人的年龄不仅不成正比，反而成反比。偏激是杂文的精髓，在我的心目中，专门用来形容青年人的"偏激"却是一个褒义词。”所以，好事者不要电脑感不动就给余杰乱扣“偏激”的帽子。素以宽容自居的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包容“偏激”呢？

在文章最后，大唐才子开始对余杰进行了定罪：“余杰不是王朔那样的低级流氓，他是高智商能伪装会表现的高级流氓，他的外衣就是真理、真话、正义、生命、悲悯……这样的外衣不是“皇帝的新衣”，那些无关痛痒的针砭时弊的看似激进的文章就是他的盔甲，不容易被看破，他的“庐山真面目”就躲藏在这副盔甲之下·”我不知道，如果余杰的文字都是“无关痛痒的针砭时弊的看似激进的”话，那中国还有谁的文字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字呢？

余杰的文字是一把锋刃，在刺痛他自己的同时也刺痛了别人，只要是有良心的人都会在这把锋刃的切割下感到钻心的痛。没有感觉的是那些心已变得麻木不仁的“看客”。

大唐才子这篇文章素讨论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一点：如何看待以文字代表的历史和以真相代表的历史之间的矛盾。

李敖说过：“中华民族太古老了，古老得一举手一投足，就困难跟过去搭上线，你以为你举的是你的手，投的是你的足，它们群被线上的老相好操纵，这老相好就是历史。”中国有极少数的人能看透中国历史的真相，李敖便是其中一个。中国的历史更像是演一出皮影戏，你的一举一动由不得自己，而是被身后那几根细细的线所控制。而那几根细细的线又抓在另一双手里。于是舞台上的人物实质上是被这一双手所控制，。这双手便是历史，只不过是由统治者的意志所捏造的虚幻的历史。

在我们那些所谓的正史当中，刘邦斩白蛇起义,李世民"济世安民"的面相八字,朱元璋出生时红光漫天,这些本应是在《山海经》中的荒诞故事竟然堂而皇之的在我们的正史中出现，甚至连《史记》、《资治通鉴》这样的史学巨著也不能幸免,这不知是我们的幸运，还是我们的悲哀。鲁迅曾说过，中国的书不甚看得，尤其是史书。和那些“道貌昂然”的正史比起来，我更愿意去看那些“情趣盎然”的野史，从中发现正史中所看不到的真相，从中倾听来自民间真正的声音。

孔子有一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事实上，孔夫子在中国历史的皮影戏中充当的就是这几根细线的角色，统治者靠的是这几根细线来把前太的皮影驯的伏伏贴贴。在我看来，那些正史无非是统治者为其“正名”的工具。

余杰在他那篇著名的《黑色阅读》中阐释了自己的阅读方式：与亮色阅读相对的黑色阅读，将自己投身于更深沉的黑暗之中。我不知道大唐才子有没有读过这篇文章，如果没有的话，建议去读一读，绝对值得一看。余杰坚持“否定性”写作，自然免不了其偏激之处。然中国经历了长久的沉闷之后终于出现了一丝能呼吸的声音，我们何必要去抹杀它呢？鲁迅先生说过，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余杰不是神，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就免不了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然我们根据这些缺点就将他看做苍蝇，实在是不公平的。

诚如余杰所说，回避黑暗，我们只能可惜地“生活在别处”。可悲的是人都有一种惰性，他们宁肯“生活在别处”也不想也没有勇气去面对黑暗。这也就罢了，他们还对寻找黑暗的勇士们横加指责，乱扣帽子。

在文末，大唐才子援引北岛的一句诗：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并说，“余杰呢，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他却想做一个英雄……”是的，现在的年代是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于是那道黑暗的历史闸门就重重的放了下来。于是，余杰就站了出来，用自己的肩膀扛住那道闸门。可是门内的人已经习惯了黑暗，却抱怨把闸门扛起来的人。这时候，我愿意和他一起扛住那道历史闸门——尽管我是一个文弱书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