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胡适,绝大多数人的印象就是好像李大钊写过一篇《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骂过他。这在“无声的中国”来说实在是一种悲哀。事实上,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胡适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缺少了胡适,历史将会少很多生趣。但胡适本身又是复杂而充满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他在文学革命、白话文的倡导、中国古典小说考证及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另一方面,他又极端抵制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依附于国民党政府。而易竹贤先生的《胡适传》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第一本较全面介绍胡适生平的传记,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80年代的“阶级分析法”,但从总体上来说对胡适的介绍还算客观和公平,既肯定了胡适学术上的贡献,又批判了其政治上的“妥协性”和“保守性”。虽少了李敖《胡适评传》几分戏谑的笔调,但多了几分沉稳和刚健。
一、首举义旗的急先锋
“五四”是一个“乱世出英雄”的时代,几番大浪淘沙,淘出了一批“真英雄”,而胡适正是这一批“真英雄”中的一个。尽管“五四”时代胡适刚刚处于青年时期,但这一时期却是他一生中“革命最坚决,斗志最昂扬,思想最激进”的“黄金时代”。“五四”成全了胡适,胡适彰显了“五四”。
留美回国的胡适和陈独秀一起主持《新青年》,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人物,胡适提倡的“活的文学”和“真的文学”可以说是文学革命的主力军。他亲身实践,写出了我国新文学初期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他掀起了“整理国故”的运动高[chao]。他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开创了一个哲学新时代……“首举义旗的急先锋”这个词用在五四时期的胡适身上一点也不过分。
但悲哀的是,在今天,胡适学术上的成就却因为政治原因所掩埋而长久不见天日。文革中的“批胡风”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胡适却依然被当作一个反动文人来看待。我们大谈现代诗,却不知道我国第一本白话新诗集是由胡适写出来的。我们研究《红楼梦》,却不知道胡适才是“新红学”的开山掌门。那些靠骂胡适为生的学者们可曾想过:就连你们用来骂胡适的白话文也是胡适先生冒着炮火挣来的啊!
易竹贤先生经过缜密的研究,重新将这些被人们遗忘的片段还原给读者。正如他所说:“我国的新文学便正是在胡适所倡导的活的文学和真的文学以及周作人所倡人的文学这三个口号为代表的新思潮新观点指导和影响下,孕育,发生,发展,壮大,从而开创了一个文学现代化的新时代。”如果我们还单纯把胡适当作一个“反动文人”来看待,那就太对不起九泉之下的胡适,有对不起辛辛苦苦搜集这些资料的易竹贤先生了。
李敖在《播种者胡适》一文中称胡适为“中国新文化和现代新文化的播种者”。“播种者”这个词形容胡适很是贴切。但遗憾的是,播种者的命运往往太过于悲惨。因为后人一边吃着播种者种出来的粮食,却一边大骂当时的播种人。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易竹贤先生也和大多数学者一样,把胡适归为“民族虚无主义者”,称其“在美国的文明面前,显出了极度的民族自卑感。”严格说来,胡适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他嘲笑“国渣”却也并没有否定“国粹”,他提倡全盘西化,却也并没有忘记“根本”。他可以说是除鲁迅外对中华民族的国民性看得最为透彻的人。因此,他只能是和鲁迅一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胡适对民族文化的嘲骂自然触动了某些“稍具民族自尊心的中华子孙”的“伤疤”。国人的劣根性在此暴露的一览无余,他们从来就不会在自己身上找问题。照他们看来,写《丑陋的中国人》的柏杨先生岂不是第一号“卖国贼”?
二、既开风气又为师
胡适自己说过他是“既开风气不为师”,但实际上他却是“既开风气又为师”——开新文化之风气,为新青年之良师。我们可以对忽视的思想抱以怀疑,但却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良师。余杰说过:“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有两个组伟大的老师,一个是蔡元培,另一个就是胡适。”这一点我深表赞同。
胡适一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罗尔纲、吴晗、吴健熊、罗家伦、傅斯年、顾颉刚、冯友兰……随便拉出一个都可以在各自的领域独当一面,而他们无不对胡适的教导怀以敬佩之情。这是为什么呢?
