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设立至今，世界上好多国家的作家都有人拿到此项桂冠。咱们的大中华呢，除了法籍华人高行健获得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外，中国本土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荣获该奖。羞乎不羞？可是中国是有很强的自我解脱本领，对文学领域里的这项空白，有足够的辩护：一是不要看高了诺贝尔文学奖，评论这项奖的时候西方观点有很大偏颇，不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照样能够创作；二是文化背景不同，诺贝尔文学奖按照西方文化品位和标准来评，一般不能理解东方独特的文化意韵；三是评论团体的旨趣爱好决定了他们欣赏的走向；四是诺贝尔文学奖就只是诺贝尔文学奖，如果仅仅以诺贝尔文学奖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创作水平的话，那么快感就仅仅只有一个部位了；五是外国人一直仇视中国，压制中国。因为如此，所以我们……

哎，真是卖白菜的吃黄菜叶，文学大国的无诺贝尔啊。

可是如果关注一下中国近代和现代文化，可以说，中国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是必然的。就象樱花拿不到世界足球冠军奖一样，也是必然的。为什么呢？我们没有必要怀疑老外的审美水平，也没有必要怀疑获奖者走后门，更没有必要怀疑评审团的眼光和品位，原因出在自己的身上，这才是最主要的。

中国没有拿到诺贝尔文学奖，不仅不是反常，发是纯粹属于正常。

巴尔扎克、卡夫卡、加缪、海明威、福克纳、罗伯·格里耶、马尔克斯……那种气势如虹、博大的人道主义和悲悯的情怀、宽广的社会见识、丰富的想象力、绝妙的构思、惊人的表现能力和广播的知识，再加上纯粹的人文力量，他们的作品不获奖就是不正常了。看看他们的作品再来关注我们的，就象到一个皮鞋工厂参观后，再回来看到我们的作家还在用手工制作皮鞋一样，觉得手工的更牢实似的。

不说了，再说就象我爱外国似的。我跟中国有仇似的。

喜欢阅读的人，读中国民族气味很浓的作品，或者民间风味强的文字，很有愉悦的感觉。这也可能是为老外所不能领悟的。可是，总体上来讲，几千年的封建官本位思想和专制的种种镇压，早就把属于文化的纯粹给强j*和奴化了，中国，说真实点，直接从奴隶社会进入不土不洋的现代化社会，你能指望马上出现人道精神？人文精神？法的精神？主流社会的价值就是批评和规范，这没错,可是严厉大于教化，残酷大于慈悲，能有“人”的精神出现在字里行间？就连余华都去写《兄弟》这样的书。马原被誉为中国的博尔赫斯，阎连科的《受活》被认为是中国的《百年孤独》……成就这种局面我们还有什么指望？我们忘记了小说的预言性、表现性、象征性以及精神性，忘记了小说并不是一味地去写实等等这些观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远不能微妙的表现现代人无从定格和奇妙的心理,无从完整的破译现代精神,现代主义的出现是最好的·相反，二十世纪的外国大师譬如美国的唐纳德·巴塞尔姆、雷蒙德·卡佛、艾萨克·辛格，法国的加缪、萨特，以及英国“移民三

雄”，拉丁美洲的胡安·鲁尔佛，德国的君特·格拉斯。等等等等。就连日本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岛国都出现二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是否对文学做一番思考呢？

好了，口水话说的也多了，那么我就直奔主题，说说为什么我们没有人拿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原因。

由于社会形态和政治上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大前提大伙都明白，我就不在这里浪费口水了。我想说说我们的文人，和那些阳刚的老外作家有什么不同。

一、文人的逃遁意识

远不说天边，近就说说烟雨，很多文字里都可以看出作者的或隐或现的逃遁和隐逸意识，包括我，当个隐者也是我的基本态度，为什么呢？国情的特点决定了我们的选择大势，这不关正直与否，蚂蚁撼大树，找死啊，能够“衣食有常岂远谋”，过高要求，的确奢侈，精忠报国的早就惨不忍睹，你还精神个屁呀。可是人和机器的不同就在于精神，精神痛苦，人生必也痛苦，我们营造的精神家园，如果就象是营建一个茅坑，那样的环境，舒服吗？可以熏陶出帅的面貌吗？不能！

同样是经典文献，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性强、气韵雄厚浑烈的文字充满阳刚之美，而老子等诸子百家的文字充满了阴谋和斗争，那种辩论里的人身攻击达到了很大的程度，充满了了阴气。马克思说的古希腊文化是发育健康而想象力丰富的儿童，那么是否我们可以说就是先天失调后天补足又不够的那种样子，就象一个阴毒、乖张、充满嫉妒的儿童，一点也不可爱。

这么说，我象很不爱国，也好象很偏颇，但是，我始终固执的认为，缺乏明确的宗教的信仰、抚爱、慈悲、人道、公理系统，政治又是野蛮的酋长制的延续的社会，人和低等动物也差不多，你还盼望灵魂在自由的王国里飞来飞去吗？

中国文化核心是逃遁的。“难得糊涂”是从古至今的文人的灵感来源。以“无为”精神滋养着的专制社会，正好又用这些“出污泥而不染”的“文化荷花”遮着污泥之丑恶。可以说，装疯卖傻从唐宋八大家直至今天，活在专制社会的那些老的小的作家群体，除了接着装糊涂，毫无新的思想发现以外，很少有更好的选择。命哲保身的最高境界就是三装：装蒜、装屁、装孙子，非装不足以逃脱欺凌和围追堵截。苏东坡怎么样了呢？屈原怎么样了呢？官方公布出来的模范作家，有几人是货真价实的不侮辱大师两字的人？这是个难以产生真正思想和思想家的民族。

