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童年时，大人们总说，金色的童年。现在，我觉得，我的童年像一首诗歌。它确实真真正正的像诗歌一样丰富多彩。像诗歌一样纯真、美丽、动人。也像诗歌一样缥缈、期盼、憧憬。更像诗歌一样困惑、惆怅、无奈……。童年就是一首诗歌，一首不成熟的诗歌，人们把它称为单纯――

一

秦川关中地区的气候，四季是比较分明的。春天的来临，也是充满了诗意，小溪解冻，河柳吐绿，田野由枯褐的土黄在一夜的春雨后就突然变成了淡淡的绿。我要是诗人，就会说春雨是绿色的。带有生命的。而陕北塞外要迎来春天，却是要付出代价的，当凛冽刺骨的寒风，变成能携带着沙尘漫天飞舞的啸叫时，塞外的春天开始了。2006年的春天，在近一个月的大风杨尘天气后，四月十一日，一大早，无精打采的太阳象是还没睡醒，在沙尘弥漫的天空中越发显得昏沉沉。突然，天空竞飘起了雪花，风中的沙尘好像少了许多，已不拼命往人的鼻子和嘴里钻了。太阳也好像清醒了些。雪越下越大，近中午时，已变成了鹅毛大雪，太阳也被冻得藏了起来。望着漫天飘舞的大雪，虽然身上略感到一些寒冷，可是相比之下，我还是很喜欢这洁白柔软的雪，它比呛鼻眯眼无孔不入的沙尘好多了。第二天的中午，雪稍微小一些的时候，头顶的天空变得非常亮，不一会，睡了一整天的太阳就从光亮的云后露出了隐隐的轮廓。再看一会慢慢变小，仍在飞舞的雪。突然，你会觉得面颊刺疼，四周的一切异常晃眼。这时，已是烈日当头了。

下午忙完工作，无意中走出车间，一股特有的爽朗迎面扑来，这时我才发现室外的空气非常的清新。风中没有了沙尘，竟是如此的清爽。视野也异常的开阔，你能一眼就看到土梁后边的土梁，这些土梁一直绵延到天边。这在平时是看不到的。天湛蓝湛蓝的，飘浮着一朵一朵洁白的，象棉花样的白云，此时的夕阳，显得特别的明媚，风也是从未有过的温暖柔和，这样的景象和色彩，只有在遥远的记忆和现在的卡通片里才能看到。我想起了小时候“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歌“天上闪烁的星星多呀星星多，不如我们公社的羊儿多，天边飘浮的云彩白呀云彩白，不如我们公社的羊绒白……”我慢慢走到厂区的围栏边，找了一处向阳背风的花圃坐下。这里的视野更开阔。花圃的围栏是水泥块围起来的，经雪水的洗涤和风的清扫后，非常干净。经太阳一洒，暖暖的。水泥地上的雪不知什么时候早已不在，只有阴面背风的墙根和花圃里松柏苗的绿枝缝里，还残留着积雪，而迎风面，不等雪化成水，就已被干渴的空气，急不可待的升华成水汽瓜分了。花圃里的花草早已被去年秋冬的风霜变成干透的枯蒿，又不知被今春的风吹到了哪里。就连表层稍微熟肥的沙土，也被吹走了，只留下异常干净平整，新暴露出的黄沙。幼弱的柏树苗抱成团，顺着风的方向，一起俯卧在地上，不知是从哪里吹来的枯叶，逃难似的，拼命的钻满了它们身下的缝隙，未完全钻进去的，你可以看到它们仍在瑟瑟发抖。

忽然间我发现，苗圃里，贫瘠空地上的沙粒在动，起初以为是幻觉，后来好几处都在动，就认为可能是被风吹的。所以并不经意。但是当我看到旁边的枯叶并未被风吹跑时。我就认真的仔细观察起来。动了，又动了，沙粒的运动并不是顺着风，朝一个方向运动，而是以一个比四周稍微要高些的点为中心，向四周滚动。难道是下边藏有虫子吗？我轻轻的拨开动处的浮沙，一个嫩黄的细尖露了出来，原来是小草，我想起了一篇文章里讲到的生命的力量。我又屏着气，轻轻的把周围的沙土再拨去一些，竞露出了肥胖白嫩的根，我赶紧用沙土把它盖上。一股说不出的感觉在我心中徘徊着。我静静的坐下来，审视着四周，这时我才觉得，远处的旷野好像已有些淡淡的绿色了。良久良久，思维一片空白，渐渐的在空白遥远的尽头，出现了我小时候在野外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景象。

二

当我象小草一样，穿越枯枝败叶，瓦砾砖碎的缝隙。从化为沃土的先驱堆里露出头时。根本就不关心身边的先辈是如何变成枯枝败叶和泥土的，更不会知道，也不想知道它们经历了何等的人生艰辛坎坷与世间的险恶沧桑。我眼里只有明媚的阳光，蓝蓝的天，温暖的春风。先天的生命活力在我的血脉里激荡。幼小的身体和心灵对四周的一切都特别的好奇，甚至可以说是贪婪。因为对任何事物只有好奇，所以根本就没有是非之分。一切都是如此的新鲜、刺激、神奇。开着黄花的苦菜，紫花的地丁，迎风飘飞的蒲公英，可以编小兔、毛驴以及各种小动物的狗尾巴草，能看天晴天阴的蛐蛐草，一切都是如此的新奇。那时，喜欢什么，就爱把什么放到嘴里尝尝，根本就不管它是否有害有毒。也就在那时，三面红旗的战鼓把所有孩子的父母都催进了大跃进的洪流里，也卷走了所有能看护我们的人。那时，为了赶英超美，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大人们不分昼夜的大干。创奇迹，放卫星。经常一连几天不回家。本来哺乳期的孩子可以带到现场，后来放宽到三岁，而三岁以上的孩子们都是被托付给邻居不上班的家属，后来，连她们也去大跃进了。父母们只好把我们锁在家里，起初是很晚才回家，但还是每天能回来一次。没几天，就变成父母轮换着每天回来一次，最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看一看我们了。有时四五天才能回家一次。所以，父母们尽可能的给我们多准备些干粮和水。孩子们是不知道计划着吃东西和喝水的。起初，饿了就尽管的吃，浪费的很厉害，地上，床上，窗台上到处撒得都是面包块和饼干渣。没有伴儿玩儿，也没什么玩具玩儿，许多小伙伴用剪刀剪纸片玩儿，没有纸剪了就剪床单，剪被面，房间里被折腾的象垃圾滩。有的孩子不会上厕所，屋子里就更是又脏又臭，不堪入目了。好多家长再回到家时，孩子已经饿的把掉在地上的饼干和面包屑吃完了。甚至连不能吃的其它碎屑也捡着吃了。许多孩子得了病。这样直接影响到工厂生产的大跃进。领导们又打算把那些无正式工作的家属从大跃进的现场调回来。可是她们要大跃进，放卫星，要战斗在第一线。不愿意看管我们。拿她们当时说的话，就是，“要想解放自己，就只有先解放全人类，要想消灭有正式工作和没正式工作的差别，只有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谁敢阻挡人们大跃进？领导们没办法，只好把那些留在家里，年龄实在太大，按常理，还需要别人照顾的小脚老太太，召集了起来。能来的也仅有六个人，包括两个能颤颤巍巍扶着扶手下了楼，若没人搀扶就上不了楼的。她们并没有那么高的觉悟，但就是看我们小孩被锁在家里，一连几天都是吃饼干喝凉水可怜，答应看管我们。于是，本来被单独关在房子里的我们，此刻，又被集中到一起。从三四岁到六七岁，大约有五十几个孩子。就象是没有头领的小羊，交给了这几个刚从农村来的老太太。只要天气好，老太太也像放羊一样，把我们放到家属院长满荒草的空地上自由玩耍。