胡适的学生罗尔纲曾在胡适家中当家庭教师,为避免他产生自卑心理,每次胡适家来客时,胡适总不忘把罗尔纲介绍给客人并夸奖一番。日后,每当罗尔纲回忆起在胡适家中的“帮工”生涯,总是感慨万分:“适之师爱护一个青年人的自尊心,不让他发生变态的心理,竟体贴到了这个地步,叫我一想起就感激到流起热泪来。”与对学生的生活关心相比,胡适对学生的学问却相当严厉。罗尔纲在《中央日报》发表一篇不负责任的文章,胡适见竟也狠狠地批评一番,劝其“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日后,罗尔纲成为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专家,与胡适的严格教导是分不开的。
由此可见,胡适作为一个大师,能赢得学生的尊敬,不仅仅是学识上的渊博,更重要的是人格上的魅力。能对学生产生人格上的感召,这是胡适和蔡元培同为大师的优点。而这恰恰是时下老师们所缺乏的。他们之所以不能成为大师,是因为他们仅仅把老师当作“传道,授业,解惑”的工具而矣,而更重要的“人格上的感召,感情上的沟通,精神和的传承”这些师生间沟通的桥梁却没有构建起来。所以,现在社会上出现师生间的理解和沟通危机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哪怕学得胡适的百分之一,情况也不至于如此糟糕了。我们呼唤胡适这样的大师时代的来临。
胡适曾历任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的校长。遗憾的是,北大的学生只知道蔡元培,却不知胡适也曾是他们的老校长。前不久,李敖先生出资为胡适在北大校园建半身铜象,胡适若泉下有知,应该感到欣慰了。
不和谐的一点音调是:易竹贤先生对胡适要求学生“埋头读书,不问政治”进行了批判。这对胡适来说可是天大的冤枉。事实上,胡适一直在“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他所主张的“教育独立”观念和蔡元培一样都是超乎功利色彩的,这也为大多数人所不理解。然而,这个平衡点太难把握了,在当时那个阶级斗争和党派利益至上的年代,要求教育独立无异于痴人说梦。
三、过河卒子的沉沦
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在他身体上又体现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某些“缺陷”。当这种有“缺陷”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结合时,悲剧就产生了。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和政治结合无非有三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知识分子与权力合为一体,甘愿成为政治的代言人,如周作人;第二条道路是知识分子与权力互相排斥,游离于政治之外,如鲁迅。而胡适则属于第三条道路:知识分子处在权力的引力圈边缘,成为政治的边缘人。这种边缘人既不想成为政治的附属品,而又不能脱离它,和政治处于一种藕断丝连的尴尬境地中,而这种尴尬境地则决定了胡适一生所要走的道路
深受美国学者杜唯“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因此对主张流血和暴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本能的排斥,“好政府主义”破产后,他寄希望于国民党身上,希望能引导蒋介石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对国民党他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国民党又希望借胡适这位民主主义者装点门面,也就欣欣然了。易竹贤先生指出:“胡适对蒋氏的用心,对蒋氏的幻想,无可奈何的近乎虔诚,锲而不舍。效果怎样呢?大家都明白;然而,他所贡献的民主宪政的药方,对于粉饰蒋介石政权,却是很有用处的啊!”难道聪明的胡适就不明白这一点吗?他别无选择,只要有一点希望,他引导中国走向自由之路的梦想,哪怕不可能,他也会去试一试,搏一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也是胡适悲剧的根源。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对他影响太深了,以至于“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的誓言在这个梦想面前不堪一击。
易竹贤先生认为鲁迅和胡适代表着两种思想文化和两类不同的知识分子。是的,胡适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去实现他的梦想,他失败了,可我们能因此而否定他所付出的努力吗?条条大路通罗马,最先到达罗马的人总是指着其他人说:“你们选择的道路都是错误的。”这便是指着的真谛。
胡适去世后,蒋介石亲书挽联,曰:“适之先生先古,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一评价简直切中肯綮,可以说是所有评价胡适的言论中最为精练准确的,而作出这一评价的恰恰是胡适“扶不起的阿斗——蒋介石。”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胡适若泉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易竹贤先生也认同这一评价,并指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胡适是一个不新不旧、半新半旧的代表人物,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合体的学者。”
不新不旧,半新半旧,处于新旧时代夹缝中的胡适恰恰是连接两个时代的梯子,尽管这把梯子可能不合我们的意愿,但我们毕竟是顺着这把梯子爬上来的。我们不能顺着梯子爬上来后就指责梯子的不是。
胡适绝对是一个“重量级”人物,在“指手画脚”之前,我们应该先掂一掂自己够不够斤两。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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