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九年了，开始接触王小波的作品，始于2004年末，但是直到今天才有机会写一点纪念他的文字，据说他这个人也是属于生前冷落，死后热闹的那种，这么看来，倒有点像“中国二十世纪末的卡夫卡”了，在他生前，中国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里面，也很少有人知道王小波是何许人也，但现在，一些哗众取宠的文学青年已经公然宣称他们是所谓的“王小波门下走狗”了，不知道小波的在天之灵面对这些虔诚的“走狗”会怎样哭笑不得。

王小波，1952年生于北京，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父亲王方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文革爆发后，王小波的父母双双受到批判，1968年，他作为“知青”下放到云南一个农场插队，1972年回到北京，之后又当了六年工人。直到恢复高考后于1978年考入中国人大贸易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两年，1984年入美国匹兹堡大学东方研究所学习，1986年获文学硕士学位，之后游历了欧美许多国家，1988年回国在北大及人大任教，1992年辞去教职，专事写作，1997年4月11日夜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寓所去世。

从他的简历可以看出，王小波是个经历和学历都很复杂的人，从经历来说，他属于那个时代所谓的“老三届”，和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也差不多，但学历却有点奇怪，经历了了一个“弃商从文”的过程。他是当代作家里面智商很高的一个，学起那些高深的数学，逻辑学来毫不费劲，他对数学，物理，工程机械这些东西特别感兴趣，以致在他的小说里，总有一些数学，逻辑学的东西混杂在里头。在《万寿寺》里，作者的想象不停在唐代和现实之间来回穿梭，主人公薛嵩其实就是作者独特个性的化身，他俨然是一个“工程师”，会制造各种稀奇古怪的机器，并带领他的“亲兵”和那些“苗蛮”英勇地作战。

王小波的文学启蒙也是比较晚的，也许在他大学毕业以前，他都没想到要去当一个作家，他1982年从中国人大毕业，这时他已经30岁了，留校任教的两年，他才开始创作，之后虽然去美国拿了个文学硕士学位，但回国到大学任教，他教的并不是文学，而是社会学和会计学，或许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比对文学的研究还深一些，因为做学问和写作实在是两回事。当时他的小说已经在北大和人大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他的学生绝不会料到他们这位思维缜密，风流潇洒的王老师还是个“文坛外高手”。

他的第一部小说是《黄金时代》，取材于他60年代在云南的知青生活。从一开始，他的语言风格就已经定型了，玩世不恭的戏谑，故作深沉的调侃，绵里藏针的反讽，开门见山的直率，把那种饱经沧桑者的老辣，机智烘托得淋漓尽致。“我”和陈清扬都是来这里插队的知青，陈清扬毕业于北医大，是生产队的医生，她已经二十六岁了，丈夫在坐牢，但是她被怀疑“偷了汉”，于是她到“我”这里来，要求“我”证明她没有“偷汉”，“我”无奈之下提出两点需要证明的论点：1。陈清扬是[ch*]女。2。我是天阉，天生没有性交能力。但要证明这两点中的任何一点都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干脆“将错就错”，向她提出性要求，“建议举行一次性交”，最后，陈清扬答应了“我”的请求。在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缺乏性经验的“我”毛手毛脚地爬上了陈清扬光溜溜的胴体，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我们经常去山上的小茅屋里“野合”，我们鬼鬼祟祟的举动被队长发现了，于是我们干脆逃到山上十几天不下来，疯狂地做爱。

福柯在《性史》里说过：“性长期以来始终徘徊在阴影之中和隐匿于各种虚伪之下，我们根本没有解放性欲，虽然我们一丝不差地把它推到了极限”，当性欲受到权力的压制，它就会变本加厉地反抗这种压制，陈清扬本是清白的，但无耻小人把流言强加于她，“谎言重复一万遍就成了真理”，话语的暴力比现实的暴力更加可怕。“倘若性被压抑，并注定受到禁止，化为非存在和陷入沉寂的话，那么仅仅谈论性也得算作一种蓄意犯法，于是，向权力开火代表了一种未来的自由”。后来，队长要求“我”和陈清扬写交代材料，“我”于是把“我”和陈清扬第四十次在山上的茅草房里做爱的情景描述出来。自由主义思想者用性辛辣地嘲讽了可笑的权力，性确实是监督权力中的一根软肋，“我”和陈清扬并没有受到所谓的“惩罚”。