我们的家属楼全是苏联专家设计的，三层的蓝墙红瓦尖顶洋楼。楼与楼之间，都是花园，有三十米宽，和楼房一样长。住房都是单元式的，宽大的三扇玻璃窗，上下还各有三扇小窗，整整占了近一面墙。窗台很宽，我都可以躺在上边睡觉。房间里有壁炉烟囱、卫生间里有浴池，地面全是深玫瑰红色的打蜡化学地板。听说，每平方的造价在当时的五五年是二百个现大洋。受到国务院的点名批评。本来还要装暖气，国务院的领导说，西安是西北地区，要什么暖气，那里的气候我清楚，我在延安住了十几年，还没有冷到象东北那样，上茅房必须带根棍儿的程度。没暖气不是照样干革命，也没被冻死。后来，西安地区再冷，都不允许装暖气。浴池也被取消了。只有厂级领导和专家楼前才保留花园，其余的楼前都是空地。但种上了洋槐，法国梧桐，绒线。树与树之间的空地自由的长满各种野草。幸亏有这些空地和这些洋槐，帮我们度过了后来的艰难、辛酸、饥饿难耐的，低标准瓜菜代时期和供给制年代。

老太太照看我们后，我们能喝上热水了，也能吃上大食堂的共产主义大锅饭了。更开心的是，能在野外和小伙伴们尽情的玩。

开阔自由、新奇多彩的户外，让我们兴奋极了。大概所有动物，包括人在内，认识世界和判别周围环境是否好坏的最直接、最有效、也是最根本、最原始的办法，就是看看周围有多少食物可吃。所以，那时我们认识世界和四周环境，就是靠用嘴去尝尝。刚从河南农村老家来的几个六七岁的孩子，成了我们的核心，有个叫留根的，年龄最大，本应该去上学的，因为没赶上开学，留在了家里。此时，他成了我们的老大。我们都非常敬佩他的胆量，他敢吃蚱蜢、螳螂、蚯蚓、蚂蚁、老鸹枕头，就是螳螂的卵。几乎见啥吃啥。而我们最多只敢“喝酒”，就是把蚂蚁的肚子掐下来，往嘴里一挤，酸的只挤眼，可是还要故意把嘴吧嗒几下，显出很老练，不在乎的样子。那时，我们总结出大量的经验，节节草的根、狗尾巴花的根、蛐蛐草的根、凡是叶子长得象麦子的野草根，以及它们的苔芯，都是甜的。榆树、柳树、月季、玫瑰等的嫩枝剥去皮，里边的芯也有甜味。各种花的芯，也是甜的。蒲公英，地丁，马齿苋，车前，白蒿，马鞭草，是苦的。它们的根都是辛辣的。荠荠菜、马兰菜、面条菜、勺勺菜不太涩。槐树、冬青、柳树、桃树、苹果树的叶子就带着微苦和酸涩。尤其是那种叫作三口咬不烂的叶子。河南来的几个年龄大点的孩子会欺骗你。问你的牙好不好，你若说好，他就问，你能不能三口把这个树叶咬烂。没经过的孩子不知是骗局，就会说能。他们便装着不相信。小孩子们都很好强，就会毫不犹豫的拿过叶子放进嘴里，使劲的嚼三口。结果会把嘴麻得半天说不出话。野葡萄的叶子和浆果，蚂蚁的屁股，沙果树的叶子，还有一种我们把它叫三两醋的叶子，都是酸的。最好吃的莫过是野草莓。还有洋槐花，榆钱、枸桃。而这些全靠留根他们几个大点的孩子爬树才能够到。除了吃以外，我们便是捉蚱蜢、捕螳螂，逮蝴蝶，挖蚯蚓，若能挖到“东南西北”就是莫大的光荣。其实，那就是地老虎的蛹，把它捏在手指尖上，你对着它说“东，南，西，北。”各个不同的方向，它就会按照你的指示把头指向哪里。它哪里知道东南西北，只是在惊恐中挣扎着扭动罢了。

留根带着我们，没有我们不涉及的地方，越是危险、越是不让我们去的地方，我们越是好奇、越是要去；越是不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越是觉得好玩、越是要做。上了年纪的小脚老太太们，哪里能看住我们这几十个精力旺盛、稀奇古怪念头层出不穷的孩子。没过几天就开始不断的出事。先是跟着留根学爬树够槐花的孩子，好像叫拴柱，从树上掉下来，把胳膊摔脱臼。紧跟着就是几个女孩，把猫猫眼的白浆当牛奶吃，中了毒。嘴、口腔肿得吓人，幸亏吃的少。没几天，下大雨，我们被圈在了生活区职工食堂的饭厅里。那时候，大部分职工都在生产区大跃进，只有生产区的职工食堂把饭直接送到大跃进的现场。没有人来生活区食堂吃饭。生活区的食堂做的饭，主要是送往其它大跃进的现场。当然也包括我们的饭。留根发现了食堂的操作间和库房里的各种食品。他们四五个大点的孩子，竞把案板上切好的咸腊肉、库房里的干腐竹、干粉丝、吃了满满一肚子。口袋里还装满了干腐竹，说那是麻叶（一种油炸面片）。给我们每个人都分了一点，让我们不要告诉老太太。然后，他们躲在库房里继续吃。最后，还是有人把他们给告了。再找到他们时，他们已经不能动了。因为吃了太多的咸肉，嘴渴，就拼命的喝水。肚子里的干腐竹干粉丝见水后膨胀，他们的肚子涨得吓人。呼吸都困难，只有进气，没有出气。送饭的炊事员还没有回来，这里是老的老小的小，外边又下着大雨。老太太们急得团团转。救人要紧，身体稍硬朗些的孙老太太赶紧冒雨出去喊人帮忙。因搞大跃进，家属院里本来就很少有人。大雨天，院子里，路上，就更见不到人了。我们小伙伴刚开始被吓得没人吭声，看到老太太让喊救命，我们也跟着跑出去，一起喊救命。小脚的孙老太太没走多远就滑倒了，倒在雨地里起不来。我们去扶她起来，她叫我们赶紧到小学去喊人。在去小学的路上，我们终于见到了正往这里赶来的老师和学生。他们说，刚才拉废铁时，远远看到有人在窗子上召唤呼救。

