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无声无息的过去，在历史的天枰上，真实的记忆往往显得微不足道而被高高地翘起，于是，我们选择了遗忘。

对于看着日本动漫，喝着可口可乐长大的一代人来说，文革是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名词。这一代人需要太多的精力在这个物质时代的泽国中挣扎，生命中不能承受如此之重，或许，只有遗忘能给本已不堪重负的他们减轻一些负荷。

然而，有一个人的名字我们不应当忘记。他以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身份，冒着生命的危险，以一纸万余言的《献国策》公然向那场“好的很，就是好”的文化大革命发起挑战。

他的名字叫李天德。

1956年，酷爱文学的李天德考入重庆大学冶金系。他，具有那个时代青年共有的特点：纯真向上，有着崇高的理想。他在校徽背面刻上“向光明前途进军”七个字，对自己以后的人生道路充满自信，如果不出意外，他将沿着大多数人“红领巾——共青团员——共[chan*]党员”

的传统道路前进。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却隔着一条不能逾越的深渊。

1958年，李天德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既而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押往建在当年“重庆中美和作所”旧址上的劳改工厂劳改，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作为反革命被关押在屠杀无数革命烈士的监狱里，而且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曾被自己所崇敬的烈士的鲜血所染红，，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相一盆凉水浇在他的心上。然而，在劳改期间，李天德读了大量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哲学名著，思想有了很大提高。同时，也为他日后写《献国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以敏锐的眼光察觉了狂热的“大跃进”背后所隐藏的一系列无问题，写成了《反省书》。这是李天德研究马列经典之后的第一次思想结晶。明为反省，实为自辩。“铁屋困黑马，一嘶天下惊”，在书中，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总路线的提法含有极左因素。”在那个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些文字就意味着“反革命”。是李天德头脑一时发热吗？显然不是。在国人们都沉浸在“大跃进”狂热之中的时候，没有人比他更冷静了。那么，到底是什么促使李天德写下这些“大逆不道”的文字呢？我认为，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一个“儿子”对“母亲”的拳拳之爱，一个在“黑暗”的铁窗中的囚徒对“光明”的渴求，使一个本已身陷囹圄中的囚徒忘记了铁窗里的黑暗，说出了这一番“惊世之言”。统治者们是从来不会反省自己的，于是李天德又被戴上“顽固不化”、“坚持反动立场”的大帽子。

1963年，李天德刑满，留场管制就业。但经历铁窗生涯的李天德已不是当初那个“纯真向上”的少年了，此时的李天德已经成为一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余杰说过：“世间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绝对追求真理的人。”而李天德正是这样一种人。6年的狱中生活不仅没有磨灭他心中的理想，反而促使他在追求真理和理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67年，李天德以亲身经历的重庆大学“五七风云”为背景写了剧本《和平了的战争》，两年后，因“剧本事件”被判六年徒刑，罪名是“散布右派分子向党员进攻的反动言论”、“妄图反革命复辟”。1972年，刑满后，迎接李天德的又是同一命运——管制劳动。

此时，轰轰烈烈的文革已进行了七个年头。那些所谓的马列主义者们认为中国文化是各种肮脏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大本营，需要用无产阶级文化来一次彻底的“清洁”。然而，李天德却看到了在“清洁”这张温情脉脉面纱后所隐藏的邪恶面孔：思想的独裁。把游离于现实之外的“乌托邦”文化作为唯一的文化标准强加在每一个人头上，李谈德深知绝对的“思想一元”所导致的可怕后果。他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1975年，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的确立，给黑暗中的李天德带来一盏希望之灯，尽管灯光很微弱。“我虽然是一个囚徒，但我也是中国人。我要尽我的责任，为祖国呐喊几声”。于是，李天德作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去北京向中央献国策。他要像80年前的康有为一样为拯救亲爱的母亲而“公车上书”。于是，李天德躲在旅馆里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写成万余言的《献国策》。在《献国策》中，李天德对“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教育革命”、“反右派扩大化”作了彻底的否定，并大胆触及了当时的言语禁区——尖锐地指出毛主[xi]晚年的错误。

“关于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是完全不必要的，坏处大大超过好处。”

“关于三面红旗，虽然有人极力肯定，但我要否定。”

“大学生右派一律无罪释放。”

“不应当把一切功劳都算到毛主[xi]一个人头上，也不应该把罪过都栽到别人身上……反对搞宗教神权和个人迷信。把毛主[xi]吹捧上了天，简直是救世主下凡。”