在《万寿寺》中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当年老佛爷和皇上做爱肯定没有一颗平常心”（老佛爷指的是慈禧，皇上是咸丰）他无情地嘲弄了中国人尤其是封建统治者对性的虚伪态度，皇帝身边的女人数不胜数，他随时可以“临幸”，但皇帝和每一个女人交合都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它的每一次都蕴含着一种“伟大”的可能，太子---下一个皇帝的诞生。

婚姻在社会里具有自动平衡的功能，因此他几近法律制度，而是赋予“生育权”以重要性，另一方面，性欲的功能不仅仅是生育，它也是维持夫妻感情的纽带，是维持家庭关系稳定的重要因素。但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宋代以后和文革时的中国，性欲的这一功能被压制了，被摒弃了，封建神学和程朱理学宣扬“万恶淫为首”，使人们不敢公开谈论性的话题，但它的宣传者却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这使它的谎言不攻自破。性的本身赋予人在法律的许可下追求性欲快感的权利，但是程朱理学和文革的思想专制扼杀了它，于是，文革时期，中国人的性功能处在一个十分不正常的阶段，一方面极力掩盖人的正常性欲，一方面在这种掩盖下偷偷地干各种蝇营狗苟的事，王小波大胆坦率的性描写，无疑痛快地闪击了封建卫道士们的虚伪。

性与浪漫有不解之缘，性本身具有一种美化，理想化的力量，这至少是人们共通的青春期理想，仿佛作为感恩，人们有反转过来把性美化和理想化，一切浪漫主义者都是性爱的讴歌者，或者诅咒者，倘若他们觉得自己被性的魔力伤害的话，而诅咒者仍是以承认此种魔力为前提的。

十九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者并不直接讴歌性，在他们看来，性必须表现为情感的形态，才能成为价值。在劳伦斯那里，性本身就是价值，是对抗病态的现代文明的唯一健康力量，对于卡夫卡以及昆德拉来说，性和爱情都不再是价值。这里确发生着看性的眼光的巨大变化，而如果杜绝了对性的抒情眼光，影响必是深远的，那差不多是消解了一切浪漫主义的原动力。

抒情化是一种赋予意义的倾向，如果彻底排除掉抒情化，性以及人的生命行为便只成了生物行为，暴露了其可怕的无意义性。王小波在用性宣传浪漫主义，消解政治话语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对性的意义缺失的尴尬，在<黄金时代>中，“我”和陈清扬“完事”后，不禁感叹道，“为什么女孩子身上就有那么一个口子，而男孩子就要用它，这简直没有道理”，这就是意义的缺失。下半身的冲动过后，用脑袋一想，觉得太可笑，太奇怪了，人怎么会有那种行为?

而<青铜时代><白银时代>里的性都变成了一种丑陋而机械的存在，在这一点上，王小波更接近于后现代主义，在昆德拉的<生命不能存在之轻>中，性与爱是分离的，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说我爱你，同时又和另一个女人做爱，女人同样是如此。两个人做爱，四个人＂在场＂。在<黄金时代><万寿寺><白银时代>中，写到“我”的生殖器时，有“如此粗长”，“呆头呆脑”，“黑乎乎”这样的词，任何无意中被揭示的东西都是喜剧的源泉，这是性的审美观的转折，性的抒情诗让位于性的喜剧，性被欣赏不再因为美，而是因为可笑。自嘲取代两情相悦成了做爱时美感的源泉。