留根他们被送到了医务所，孙老太太也被送到了医务所。我们本来是特别想在雨地里玩的。尤其是那一汪一汪的水洼，是那么的诱人。可是那天我们特别听话，都围在饭厅的门口，等着留根和孙老太太的消息。领导们来了。带来了留根他们没事的好消息，也带来了孙老太太的右胯骨摔坏的消息。领导们召集老太太和我们讲话，却发现陆老太太不在，最后在二层的风干房找到了她。她爬在打开的窗户台上。窗外，是食堂的院子，堆满了煤炭，院外是花园。隔一条马路是小学的围墙，靠着围墙，就是教学楼。陆老太太上身探出窗外，拿着拐棍的双手压在身下，拐棍上挑着她自己的青石兰大襟外套，已经离开了人世。我们所有在场的孩子都哭了。

三

第二天下午，领导们领来了几个年轻些的老太太，因为她们虽然还是小脚，但都不挽簪儿，留着齐脖子的短发。听说是领导动员工人从农村新叫来的家属，老太太们满口的陕西方言。有的让我们叫她“婆”，有的让叫“奶”，还有的让叫“娘娘”。当天，我们被领到了一个楼房的几个房间里，并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托儿所。

最初的托儿所只是个雏型，没有成立仪式，也没有阿姨，托儿所的房间是工会原先的几间库房，里边的锣鼓、锦旗已被拿到大跃进的现场，只留下了空空的房间。里边临时放了许多的大床，我们的一切活动和休息都在这里。在这里，天天都能听到锣鼓喧天的声音。每到这时，老太太们总是各自挑几个自己喜欢的孩子，轮流带出去看热闹。把剩下的孩子反锁在房里。关在房子里的我们都是异常的兴奋，尽管窗户上根本就看不到外面的热闹景象，可是我们还是争着爬满了窗户。

有一天，老太太告诉我们，领导要我们朗诵儿歌，谁朗诵的好，就带谁去慰问表演。听说能离开这间房子出去，我们高兴坏了。又听说还可以穿新衣服和抹红脸蛋。更是非常的兴奋。于是老太太们叫我们手背后靠墙站成一排，教我们唱儿歌。平时整天打闹嬉戏不听话的我们，一改常态，都非常自觉的靠墙站得直直的，生怕选不上自己。这是我们当时在那几间房子里，第一次能做的，唯一有兴趣的事。这时候，她们也就变成了我们最崇敬的老师和诗人，也是我们最敬畏的主宰。平时，我们总觉得她们浓重的陕西方言，好玩至极，非常搞笑。不是用自家的方言纠正她们，就是模仿学舌，取笑开心，自娱自乐。而现在，我们要以她们的发音和语言为标准，尽可能把她们的音韵念准。她们教我们认真严肃的表情，也使我们非常认真严肃的朗诵着，歌谣向我们讲述着一个个真理，我们和声朗诵着——

“大老爷向前走，

脊背朝后，

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

而后来听大人们都说这是废话连篇，我长大以后也知道了，废话肯定是真理，但真理不一定都是废话。大家都知道的真理，再讲就是废话。大家不了解的谬论讲一千遍，就会被误认为是真理。同时，我们还朗诵有时事政治气氛的歌谣，我们最喜欢的那一段就是——

“杜鲁门长，杜鲁门短，

杜鲁门他妈卖洋碱，

稀屎拉了一裤子，

要草没草，要纸没纸，

拿起杜鲁门的烂帽子，

擦一擦，戴一戴，

你看杜鲁门他妈怪不怪。”

当然，还有更富有艺术性的儿歌——

“一出南门往北走，

看见一个人咬狗，

那个人拿起狗来打砖头，

反而被砖头咬了手。

……”。

眼看就要去慰问表演了，又说光朗诵不行，还要表演。于是老太太们就按照儿歌歌词里的内容，编了动作，教我们边朗诵边表演。

演出的那天，我们非常卖力，来观看的领导和劳模们，笑得前仰后合。就连苏联专家们也高兴得学我们的表演动作。现在回想起那些朴素直白的动作，也是忍俊不禁。难得老太太们有如此原始的文艺天赋。我们在各个车间连着巡回演出了近十场，每人都得到了好几包糖果。回托儿所的时候，是大人们抱着我们回去的，因为我们好多小伙伴，刚从台上下来，就睡着了。第二天，领导们来看我们，说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托儿所，要加强对我们的关爱和教育。下午就来了三个年轻的阿姨，长得非常漂亮，尤其是后来成为我们所长的柳阿姨，她穿着红亮的高跟皮靴，天蓝色的布拉吉，长长的一只拖到脚下，两条大辫子辫得高高的，头顶紮着天蓝色的蝴蝶结，辫梢上紮着玫瑰色的红缨。齐眉的刘海下，是两条细弯的柳眉和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手里拿了两本书，后来知道那是小学课本。她开始给我们教儿歌。因为我能记住词，朗诵成了我的专长，在以后的演出里，我总是单独朗诵。最让我不能忘记的是那三首每场必朗诵的诗。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我叫小三毛，

你叫阿廖莎，

相隔几万里，

从未说过话，

今天一见面，

就像亲哥俩

……”。

“树老根多，人老话多

莫嫌我老汉说话罗素

你钱大气粗腰杆壮

又有骡马又有羊

入社好想你吃了亏

穷人占了你的光

手拍胸堂想一想

难道人心喂了狼

一根扁担两个筐

你爹带你来逃荒

天下穷人心连心

收留你家到俺村

你那时饿得像瘦猴

三根筋挑着一个头

你棉花脑袋豆腐心

跟着富农瞎胡混

他说是灯你就添油

他说是庙你就磕头

……”

自从柳所长来了以后，我们的生活就彻底改变了，我们天天都在排练节目，经常演出。所长的手风琴拉的特别好，我们起初学的都是苏联歌曲，后来学的大都是歌颂三面红旗也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歌曲。

国庆节前，我们搬进了新托儿所，名字是“共产主义保育园”。整整一栋苏联式的三层大楼，宽宽的走廊，贯通整个大楼，中间和两边都有楼梯。明亮的大玻璃窗，宽宽的窗台上摆着插满五彩鲜花的花瓶。楼下一层是我们平时活动、做手工、吃饭的场所，还有办公室。二层是我们唱歌、学习的教室，那里有课桌、风琴、演出服装、道具、排练的垫子和大型玩具。三楼是我们的寝室，每人一张天蓝色的小床，小床上有带花柱的护栏和上下用的脚踏扶手，小床的下部还有个小衣柜。楼外是宽大的活动场所，两边有滑梯，转椅，荡船，爬栏，周围被美丽的花园包围着，绿色的木篱笆围着整个幼儿园。我们每人都新发了一件白色的罩兜，就是在后边系扣的衣服。上边印着“共产主义接班人”。女孩子的带花边，有一个口袋，男孩子的不带花边但有两个口袋。国庆的前夕，举行了盛大的育儿园成立大典，有一百多个新小伙伴在这天入园。那天从早晨宣布典礼开始的鞭炮响起后，直到晚上放焰火，锣鼓就没停过。当然，主要的是庆祝国庆。我现在能记得的就是大人们穿着漂亮的演出服，在舞台上。在空地上，表演各种节目。扭秧歌的，划旱船的、耍狮子的、踩高跷的。随处都可以看到人们自行围起的舞场，在手风琴或吹管乐的伴奏下，歌手们激情的唱着，人们随着悠扬的音乐翩翩起舞。我们也少不了演出。跟着大人们的演出队伍，从主会场演出完，就开始游行，边走边演，前往其它演出场地。其它厂的庆祝表演队伍和我们交换着场地，交流演出。

