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当鲜血和死亡浸淫了余华的大部分作品的时候，这个在江南小镇上当过五年牙医的“屠夫作家”开始了他艰难的反省。作品中的鲜血和暴力逐渐减少起来，而人世间的温情、微笑、眼泪、悲悯也逐渐多了起来。从《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死亡叙述》、《世事如烟》、《一九八六年》到《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再到现在的《兄弟》，余华完成了由最初冷酷的“嗜血魔鬼”到温情脉脉的怀着宗教式悲悯情怀的“牧师”的角色的转变。

记得我读到的余华的第一篇小说是《现实一种》，那阴暗，压抑的笔调，冷漠到病态的那一家“人”，不用说什么亲密无间，连人都算不上，骨肉相残的惨剧，作者写起来竟如游戏一样轻松，以致我怀疑余华这个作家是不是有精神病。《一九八六年》表现文革中对知识分子非人的迫害，历史教师被抄家后疯了，把他研究的课题——古代刑罚在自己身上逐项实施起来，“墨”、“濞”、“腓”、“宫”、“大辟”，历史教师对历史文献的理解比起常人里当然要深刻一些，因为这些知识已经在他的潜意识里扎下了根，当他遭遇到“红色暴力”无力抵抗，极度痛苦而精神失常后，潜意识就“浮出水面”，把“红色暴力”转变为古代刑罚并以极端的方式在自己身上表现出来。《死亡叙述》中，作为一名卡车司机的“我”不小心轧死了一个小女孩，“我”抱着那小女孩的尸体送到她家，然后，小女孩的哥哥和母亲用锄头和镰刀向“我”发起了复仇的攻击，“我”的肩胛骨被那个小女孩的哥哥一锄头挖中，肩胛骨就像一扇门那样“吱呀”一声打开了，血“哗”地一声像泼了一盆洗脚水，“我”的肚子被那个老太婆用镰刀拉了一道长长的口子，肠子像拉面一样流了出来，最后我轰然倒地，血像大树的根须一样呈放射状向四周流去。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仇视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小说渲染的残忍和血腥已经到了让人不寒而栗的程度。

余华出生于1960年，他的父母都是医生，他们家就住在太平间的对面，他每天都目睹鲜血和死亡，听着从太平间传来的鬼哭狼嚎的哀叫。他的小学和中学时代都是在文革的动荡中度过的，他那时候没有书看，所能看到的汉字就是墙上的大字报，那种对人的尊严的赤luo裸的践踏，人与人之间的猜忌，挖空心思的迫害，对生命的漠视在他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中学毕业后，他在镇卫生院当了一名牙医，每天面对一张张嘴，他从容地拔掉里面坏掉的牙齿，那殷红的鲜血和病人一声声惨叫无疑又会复活那个血腥和暴力的动乱年代的记忆。这样看来，余华写出这样疯狂血腥的文字也就不奇怪了。

在访谈录里他说，他写那些血腥文字的时候，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梦见他杀了人被警察抓去。他怀疑自己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冰喳子。对暴力和血腥的过度渲染当然会有他的负面影响，连他自己都说，人一辈子不能老想着杀人放火这类事。暴力叙述如果夸张到了极点，就会失去真实感，不再令人感到恐惧，而是滑稽可笑了。如果余华继续迷恋于这种暴力和血腥，即使他不遭到读者的非议和唾弃也会走入一条死胡同了。因为题材已经枯竭，表现技法已经陈旧，再无潜力可挖了。好在余华是明智的，他适可而止，逐渐淡出了这一领域。

除了暴力和血腥，余华早期的小说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剥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把人物抽象化，人成了一个符号，不再有人的感情，也就是沦为了“非人”。如《现实一种》中，骇人听闻的惨剧，我们不知道它发生于何时何地，只知道是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小说写到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这几个人只有吃饭的时候才会聚到一起，而且互相没有一句对话。山岗的儿子皮皮是个四岁大的孩子，本来这样的孩子应该是充满童趣的，然而从他口中说出来的却是“饭太少了，吃不够”，“外面下着四场雨”这样寡然无味而又怪异的话。而那个老祖母每天只知道眼泪汪汪地听着自己体内像筷子折断的声音，好像她眼里从来没有儿孙们的存在。这样的叙述无疑抽去了人的感情，抽去了故事发展的脉络，在这里，人已经完全没有了社会性，完全沦为了“非人”。