王小波的小说表现了对女权的尊重，无论是<黄金时代>中的陈清扬，<万寿寺>中的红线，还是<红拂夜奔>中的红拂，都是那种风风火火的泼辣女性，她们绝不是男性的附属品，绝不受男性支配，有时候还支配男性，她们的性欲强烈，绝不是男人理想中的大家闺秀，而是韩剧中的“野蛮女友”。差不多他的每一部小说中都有一个“王二”，而“王二”的身边也必然有这样一个风风火火的女子。这恐怕和他自己的生活有关，王小波1977年和在<光明日报>做编辑的李银河相识并相恋。李银河也是一个相当有个性有主见的知识分子，她1984年和小波双双留学美国，读完了社会学的博士。成了研究同性恋的专家，并极力鼓吹同性恋合法化，现在，孤独的学者李银河正承受着来自政府和民间的双重压力，流言蜚语不断袭来，有人说她背叛了小波，靠出卖她和小波的隐私为生，连情书都拿出来卖了。但不管她现在的心态如何，当年她和小波的那段恋情却可以和萨特与西蒙。波伏娃一起成为千古佳话。

在小波后期的创作中，杂文占了很大的分量，甚至有人说他杂文的成就要超过小说。他的杂文同样继承了小说的玩世不恭，幽默风趣，泼辣，坦率，真诚的风格，在<沉默的大多数>中，他讲述了发生在文革时期的一件骇人听闻的惨事，在批斗中，被批斗者的耳朵被人咬掉了一块，而所有人都紧闭嘴唇，以证明他没有咬人，因为他们认为人肯定不会吃同类的肉，但谁知道那块人肉就被他们中的某个人吐下去了呢?在这里沉默就是一种罪恶，沉默就是纵容犯罪，这种狂热，这种盲动，成了一种破坏力极大的多数暴力，造成了十年浩劫。

在杂文中，性还是他言说的一个重点，在<文明与反讽>中，他讲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政府实行禁欲主义政策，严厉查禁各种淫秽制品，人们谈性色变，甚至连吃只鸡都有避讳，称鸡腿为“黑肉”，称鸡胸脯为“白肉”，他说，“如果我们连只鸡都不敢面对的话，那就该去吃块砖头”，这个时期，地下色情小说却泛滥成灾。而在丹麦，挪威等北欧国家，他们却实行淫秽制品合法化，对十六岁以上的公民放开限制，结果淫秽制品的销量大为减少，与此同时，强j*，猥亵妇女等案件的发生率也大为降低，这说明，对人的性需求实行严酷压制是不人道也是不明智的，而只能采取疏导的方法，因为，只要人的素质提高了，谁会天天就想着男女之事呢?

小波是一个一生都在不停思考的人，在思考中寻求人生的意义，在思考中和愚昧，麻木，盲从作坚决的斗争，他六十年代在云南插队时，还带着奥维德的<变形记>这样可以启发人的智慧的书(<思维的乐趣>)，在道德沦丧，信仰缺失，物欲横流的九十年代，如果对那些年轻人讲启蒙思想，小波知道，已经过时了，甚至别人还会嘲笑他迂腐，他只是把写作作为一种自我完善的行为，他并不对他的作品抱希望，并不希望他自己可以流芳百世，现在他身后的这种哀荣，他那时怎么可以料到呢?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是他最著名的一篇杂文，他在云南的农场插队时，专门养了一只小猪，这只猪和别的猪不同，它简直比人还聪明。它不会在猪圈里睡大觉，总爱到处跑，甚至跑到房顶上学糖厂的汽笛叫，让糖厂的工人提前几个小时下班，工人们对这只小猪感激不尽。生产队长因此恼羞成怒，决定对它实行“专政”，如果“专政”是指杀猪刀和绳索的话，那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因为即使你把杀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队长发动几千人对它实行大围捕，结果这只机灵的小猪还是挤出一条缝隙突围了，从此，它就变成了一只野猪。

这只猪可以说是小波独立个性的化身，他离经叛道，机灵活泼，不肯困在猪圈之内，而职业对于人来说，不正像一个猪圈吗?它给你生存下来的资本，但又使你丧失创造力和激情，那么，行尸走肉一样地活下去又有什么意思呢?小波这样才华横溢的浪漫骑士，怎么能困在三尺讲台上呢?他应该到更广阔的文学天堂里去自由地驰骋，何况他对那些学院派的知识分子深感厌恶，所以，他毅然辞去教职，去做他想做的事。

我至今记得小波的那句话，“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但追求智慧的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不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是的，小波说的没错，追求智慧的路至今还有很多人在走，我想，如果小波地下有知，他大概可以瞑目了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