新幼儿园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们每人一个洋瓷的小刷牙缸，一个骨质的小牙刷，一套小巧的餐具。上面都写有我们自己的名字。一个小床，一套被褥。每天早晨起来，洗漱完后作早操。早饭是甜点，我最爱吃的是迎春糕上的青红丝。然后，就是上课。内容有：折纸、摆积木、捏橡皮泥、唱歌、学拼音、认字、讲普通话、代数（那时，跟苏联学，教育九年一贯制，算术改为代数，小学一年级代数的第一课的第一题就是（1＋x＝5，x＝？），等等。中午，午睡起来吃水果。然后是在户外楼前的操场上玩各种游戏。我们几个演出队的小伙伴，每天下午就不能玩游戏了。排练非常紧张，所长和另外的几个老师带着我们，几乎天天都要排练新节目。晚上还要去慰问演出。那时，天天都有新“卫星上天”的喜报，我们就得去慰问演出。从庆祝国庆开始、纪念苏联卫星上天一周年、斯大林诞辰、一直演到第二年元旦、春节、庆祝三八妇女节、紧接着就是列宁诞辰纪念日、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

四

在这期间，保育院里又陆陆续续来了许多新伙伴。大部分是刚从农村老家来，准备在父母这里上学的。许多已超过上学的年龄。因各种原因，没有报上名。就转到了保育院。由于他们有很多生活卫生习惯不好，也经常惹麻烦捅娄子。常常遭到阿姨们训斥。可是柳所长从不嫌他们脏，笨。总是和颜悦色，耐心细致的教导他们。柳所长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慈母加严父，益友加恩师。我们对她爱戴极了。同时，也新来了许多看护我们的人。起初，我们都叫奶奶，可她们中间，有的人不爱听。后来我们也发现了诀窍，凡是有尖尖小脚的，头上挽簪的，我们就叫奶奶，凡是有尖尖小脚，留短发的，我们就叫大妈，凡是大脚的都叫阿姨。教我们上课的，全叫老师。不知过了多久，小脚的奶奶和大妈一个一个的都走了，保育员换成了清一色的阿姨，看我们的王大妈也换成了年轻的张阿姨。这样的好日子，也慢慢的发生着变化。新来的阿姨们，脸上的笑容本来就不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少了、我们的早点也越来越少了、我们的饭菜也越来越少了。唯一的安慰是，我们每个星期六下午可以回家，和父母一起过星期天了。我们的演出越来越少了，我们演出后的奖品――糖果也越来越少了。阿姨开始没收我们的演出奖品，说是帮我们保管。可是，变化最大的要数柳所长，她原来非常开朗、和蔼，每天和我们有说有笑。可现在，她的话很少，总见她在沉思。尤其是给我们上音乐课的时候，常常停下手里的风琴，或望着风琴，或望着窗外愣神。眼里充满了忧郁，然后，就轻轻的朗诵起来：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着急，

……

我们那时，哪懂诗里的意思，看到她心情沉重的样子，心里很害怕，就问她，谁欺骗了她。她摸着我们的头，看着我们笑着说：“这是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诗，寓意很深的，你们现在不懂，长大以后就会懂的”。每当她朗诵的时候，我的心里便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非常难受。现在知道了，那就是极度的失落和惆怅。她当时的表情，和这首诗，深深的刻在了我的心里。

我们的演出在“六一儿童”节后彻底停了，也很少见到柳所长。幼儿园里的饭越来越吃不饱，每天我们都饥肠辘辘的刚吃完这顿就盼望着下顿。盼着星期六父母早点来接我们回家吃饭。我们开始想回家，想父母，我们几个演出队的小伙伴常去父母的工作地方演出，知道通往他们那里的路，于是萌发了逃跑的念头。并开始酝酿逃跑的计划。因为我们四个不在一个班，我和选民（女孩）是大中班的，另外两个是大班的。有一天，趁着阿姨午睡，我们四个找到一起。悄悄的往外溜，已经翻出了篱笆围栏，被爬在窗户上的小伙伴看见了，他们也跟着逃跑，惊动了阿姨。我们四个被罚，关进了杂物间。在杂物间，我们发现了成瓶的宝塔糖、钙片、鱼肝油胶囊。宝塔糖和钙片是甜的，我们四个人把它当作糖平分了。鱼肝油很腥，我平时就讨厌吃，所以我就只拿了一点，放到口袋里，准备带给其他小伙伴吃。

宝塔糖是打虫药，食后是忌油。，我们的三个小伙伴吃完后不久，肚子就开始疼。他们被提前“释放”，关进了厕所。我因为没吃鱼肝油胶囊，肚子没疼。只是因吃钙片太多，便秘了几天。看我们的张阿姨极力隐瞒我们逃跑的事情，不让所长知道。所以晚饭时，也让我回到了班里。我们成了被严密控制的对象。不准我们单独活动，更不准我们见所长。别的小伙伴下楼到户外作游戏时，就单独把我和选民留在房间里。为了不让所长怀疑，故意给我们安排了作业，叫我们两个做。还威胁我俩，要是告诉所长，就把我们关进黑房子，别想吃饭。

五

第三天，柳所长还是来看我们了。我们正在做代数题。为了不让我们做完作业没事干。张阿姨给我们出的都是三位数混合加减法的题。那时，我已经会用，把数字挪到等号的另一边，改变正负号的方法，解两位数加减法的混合运算题了。我记不清当时是不是冒碰的，反正是作对了许多道题。可是张阿姨还是给我打成错，让我重做。所长发现了，就问张阿姨。张阿姨红着脸支支吾吾的，说是看不清我们写的字。当问到为什么出这么难的题时，选民“哇――”的一下就哭了出来：“我要回家――”所长一边给选民擦眼泪一边说：“明天就是星期六了，爸爸妈妈就会来接你的”。选民又说她肚子饿，要吃饭。所长说：等一会就开饭了，现在不到开饭的时间，没有吃的东西。选民说：有。就跑过去拿张阿姨的手电筒。张阿姨的脸当时变得煞白。选民拧开手电筒，里边露出了我们的午餐――包子。因塞得太实，倒不出来。张阿姨抱着头蹲到地上，呜呜的哭了起来。柳所长站在那里，良久良久才转过身，蹲下对我们说：“帮我保守个秘密好不好？”我们说：“好”。“那今天的这件事不要给任何人说，包括你们的爸爸妈妈，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吗？我以后会告诉你们为什么，好吗？”柳所长，伸出右手的小拇指，和我们拉钩发誓。然后，把我们俩送出门，嘱咐我们下去活动要注意安全。我们在下楼时听到所长对张阿姨说：“是谁的食物，你必须准确的立即还给谁。然后，到我办公室来一下。”一周后，张阿姨调走了，在调走前，再没听她说过一句话。