《难逃劫数》中有相似的“非人”行为的描写，如广佛在将那个影响他做爱情绪的幼童踢死以后，又想听听肋骨断裂的声音，而踩向幼童的胸肋，广佛觉得必要让孩子翻过身来，因为广佛喜欢仰躺的姿态，于是他将脚从孩子腹部伸进去轻轻一挑，孩子一翻身成了仰躺。小说中的人物不仅不把别人当人看，也不把自己当人看，他们把对生命的践踏，毁灭当成了一种游戏，表现了对生活本身的仇视以及对人的本质的反抗与消解。

在《世事如烟》中不仅人的姓名被2、3、4、5、6、7等数字符号所代替，成为空洞的能指符号，而且人物本身也虚化成为亦真亦幻，若有若无的飘渺的存在，6先后将自己七个女儿中的六个以每人3000元的价格卖到天南海北，曾有一个女儿来信诉说苦难：“看来我不会活得太久了”，但6在读完信的同时，就将此信彻底遗忘。人物似乎仅仅是一群飘忽不定的影子，或者暝暝之中的阴魂，姓名标识的代码化和失名化，与自身存在的虚幻化和“阴影”化，使他们的现实可感性完全淡化，虚化，真正成了“什么也不是的人”，成了“非人”。在这种情境中，人也不再具有善恶之分，好坏之辨。

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余华的整体风格逐渐脱离了暴力，血腥，冷酷，抽象的语境，向具体可感的历史情境靠拢，小说中的人物开始有了音容笑貌，即使在叙述苦难与暴力时，你也也可以感到作者的一双充满悲悯的眼睛在文本的后面含着泪注视着你。

《在细雨中呼喊》以第一人称的“我”（一个叫孙光林的孩子）的视角再现了十几年人世生活的辛酸历程。“我”是一个不合群的孩子，孤独，内向，敏感，善良。“我”从小就好像对人类苦难怀有悲悯之心，厌恶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有一次，“我们”家和邻居王跃进家因为自留地的事发生了争端，“我”的父母亲都被王跃进推下了稻田，“我”的哥哥和弟弟拿起菜刀和锄头就去跟王家兄弟拼命，只有“我”熟视无睹，像木头人一样站着，从此，不仅家人更加厌恶“我”，鄙视“我”，而且全村人都唾弃“我”，“我”在村里声名狼籍，而“我”的哥哥和弟弟则成了到处传颂的大英雄。又有一次哥哥用镰刀砍破了“我”的头，“我”跑去向父亲告状，没想到狡猾残忍的哥哥又强行划破了弟弟的脸，并且向父亲诬告是“我”先划了弟弟的脸，然后，哥哥为了惩罚“我”，才把“我”弄得满脸是血。等“我”回去，父亲把“我”绑在树上，狠狠打了一顿。尽管这种暴力还是透出了人的野蛮和兽性，但与《现实一种》，《难逃劫数》中的暴力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现实一种》，《难逃劫数》中的暴力是一种机械式的暴力，已经被抽空了人的灵魂和血肉，不具有任何人的性质，它的实施主体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和其他野兽，而《在细雨中呼喊》中的暴力已经把人的智力和情感加入其中了，具有了愤怒，阴谋，狡诈等人才具有的东西，这里的人不再是一具具僵尸，而是有情感，有智慧，喜怒哀乐形于色的一个个具体可感的人。