很难想象，这些振聋发聩的声音是由一个没上过几天大学的乡巴佬提出来的，这让那些所谓的“马列主义者们”都自惭形秽。

在《献国策》中李天德提出了整整十二个方面的国策：

一、节制生育，控制人口。

二、缩小工农、城乡差别。

三、为农业人口提供福利。

四、教育革命问题。

五、知青下放问题。

六、医疗卫生工作问题。

七、干部问题。

八、纠正外风邪气。

九、刑法定罪、治安问题。

十、各项政治运动、方针政策的现实意义和群众基础。

十一、领袖的任期与功过问题。

十二、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探讨。

我大段的引李天德的话，因为从这些引文来看，我认为他对中国问题深有所见。总的来说，能够时代，真正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将之以“问题”来看的人太少了。这十二个方面的国策几乎涵盖了当时中国政治生活面临的所有问题。李天德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智者，他的思想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很多问题在今天都应验了：城乡贫富差距拉大、贪污腐败触目惊心、农民负担过重、法治漏洞百出……我们不得不佩服李天德：在一个不把人当人看待的年代里，还有人敢说人言，敢做人事。如果《献国策》被采纳的话，李天德也许会成为第二个康有为。可是李天德远远没有康有为那样幸运，康有为上书还有全国的举人相陪，还能遇到一个算是开明的光绪帝，而李天德却是“单刀赴会”，而且受到四人帮的层层阻挠。四人帮没有光绪帝那么开明，他们不允许有人在自己眼皮底下非议“文革”。

面对四人帮的审讯，李天德说道：“我的政治见解都已写在《献国策》里，你们的水平也太有限。再跟你们说，你们也无法理解我的意思。我相信，历史总会翻到那一页的，到时候你们就会看明白我的《献国策》了！”在当时，李天德算是研究马列最透彻最明白的人之一。可是，当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遇到不知马列为何物的“伪马列主义者时”，悲剧就产生了：普罗米修斯要给黑暗的人类世界盗取火种，可是宙斯是不允许人类世界享受光明的，于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被定在了高加索的岩石上，终日被贪婪的巨鹰啄食内脏。

坚强的普罗米修斯是不会屈服在宙斯的淫威下的，于是，李天德以“反革命罪”先是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有期徒刑。“士可杀不可辱”，绝望的李天德用玻璃割开了自己的大腿股动脉。但四人帮是不会一下就玩死自己的猎物的，他们要让猎物受尽折磨，一点一点丧失生机，慢慢死去。于是，李天德被救活了。

普罗米修斯让芸芸众生享受到光明，人类是不会忘记他的，1978年，随着四人帮的粉碎，李天德也被平反。他又开始“向光明前途进军”。这时，以近不或之年的李天德迎来了他迟到的爱情。

他收到了一位姑娘的“求爱信”，姑娘叫黄春华，在读了《献国策》和他的事迹后，对李天德产生了爱慕之情。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话题，几次见面后，他们互相喜欢上了对方，他们冲破了世俗的偏见——当时李天德41岁，黄春华17岁——于1981年这一特殊的日子喜结连理。是什么使他们顶住狂风暴雨般的流言？是信任！他们相信彼此的爱情是真诚的，他们问心无愧！彩虹总在风雨后，只有真诚的爱情才会经得起现实的考验。事实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1984年，李天德经历了人生中最后一次劫难：留有“左”的尾巴的他再次受到“清理”。这时，是妻子站在他身边，给他无私的支持。“年要是出了事，我就带上孩子进京告状！”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后来，李天德被摘掉了“左的帽子，彻底平反，妻子的支持无疑是他有力的支柱。

苦尽甘来，但在追求理想和真理的道路上，李天德永远不会停下来。他将永远处于“在路上”的现在进行时态。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一样。

李天德一生三次入狱，前后达20年。他的青春年华是在狱中度过的。李天德以他的背叛赢得了历史的垂青：《献国策》被做为革命文物收藏进中国革命博物馆。但我固执地认为：作为那个“惨无人道岁月”的见证，《献国策》却没有它自己的一个家——文革博物馆，而

被做为革命文物收入中国革命博物馆，这是我们的悲哀。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当我们谴责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缺乏“忏悔”精神时，我们从来就没有坐下来想一想：自己是这样对待本国历史问题的？别人强加给自己的创痛我们记得很清楚，但自己强加给自己的创痛我们却没有勇气去面对。试问：一个连自身都缺乏忏悔精神的人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去忏悔？

文革过去30年了，看着书市上一本本蹩脚的关于文革书籍，我就感到愤怒：为什么对中国文革历史的研究，掌握各种先天优势的国内学者常常不及欧美？一本西方学者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让我们震惊之余，不禁为自己的贫乏感到汗颜！

今天，李天德的故事离我们很遥远了，那个时代对于我们也很模糊了，但李天德这个名字我们不应当忘记。历史的真相就是由一张张模糊的照片排列而成的，对于将模糊的照片“洗成”清楚的照片的人来说，我们应当谨记——吃水不忘挖井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