新来的阿姨也姓张，那一天是星期一，下午上手工课时，新张阿姨就宣布，要开个民主会，然后挨着个的问我们的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你们谁的爸爸妈妈是干部？谁的爸爸妈妈在农场。”小伙伴们对“干部”“农场”这两个词不太理解。但都开始炫耀起来：“我爸爸是解放军”。“我爸爸是劳模”。“我爸爸是大力士”。“我爸爸有机关枪。”“我爸爸也是大官儿。”“我爸爸的官儿比你爸爸的大。”小伙伴们争了起来。也有的说自己的妈妈长得漂亮，会唱歌跳舞。凡是没有说自己的父母是干什么的，她都问，是不是在农场。有的小伙伴迟疑的说好像是，有的说不知道，凡是说不出来的这些小伙伴，就被叫起来，在有门的一边，靠墙站着。我和选民都没有说自己的父母是干什么的，自然也就成了靠墙站的一员了。最终我和选民还有另外的五个小伙伴，被罚靠墙站。凡是说出自己父母的出处的，尤其是说自己的父母是大官儿的，就坐到长桌的靠窗户这边。让他们带头揭发靠墙站的小伙伴，“说说，在班里谁最不听话，谁最坏最调皮”。小朋友们七嘴八舌的互相揭发着。后来，我们靠墙站的小伙伴中，又有三个说，自己的爸爸也是大官儿，他们也就回到了座位上。只剩下我跟选民、宁宁、朝胜四个人。阿姨就叫其他小伙伴数落我们的坏处：“他们说没说过别人的坏话，要没要过别人的东西，吃的是不是比别人多。……”发动小伙伴批斗我们、骂我们。谁骂了还表扬谁。小伙伴们踊跃的揭发着我和选民：“臭美，摸红脸蛋、穿新疆衣服、演节目还得糖果、回来分糖果时给别人分的多，给他分的少。……”我和选民就是不吭声。

记不得当时说了什么，引起了宁宁和朝胜的还嘴：“我爸爸妈妈不叫我给别人说。我就不给你说。……”阿姨听了气急败坏的过来，用手指使劲戳他们的脑门，他们的后脑勺就撞到了墙上，咚咚的响。“我叫你们嘴硬，我不信治不了你俩个小鳖孙。”阿姨叫其他孩子也学她那样上去做。两个小伙伴哇哇的大声哭起来，不论阿姨怎么威胁，他们只管张着嘴，闭着眼使劲的大声哭喊，阿姨急得束手无策，恼怒之下，一手拎一个，把他俩关进了小储藏室。回来后，继续发动小伙伴批斗我和选民。晚饭时，我们没有见到宁宁和朝胜。阿姨把我们几个的晚饭分给了其他小伙伴，并同时宣布：“以后，每天都要评比，谁要是不听话，就讨论谁。就把他的饭分给最听话的小朋友。谁能说出柳所长和阿姨是怎么发脾气的，是怎么说别人坏话的，就多分给谁……”

过去，王大妈在时，我们吃过晚饭，都要做游戏玩，八点半响了铃，我们才上床睡觉。张阿姨为了不让我们半夜起来小便，那天晚饭后，不准我们喝水。也不准我们玩，不到七点，太阳刚下山，就让我们上完厕所，马上上床睡觉，等我们睡下后，张阿姨就把我们房间的门反锁了。那天晚上睡觉时，也没有见到宁宁和朝胜。我和选民的床紧挨在一起。我俩又怕、又饿，睡不着。下决心一定要逃出这里。

那时，天气正是最闷热的时候。为了凉快，值班的阿姨们等柳所长查完岗走后，就私下轮岗，只留两个人值班，其余的都回家了。留下来值班的阿姨，把楼下的大门一锁，把床搬到走廊东边顶头的窗下，在那里睡觉休息。直到她们要睡觉时，才到各个房间查一次房。

天慢慢的黑下来，别的小伙伴都玩闹够了，睡着了。我和选民都睡不着，非常怕第二天再受罚。也担心宁宁和朝胜，不知他们俩出啥事了。甚至认为他们俩已经死了。最后，终于想了个躲避的办法，钻到小床下的柜子里。我们认为，这样就能躲过去了。不知等了多久，张阿姨来查房了，她不太熟悉房间的钥匙。她开了半天，才把门开开。我们的心非常紧张，当张阿姨打开电灯，发现少了我们两个时，我们听到了她惊恐的咒骂声，听到她光着脚片，惊慌往楼下跑的声音。她竞没有关门，我和选民愣了一会，就不约而同的，一起爬出了小柜子。悄悄的，往房门外跑，刚跑到楼梯口，就听见张阿姨慌慌张张返身朝楼上跑的声音，我们赶紧藏到了楼梯旁张阿姨的床底下。听到张阿姨在喊另一个睡在二楼走廊东窗口下的黄阿姨。黄阿姨和张阿姨一边往楼上走一边问：“大门锁了吗？”“锁的好好的。”“那一楼厕所的门呢”“我看了，门也锁了。”“那肯定出不了楼，那能跑哪去。”阿姨打开了二楼通往三楼的走廊灯。我们才发现，黄阿姨光着上身，而张阿姨竞一丝不挂。“你确定锁门的时候，他们都上床睡了？”“没问题，我专门看的他俩。”“他们是不是睡到窗帘的后边了？我们大班的几个小家伙就爱抢着在窗台上睡觉。那里凉快。”阿姨们走进房间。我和选民从床下赶紧爬出来，我们正准备悄悄的下楼时，选民忽然又返身跑回阿姨的床边，抱起床上张阿姨的衣服，猫着腰跑过来。我们都光着脚，生怕发出响声，下的很慢。还没到一楼，我们就听到阿姨们往楼下来的脚步声，张阿姨边走边骂：“这俩小兔崽子，还敢耍我。”黄阿姨说：“要是他们刚才真是藏在柜子里，就不怕，他们肯定没出楼，先再去看看楼下的门和窗户关好了没有，再到活动室看看，只要她们不出这个大楼就不要紧。”我们跑到楼下，发现厕所的门大开着，一定是张阿姨刚才检查完后，没来得及关。我们赶紧进去，选民把门轻轻的关上，她可能是怕弄出响声，不敢把门插上。我爬上窗台，开窗户。玻璃窗是开着的，可是纱窗的窗闩已经锈死了，我又紧张，怎么也拉不开窗闩。耳听着阿姨们的脚步声一步一步的下到了一楼，往这边走来，我不敢再动，怕弄出声音，选民也转身跑过去紧紧顶着厕所门，就在这时，忽然听到二楼传出哭喊和拍门声，“放我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吃饭！我要回家！啊……”听到阿姨们往楼上跑的急促脚步声，我们松了口气。我们听到黄阿姨大声的质问：“这是怎么回事！”“我的老天……这可千万不敢捅娄子。不行的话得赶快把其他值班的人从家里叫回来！……”我开不开窗闩，急了，就使劲推窗纱，也是铁纱网锈透了，我竟把窗纱的下边，从折边处齐茬推断了。我顾不得把口子再开大些，就不顾一切的往外爬。本来，爬窗户是我们这么大孩子的拿手戏，在家的时候，我们就爱翻窗户玩。但此时纱窗的开口并不大。我先坐下，把两条腿伸出去。然后，再翻过身，抓着窗框，慢慢的溜下去。我是硬用身子把铁纱网给撑开的。我光着膀子，只穿了一个小裤衩。铁纱网的毛边把我身上划得尽是血檩子。我爬出去，叫选民快点。谁知选民正把张阿姨的衣服往身上穿，她已把一件月白色的短袖穿到了身上，比她白天穿的小裙子还要长。正在穿裤子。可是已穿上的短裤太大，只往下掉，没法把外裤穿上。我叫她别穿了，快爬出来，她竟说：“不行，不穿衣服，太丢人。”她最后还是拿着短裤和裤子，头下脚上的爬出了窗户。幸亏我在窗下接着她，要不肯定是倒栽葱。她的头绳被挂掉一个，左边的羊角辫儿散开了。我们很快就翻出了木篱笆。慌忙中，选民把阿姨的裤子掉到了篱笆的里边。她隔着篱笆使劲的朝外够着。这时，保育院大楼里突然哭喊声、惊叫声闹成一片。我着急的拉着她：“快跑吧，一会阿姨追上来了，你要它干啥。”她说：“弄丢了，阿姨要叫我妈妈赔钱的。”我只好又翻回去，给她拿过来。