在家中被残酷荒谬的父权文化压制的“我”，在学校却获得了苏宇，郑亮等人真诚的友谊。在青春期的欲望骚动中，“我”逐渐对热衷于调戏女生，厚颜无耻的小流氓苏杭产生了厌恶，而与同样孤独，沉默而善良的苏宇走到了一起，“当时我们走在路的两端，当我向苏宇望去时，没料到他会站住脚，并向我流露出了微笑”。两颗孤独的心就这样相遇了，为了驱除在家中受到的冷落和仇视，两颗心互相取暖，有时候，这种友谊竟有了同性恋的倾向，苏宇的好友郑亮和他在一起时，“我”竟会感到嫉妒。苏宇以他宽容无私的胸怀包容了“我”，为我解除了青春期的各种烦恼，这种人世生活的展露不仅具有了恶人的阴谋，暴力，也具有了善人的爱心，悲悯，小说已经变得有血有肉了。

而“我”对孤儿鲁鲁的同情与帮助更体现了一种宗教式的悲悯情怀，鲁鲁是“我”的邻居王跃进强j*了一个叫冯玉青的姑娘之后生下的私生子。他在学校受到同学的歧视和欺侮，“我”看到到这个可怜的孩子，不禁对他产生了恻隐之心。有一次，“我”看见一群孩子在殴打他，于是挺身而出，狠狠教训了那几个混小子一顿，救下了可怜的鲁鲁。作者特别写到鲁鲁那双乌溜溜的眼睛，表现出鲁鲁的倔强，聪慧，更让人凄然泪下。鲁鲁的母亲冯玉青生下他后，为了生存，不得不操起了皮肉生涯。后来她连同嫖客一起被警察逮住，送进了劳教所，鲁鲁真正成了一个举目无亲的孤儿，他被送进了福利院，但是懂事的他还知道去劳教所看望他的母亲。作为叙事主体的“我”在讲述这些不堪忍受的人世苦难的时候，你分明可以从字里行间看见他一双含泪的眼睛，他无疑是怀着宗教式的悲悯和虔诚的大爱的，冯玉青和鲁鲁的悲剧无疑是对那个非人社会和无耻的作孽者的血泪控诉。

以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进一步深化了对世俗人生苦难的体验，《活着》从第三者的视角进而内化到第一人称的叙事主体，使读者感同身受，主人公徐福贵一生命运多舛，因为赌博输光了所有家底。后又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拉去充当炮灰，几年恶战，大难不死，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解放后，他们一家的生活慢慢好了起来，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又把这一家人拉回到了苦难的深渊，母亲和妻子先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儿子有庆因为给县长的老婆输血过量，冤死在医院。女儿凤霞产后大出血而死，女婿二喜在工程队被水泥板活活压成了肉饼，连留下来的独苗小外孙苦根也吃豆子噎死，只剩下他这个老光棍和与他一样老的水牛还弥留在世上。小说结尾是残阳渐渐消隐，福贵结束了他对苦难的讲述，牵着水牛悠闲地回家了。福贵经历这些苦难之后，似乎已经达到了佛教中的大彻大悟的境界，涅磐归真了，无所谓痛苦也无所谓幸福。作者质朴，平实，不动声色的叙述中，蕴含，涌动着一种强烈的，催人泪下的艺术感染力，它进一步印证着作家创作转向之后更为注重现实主义的“细节真实”的艺术功力，也印证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生命力。

总的看来，无论是叙写徐福贵一生命运多舛的不幸，还是反映许三观生存的窘迫和艰辛，都表现出余华正在或已经做出了创作取向的自我调整。他已经由一个现代派的先锋作家转变成了一个关注现实人生苦难，批判人性愚昧、贪婪、丑恶的现实主义作家，不管这种转变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他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令人欣慰。

在沉寂六年之后，余华又以一部煌煌巨作《兄弟》复出文坛，就像一座休眠火山，在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后，其喷出地表的岩浆一定是炽热的。在一部优秀作品面前，一切炒作都是多余的，我们可以看到，《兄弟》在对动乱年代人性丑恶的批判和对现实人生苦难本质的掘进深度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期待着余华能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