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看了几个语文选本，在小说里都出现了沈从文的《边城》。闲来无事，便再一次翻动节选的文字。我记得自己以前写了沈从文与《边城》的零碎文字，但时间久了，现在去文集中寻找，也是一件困难的事。在我的藏书中，沈从文的书有两本，一本是小说《边城》，另一本则是散文集《湘行散记》。

许多的选本，对沈从文的介绍，都少不了这两个称号。“我国著名的现代作家，历史学家。”以前，对沈从文的人生不怎么了解，然后突然在一本杂志里看到有关他的一段历史，才恍然大悟，这个在解放前就写了几百万字小说的人，怎么突然之间在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专门从事文物研究，然后有了一本他的学术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可惜，我没有看到，也不可能去看如此深奥的东西。

文中介绍，1949年的3月，沈从文两度自杀，并且在随后的一段时间住进了精神病院疗养。而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48年3月郭沫若发表《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

看过许多沈从文的文章，我丝毫没有看出郭沫若说的那样：“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在那个以红色作为评价标准的年代，很显然，沈从文精神上的折磨是巨大的，而死亡，似乎成了可以解脱的唯一道路。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出任全国文联主[xi]，沈从文作为“落后”、“毒草”的作家，其艰难的日子完全可以想象。

因而，我看到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从此死掉了，那是心的提前死去，他再也没有勇气拿起笔写小说。面对新社会和日益高涨的革命热情，这个不懂政治的人，终于“躲”到历史博物馆，去鉴定、收藏文物，在一次座谈会上对人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写小说。”

“文以载道”的年代，带给文学太多的困惑，这当中，不仅仅是沈从文，很多在解放前的作家，从此“改行”，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哀。而那些红色年代写下的一味歌颂和赞扬，甚至夸大其辞的文章，如今随着时间的流逝，褪去了它们身上的光芒，留给人的仅仅是词语的组合。我想，我们自我觉醒的文字，不应该过多的打上政治的烙印，那些摇旗呐喊，把“文学使命”扛在肩上的，文字虚伪，人也活得太累。

（二）

一个要好的朋友，向我推荐老鬼的《母亲杨沫》。他说，这是他许多年来看到的好文章。我不信，然后也翻来开，完毕，不得不佩服他的眼力。

这是一篇描写真实母亲的文字，正是这一点，让老鬼这篇文字很成功。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回忆母亲的文字，都在有意无意掩盖了母亲身上的缺点，恨不得把母亲塑造成如何的伟大。我一直以为，作为一个人总是有许多缺点的，母亲也不例外。比如，我的母亲，有时候认准一个理，不管对错，固执地往前走，任你几匹马也拉不回来，除非你有100%的理由说服她。

有人说，这是一个全方位堕落的时代，比如现在的散文变了味道。我记得一次，在网络上聊起一个编辑，大感惊讶。在这之前，我曾经在她的散文里看到她的真实年龄，不料，另一个更熟悉她的人说，人家还是一个学生。他说，你怎么这么老实？

我突然傻了。在我看来，散文是内心流淌的一条河流，不应该受到脏东西的污染，否则就失去了清澈，失去了光泽，失去了散文的味道。然而，许多时候，散文的确已经变味了，特别在一段时间做散文编辑的时候，那些无病呻吟看似真实的文字，已经不能打动我的心。所以，在网络上，我很少看散文，也很少有散文能真正打融化我这厚厚的冰块。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遗憾，散文的遗憾，还是那些写文字的人的遗憾？

（三）

在我的记忆中，史铁生一直是一个寂寞的孤独行者。近来，看了他的一篇文章《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就想起了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连续几天在网上阅读他的《病隙碎笔》。现在回想，仍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我一向痛恨在网络上长时间在看文章，而唯一的理由，大概就是文字的魅力吧。

语言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零零碎碎几千字，放在词典中，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但通过人的组合，就像一盏灯发出光芒，照亮人前进的方向。一个朋友说，好的文字像鱼，它不仅不会发臭，而且还会钻进我们的内心深处。而使文字要像活鱼一样，在我看来，不一定要靠华丽的语言，就像人的衣裳，穿着合适比那些名牌更好。它更需要的是，把根须深深地植入大地，充分汲取各种养料，这样长出来的树才能枝繁叶茂，充满生机，吸引人并供人乘凉。

然而，说与做真有点差距。说是一回事，做也是一回事。同样是说，面对同一件事，人家可以说得幽默而入木三分，弄得大家哄堂大笑。所以，语言这东西，是没有办法的事，得慢慢来，急不得，不可能一下子吃个大胖子。

（四）

不记得是哪天的报纸，在《海峡都市报》看到一则新闻，说贾平凹和李宇春在世界杯期间开专栏。我大跌眼镜，李宇春也来趟这水？当然，我没有看过她的文章，不敢下结论说她的水平如何，但我知道贾平凹是完全有这个资格的，这倒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作家。以前，看过他在2002年世界杯写的文章，完全不像一个外行，倒像一位超级球星，在绿茵场上闲庭散步，激扬文字，指点江山。

还是文章，贾平凹的《酒》，让我想起父亲。前些日子，母亲在电话里说，儿子，九月是你父亲的一周年祭日，要不要回来？听母亲的口气，那是希望我回去。我的电话里模糊地回答，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轻易的承诺，可能会造成更多的尴尬，人也活得很累。

父亲是喜欢酒的，而且经常就是一塌糊涂。小时候，酒是家里的一根导火线。许多父亲与母亲的吵架，几乎都有酒的烙印。在农村，一个男人就是一片天，男人倒下去了，意味着整个家庭就跨了。所以，当我回忆童年时，不得不佩服我的母亲，她是如何一步一步走过来，把三个孩子带大，在姐姐生病的那段日子，如何挺过来的？

在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酒喝多了住进了医院。我依然记得那一次，父亲口吐白沫，在床上翻滚，母亲像热锅上的蚂蚁，哥哥、姐姐和我都缩在角落。幸好叔叔回来及时，送进了医院。那一场病，家里欠了一大笔钱，父亲的身体就越来越弱。最后在酒上摔倒，从此再也不能和我碰杯喝酒了。

我现在不抽烟，酒也基本上不沾，这可能与父亲有很大的关系。只有到了逢年过节，母亲才允许我喝酒。以前，父亲也经常拿我开涮。

“长大以后，一定又是一个酒鬼！”

我不承认，倒是我的哥哥，以前滴酒不沾，后来不知道怎么喝上了酒，酒量不小，春节时把我吓傻了。这除了遗传，似乎还与生活有关，就像年轻时的父亲对我的爷爷说“酒鬼”。最近一段时间，哥哥常打电话给我，说些工作上的烦恼，为结婚的事奔波，还征求我的意见。我只能说些理论上的，事实上，没有走进婚姻，就像站在围城外，指点江山，进去后就成了瞎子。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