在逃往生产区跑的路上，我们一点都没有害怕黑。当看到生产区大门的灯光时，我们高兴极了。拉着手，一路小跑朝灯光处跑去。快到大门口时，选民忽然停了下来。我不解的问：“怎么了？”她迟疑了一下说：“看大门的叔叔不叫我们进，把我们送回保育院咋办？”我们高兴的心情一下子就凉了下来。我们找了路边一块人行道树下的灯影，藏了起来。打算在这里等我们的父母下班。那时，在我们的记忆里，父母永远是在上班的。

天气又闷又热，蚊子很多，身上出的汗，把我的伤口蜇得刺疼刺疼。选民就用阿姨的短裤给我们赶着蚊子。不知过了多久，汽笛响了，三短声。我们都知道，这是上班的起床汽笛。陆陆续续，上班的人多了起来，都匆匆忙忙的。终于有人发现了躲在黑影里的我们。好奇的问这问那。我们只是在专心的寻找自己的父母。抱定一个主意，不说话。要不然，在没见到父母前，把我们送回保育院咋办。围的人越来越多，有人认出了我们两个：“这不是那两个演小放牛和天仙配的小演员吗？”她们把我俩抱了起来，我身上的伤口立时叫我疼得喊出了声，哭起来。选民也跟着“哇――！”的一声哭了，“我要找我妈妈，啊――啊――”“是不是从家里跑出来的？”“我看不像。”“你妈妈是那个车间的？”“看样子可能是从托儿所跑出来的。”“让门卫给女单身楼的收发室打个电话，通知小柳。”“快！快！上班来不及了，先送到门卫上，让保卫科送他们回去。”一听要送我们回去，我们哭闹得更厉害了。“我不回保育院，我要找我妈妈，啊――”选民在抱她的阿姨怀里挣着，要下来。我一动，就浑身疼的厉害，所以没挣。“好！好！不回托儿所，不回托儿所，去找妈妈。”

我们被抱到了生产区大门口，在灯光下，人们发现了我满身的划伤。把抱我的阿姨的白衬衣都弄上了血迹。人们在忿忿的骂着“这那是人干的事，……简直没有一点人味。……”几个干部模样的阿姨心疼的说，赶快去医务所。我们闹着不去，要在那里等父母。阿姨们不停的安慰着我们，并问我们是怎么回事。在冷静了一会后，选民开始没头没尾的讲起来。说到阿姨不给饭吃时，人们都在愤怒的谴责，说到阿姨光屁股时，人们又哄堂大笑。有几个叔叔拿过张阿姨的短裤和裤子开着玩笑。说这么臊臭，扔了算了。选民死劲的闹着，把它们要过来抱在怀里。当人们知道我们是从托儿所逃跑出来的时，许多阿姨开始慌起来。问我们认不认识她们的孩子，他们怎么样，挨打了没有，是不是也没给饭吃。是哪个阿姨打的。许多人在让同事代请假，相互招呼着往托儿所跑去。几个热心肠的阿姨带着医生来了，医生看了我的伤后，很吃惊。说伤口太多，面积太大，一定要到医务室去处理。在这只能给我们上点药，临时处理一下。我们被酒精蜇得哭喊起来。看到我们的伤，好多阿姨都掉眼泪了。我的手上，胳膊上、腿上、肚子上，以及整个脊背，从脖子到屁股，划得全是血檩子。幸亏选民穿了阿姨的衣服，她只在脊背的上部和脖子，还有小腿和脚后跟上有些划伤。

上夜班的人陆陆续续的走了。紧接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声。这是下班的汽笛。各车间的交接班时间相隔一刻钟，八个车间的人陆陆续续的来到厂门口。很快，就见有人朝我们这里跑过来。“听说托儿所出事了！”“我也是刚听上班的人说的。”下中班的人又把我们围了起来。又有许多阿姨问我们认不认识她们的孩子，她们的孩子怎么样了。……。又互相招呼着，联群结伙的匆匆往保育院跑去。刚来的，打听着怎么回事。不等我们说，先前听到一些事情的大人们，就开始把我们的事，加油添醋的演绎开了。妈妈的同事认出了我，同时也有人认出了选民。不巧的是，我们的父母都上白班。

值班的女厂长来了。很快，柳所长也到了，我俩一见到柳所长，一起跑过去，抱着她哭了起来。柳所长也哭了，当她看到我浑身的划伤时，气得浑身都在发抖。许多人气愤的冲到柳所长跟前，开始质问指责她。我和选民都护着柳所长。说柳所长可好了。人们才消了些气，仍然要求厂长严肃处理。厂长问柳所长看护我们的是哪个阿姨。柳所长说是第一天来上班的张红霞。“张红霞！”厂长好像特别吃惊，半天没有吭声。厂长和柳所长要带我们去办公室。我们以为要带我们回保育院，哭闹着，死活不回。人们都在说：“看把孩子吓的，也不知孩子受了多大的罪。你看看孩子身上的伤，怎么折磨的。阶级敌人才会对我们的下一代这个样子……”我们到了办公室，厂长给我们拿了饼干和点心，我们狼吞虎咽的吃起来。许多人都不走，厂长怎么劝，人们仍然在要求厂长严肃处理。要查她的动机，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

我们的父母终于来了。柳所长先给我们的父母赔礼道歉，自我检讨，请求原谅。厂长也承诺要严肃处理此时的肇事人。我们的父母都知道柳所长平时特别关爱孩子们。这事肯定有其他原因。所以我们的父母都没有埋怨柳所长。母亲们只是默默的掉眼泪。两个父亲也只是说相信组织一定能处理好此事。希望以后杜绝此类事情。柳所长感谢我们的父母对她的理解。厂长说因为要赶紧和柳所长去保育院看看，了解些情况。所以现在就没有时间陪我们去医务所看病了。请我们的父母先带我们去医务所。正当柳所长连连表示歉意的时候，走廊里传来了零乱的脚步声和吵闹声。不一会，二十几个小伙伴的母亲，有的怀里抱着孩子。后边还跟了一大群小伙伴。推搡着披头散发的张阿姨进来了。她穿了一件工作白大褂，上边已被撕破，整个脊背和膀子裸露着，双臂抱着胸前撕破的衣服。白大褂里套了条很怪的短裙。隔着白大褂，她紧紧的抓着裙子，裙子前摆被提得高高的。我和选民个子低，都看到她还是没穿短裤。选民自言自语的说：“这么多人，还光屁股，真丢死人了！”赶紧把放在长椅上的短裤和裤子拿到张阿姨跟前。张阿姨没有接，掉到了地上。随即嚎啕大哭起来，蹲了下去。说这是阶级报复，她刚发现了阶级敌人的新线索，就遭到阶级敌人的陷害，要厂长给她作主。趁人不注意，赶紧把短裤捡起塞进怀里。来的孩子全是我们大中班的小伙伴。一见柳所长，都纷纷向她告张阿姨的状。尤其是那几个自称自己的爸爸是大官的小伙伴，嘴特别能说：“所长阿姨，她在你背后说了你好多坏话，还叫我们也说你的坏话……”宁宁和朝胜从抱他的阿姨怀里下来。向柳所长哭诉，当说到不给他们吃饭时，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喊叫饿，都说张阿姨也没给他们饭吃。朝胜边哭边比划着张阿姨如何如何用手指戳他的头。并也用手去戳张阿姨的头。蹲在地上的张阿姨就势一屁股坐到地上，撒起泼来，竟不顾羞耻，把本来捂在胸前的白大褂，歇斯底里的撕扯着，拼命的扔了出去，露出了ru*房。她使劲的蹬着双腿，把裙子也蹬开了。我才发现，那不是裙子，而是我们的小床单。“姑奶奶为革命啥东西豁不出去！啥事没经过？你们这些笨蛋都上了阶级敌人的当了。”

有个母亲过来把我领到张阿姨跟前说：“你睁眼看看，你把孩子虐待成啥样了。这是孩子！你还是人吗？只有充满阶级仇恨的人，才能做出这种事，只有用阶级报复，才能解释你的所作所为。”张阿姨看到我身上的伤时，她哭喊得更厉害说“这是一场预谋已久的陷害……”说到这，她竞光着身子站了起来。用手指着柳所长，“这肯定是她觉察到我发现了她的尾巴。故意设下这个陷阱。想混水摸鱼，转移斗争方向，逃避检查。”厂长厉声的说：“把衣服穿上，成什么样子！”柳所长拣起地上的白大褂，从后边给张阿姨披上。她使劲的把衣服扯下来。“到了这一步，我什么都不怕，我是为革命，就不怕丢人。只要别让阶级敌人漏网。厂长，你的觉悟要比她们高，别人可已被欺骗，你要坚持原则。你一定要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要不信，你可以马上带人去她的办公室，证据就在她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母亲们怒气冲冲的质问厂长和柳所长：“组织上怎么能让这不知羞耻，弄虚作假，杀良冒功的蛇蝎来看护孩子，她害了多少好人，怎么还能相信她。害完了大人了又来祸害孩子。……她这种死不悔改的阶级异己分子能不趁机报复。……”

我们的父母着急给我们看伤，就急匆匆的告别了柳所长和厂长，带我去医务所了。在路上，从我和选民的父母那里知道，张阿姨是她原来所在车间的大跃进红旗手，总把自己的生产目标订得超过别人许多倍，连车间主任都害怕。但却总把别人的产量记到自己的名下。后来，提拔成了政审干部。她把大跃进放卫星的作风，也带进了审查委员会。她和她爱人都是抓右派的能手。她宣称，抓右派，也要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她总是能超额完成审查委员定的计划指标，只要是她抓的人，肯定就是右派。起码是可能成为右派的不坚定分子或嫌疑犯。她几乎对所有的人都进行审查。她原来所在的车间甲工段共一百二十多人，被她揪出来的右派就有二十多个，被送往农场改造；五个特务，被公安局逮捕；二十多个落后分子被监督劳动改造。更不同凡响的是：她认为：“抓那些漏出马脚的右派不能算成绩，她要挖出那些，表面积极、领导看好、群众口碑好的右派。这才是隐藏的最深，最危险的敌人。”许多厂级干部和劳模都被她揪出来了。只要是领导安排的，只要是她看好认准的，她就会锲而不舍，一追到底，不打成右派，决不收兵。它的外号叫“金口玉牙”，“红阎罗”。经她审查的人中，就有七个精神错乱，其中四个进了精神病院，三个自杀死亡。还有三个重伤残，没几个不落下病根的。后来，不巧的是，她定案的右派中，有一个是老红军的亲戚。她的事引起了上级的注意。群众坚决要求把她逮捕法办或送农场改造。但她是反右能手，在反右战线上她常常放卫星。她的上司，也因她的超额完成任务而受到嘉奖，多次提升，已升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因此，她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她主动要求到保育院，因为这里还是反右的[ch*]女地。她过去给柳所长下的百分之五的右派名额，柳所长一个也没完成过。按照她的经验，一个单位揪不出右派，那么，这个单位的领导肯定就是右派。她要揭开这个反右死角，要在这里建功立业，要重开局面，再度辉煌。

六

我在家里只休息了一天，只能说是呆了一天，因为根本就不能休息。那天我从医务所回来时天都快亮了。可是一大早，我就被叫醒。妇联，工会，保卫部，政审委，等等还有好多好多干部轮流的陪着我。不停的问这问那。这个问完了那个问。我几次都是睡着了又被叫起来。“身上的伤，张阿姨是怎么打的。”只要我一说是翻窗户划的，他们就叫我不要害怕。“有共[chan*]党，毛主[xi]，警察叔叔保护你，不要害怕。要说实话。谁教你说是翻窗户时划的。……”一直到晚上很晚了。他们才不问了走了。第二天，我醒来时已经在保育院了。听说是柳所长在我家楼下，把我从去上班的母亲怀里接回来的。

我们又来了个新阿姨，姓陆，后来听说她就是被张阿姨错打成右派的。我们常听到阿姨们把张阿姨叫“那祸害”。许多阿姨常拍着我和选民的头说：“你俩可为民除了大害了！”“你俩再说说，她那天是怎么光着屁股耍死狗的……”不久又听阿姨们说：宁宁和朝胜的爸爸可厉害了。来的时候，坐的都是伏尔加轿车，跟厂总书记的车一样。还带着手枪。用手枪砸着桌子对政审委的领导说：“你不把事情处理好，老子毙了你。”阿姨们常常津津乐道的模仿着。我们孩子也学会了这句话，常把这句话挂在嘴上：“你要是不……老子就毙了你！”

好多右派被平了反，有人说张阿姨被逮捕了，有的说疯了，也有的说调走了。好多年我再也没见过张阿姨。直到文革时，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路过中心大街的十字路口，看到人山人海的围满了人。当中的桌子上站着一个人。她穿了一身军绿色的衣服，手里拿着毛主[xi]语录，在演说。说自己是林副主[xi]的外甥，周总理的侄子，毛主[xi]的秘书，主管国家机密。是她早在十年前就在这里发现并揭发了刘邓的反革命阴谋，但她被走资派残酷陷害了……。当我们好奇的挤到她跟前时，我吃惊的发现，她就是当年的张阿姨。她并没认出我来。也就在见到她讲演的两三天以后。我们忽然听说柳所长是苏修特务，有人在柳所长家，发现了一张伪装成贺年片，用俄语写的特务情报。那时，公检法已被造反派砸烂，各种权力都被两种不同观点的造反派分割掌控。造反组织多如牛毛。谁的造反组织人多，枪多，谁就控制了权力。柳所长被关进了“狂飚战团”下属的一个叫“战恶风”造反组织的纠察队。我们常在一起的几个保育院小伙伴，赶紧联络了所有能联络的伙伴，尤其是比我们大的保育院伙伴。伙伴们又联络了他们的哥哥姐姐，甚至是他们的叔叔舅舅。他们可都是大学、中学、工厂的。当时，他们有许多已成为敌对两派的造反组织成员。两种观点水火不容。动辄就进行你死我活的武斗。可是在解救柳所长的这件事情上，竟是非常的一致。第二天一大早，几个大学生和工人自行组成了一个临时小组。他们好像都是各单位造反组织的领导人物。在小学的单双杠前一起商量了几次，又派人出去把情况打听清楚，作了计划。将近中午，分别来了两卡车带枪的造反派，他们平时可是相互敌对的。加上我们，还有许多凑热闹的，约有三四百人。真有浩浩荡荡的感觉。谁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声势。纠察队的人看了非常惊慌，要求派代表谈判协商。当有人把那张贺年片拿出来叫代表看时，几个大学生代表一看，脸色一下变得非常严肃。其中一个戴眼镜的，一拍桌子，厉声喝到：“把这几个胆敢诬蔑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跳梁小丑绑起来！”造反派们一哄而上，立即就把所有的纠察队员给扭起来。纠察队里就有现成的绳子，几个工人模样的人认真的绑着。被绑的纠察队员辩解蜇着：“误会！误会！我们也相信柳所长的话，这是马克思语录，可我们不是正在请懂俄语的人来辨认呢吗？”“老实交待！是谁说这是修正主义特务情报的！”“是邵大头……”。“马上把他们抓捕归案。”“已经去了。”我们小伙伴早就冲进里边的套间暗房，有人开了灯，我们赶紧把柳所长扶出来。看到柳所长的脸煞白煞白，嘴唇布满了深紫色的裂口和翘起的干皮，小伙伴们一起拥过去，打那几个被绑的结结实实的纠察队员。“孩子们，不要打人！”柳所长的声音很微弱，我们全都停下了手。有人吩咐，立即把柳所长送医院看病。柳所长说“谢谢，我不要紧，给我点水，我睡一觉就好了。”有个工人使劲的扇了纠察队头目几个耳光：“几天了？”“不到三天，那都是邵大头他们审的。”

原来那张贺年片是苏联专家临走时送给柳所长的，上边的俄语写的是马克思写给朋友的信。那个戴眼镜的大学生清了清嗓子，整了整衣服，深情而又庄严的用俄语朗诵起来。“……”刚朗诵完，另一个紧跟着用汉语朗诵了一遍：

“友谊，

不是河堤上的漫步。

也不是舞场上的回旋。

更不是粉红色的贺年片。

而是朋友走后，

真诚的怀念。”

……

出乎意料的是，竞是张阿姨带领邵司令的“战恶风”造反组织抄了柳所长家，从柳所长的家里翻出了这张贺年卡。

来解救柳所长的人里，有两派的造反组织头目。最后，认定是一场误会，被精神病人欺骗了。邵司令向柳所长赔礼道歉。张阿姨又被送回了精神病院。可是没几天，她又出现在大街上，继续向围观的人讲演。

也就在第二天，柳所长她爱人的部队也派来人了。当天就把柳所长接走了，并调到了她爱人部队的所在地――大连。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柳所长。

自从我和选民逃跑，又回到保育院以后，我已对保育院没有了留恋。半个月后，大班的小伙伴们报考小学。柳所长带着大班的孩子报完名回来时，我们大中班的几个小伙伴缠住柳所长，闹着也要去报名上学。柳所长就又带着我们去学校试一试。考我们的是赵老师，高高的个子，齐耳的短发，很和蔼。轮到考我时，她弯下腰，笑着问我：“你喜欢上学吗？”我点点头。“几岁了？”“五岁多半”。“多半是多少？”“比半岁大。“能数到一百吗？”“能！”“数数看。”我一气数过一百以后还继续数，数到一百五十多时，赵老师笑着摸着我的头说：“好了好了，可以了。可是你年龄太小还不到六岁，我们只收满七周岁的。”听口气好像不要我，我心里非常着急。“我还会做代数题，还会朗诵诗歌，会跳舞……”“你会做代数题？”“他能做三位数的代数加减法呢。”柳所长笑着说。“哦，你还会朗诵诗歌？现在能朗诵一首吗”“行。”我当时不知怎么想的，一下就想到了柳所长朗诵的那首普希金的诗。毫不犹豫的大声朗诵起来：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着急，

抑郁的日子需要镇静，

相信吧，

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

心――永远憧憬着未来，

但现在却常是阴沉，

一切都将过去，

一切都是瞬息，

而那过去了的，

将会变成深切的怀恋。”

“是谁教你的？”赵老师惊讶的问我。我抬头看看柳所长，她同样惊诧看着我，一颗颗晶莹的泪珠从她的眼睛里流了出来。赵老师一下把我抱到了她跟前。“好好，小机灵鬼，我收下你了。”我当时以为柳所长是伤心得哭了，怀疑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所以，听到赵老师说收下我时，我心里也还是很难受。这是我在保育院朗诵的最后一首诗歌。可能，正是因为这首诗歌，让我提前结速了我的保育院生活。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常常怀念柳所长，尤其是当我心情抑郁时，我就会想起她，就会朗诵那首普希金的诗。

一九六零年八月十六号。我结束了我的保育院生活。走向了更为坎坷漫长，前途未卜的求学之路。

本文已被编辑[薄云残雪]于2006-6-7　5:16:18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