和外国许多大师比，中国作家区别于他们的也并非是创作技术，而在于心境和由此体现出来的想象、趣味和意旨。因此也就会直接体现在艺术的味道上。

像巴金、郭沫若或汪曾祺的懦弱，鲁迅、顾准的真诚，或者同样生活在铁幕社会的高尔基、帕斯杰尔那克和哈维尔的拯救，周作人、林语堂或沈从文的逍遥，便都一目了然，他们在创作中都躲藏了自己的心态，坦率这一重要的品质只会是笑料。

“安贫乐道”和“孤芳自赏”也是中国文人的境界之一。庄子的齐物我，好象也只是一种梦想。竹林七贤及苏轼的以物抒情、天人合一的情操，一直是中国人格甚至性格的内核。文人们踏足泥土，美化着虫鸟，给树和山顶的石头命名题字，山林和田园，因他们的情怀而更美。世界上的古文明古国都先后灭绝，仅仅只有中国的独自延续，这跟中国人超过极限的忍耐是有关的，所以对于老庄的处世态度，从精神的角度我批判，从现实的角度我就不敢乱评论了。

中国人的合于自然，或许可能是终极真理和最美好的生活态度，这一主题也营造出非常优美的境界，这种重神的艺术境界之精神纯粹化，的确和注重写实的西方文字，重表现的现代主义文学有相等的奇妙，不能从孰优孰劣加以划分。不同的是社会环境。

和西方相比，中国现实社会却是专制的，中国人还把专制养活到二十一世纪来了。文人虽不趋炎附会，但养成的精神也是所谓“处惊不变”，“处变不惊”或者“知足者常乐”之类的伦理。这种以柔克刚的阴柔思想，早在主张变法的王安石、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心态里都存在着，张居正、曾国藩的修养里存在着。这也是中国文人一种精神归宿。到了百姓的生活准则里，就成了“胳膊拧不过大腿”“孝不如顺”或“枪打出头鸟”了。这是专制导致的必然结果。

在道家，常用人的牙齿先掉，舌头却还存在，来印证和顿悟人生的境界：逆来顺受，以柔克刚。这其实也成了儒家的普及版，并在南京大屠杀时又一次集体发挥了出来，三十万人都是带着这颗中国文化的魂，被日本兵一堆一堆地弄死。在这样苦难沉重的中国心态里，添加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而不行的佐料是必须的了。

家天下的模式，不仅使人需要的是顺民，而且造出来的群众基础，也一样的是缺乏本色的。民主推行不下，一部分原因是专制者的非人，大部分原因却是民众对专制的不自觉的维护，民众接受民主比否认专制要困难一百倍，这就是我们的群众基础啊，拜哉悲哉，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健身文明呢！

禅道玄虚了一番后，那精神境界和崇尚真实生活的老外，相差何远！我不相信有脱离现实基础的高尚者。这使人想到庙里的和尚，靠庙外的凡人养着，以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这境界也是低俗的。与世无争其实只是一件外衣，就象淳朴的农民，一旦修上一条柏油马路，谁还敢说路边的农民善良？挖条沟收过路钱还是为了图财，抬着死人挡车要安葬费，恐怕只有忠厚的中国农民干得出来。有的农村人把城市当成了虎口，也正如城市人把农村看成狼窝，是一样的心态。

把人生、狗生、草生的命运混为一谈，从而躲避现实，不仅是庄子的逍遥，也是东方，包括印度文化的一个核心。今天，随便在印度的街道碰上个瑜迦乞丐，都可以讲出一套和庄子一样的思想境界，而街上确实还走着牛、象等畜牲，是人畜共存的现实；耗子们干脆在朝拜者的肩上、口袋里吃着拉着。这种回归自然的人生，也算天伦之乐？失去个人自尊，而仅仅找到民族尊严的社会只会变成个垃圾站。好在中国人身上还保留了勤劳的本质，他们倒能毁掉人和自然的供求关系。不完善的社会必然要毁掉完善的自然环境，同时也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力。中国农村的穷困丑陋因此也成了悲惨的代名词。历史上的悲剧惨案，从广西的人吃人到道县的大屠杀，都在农村连续发生了。

中国散文以德修性，但这种“大悲悯”在封建专制里，无疑是救了皇帝害了民众。以泯灭个人自由为代价的任何修心养性，都是小乘之道。像鲁迅和顾准这样有风骨的知识力量，虽如丢进了水里的火，却毕竟闪出了一点人的光彩，也是对知识的尊敬和承诺。

在苏联作家的人文精神里，面对暴行，沉默就是犯罪，可在中国作家的人文精神里，沉默就是高尚，甚至还是一种个性。像汪曾祺、沈从文，不落井下石，已经就是“士大夫”了。这个民族的智慧都用到“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求生本能里了。

在一个“统一思想”“统一步调”“一个声音”的社会里，高度的强制，不“麻木”，你还期求心灵丰富和想象力超越，无异于痴人说梦。个人价值的获得，在于彼此真诚的交流，而真诚也沦为一个人的致命弱点，伸张正义小、见义勇为也成为十大白痴行为里的两种，你还有什么话说呢？那种“老顽童”式的文字，撒娇的文字和专制造出来的“空心人”文字，怎么能够营造一个美丽的精神天空。

缺乏心灵的境界，而渲染生存智慧，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包括我也一直在写修身养性的文章。可是生活教育人，修养不和社会实践，不和正直的人生进去联系在一起，不和一点文化良心联系着，就只是自慰。这种心和智的不平衡，不能不解释为中国文人的内省是脱离现实的，缺乏实践来中和和平衡的，象我以前一直很喜欢的安妮宝贝，到她的《莲花》，我已经不能接受她一直追求的那种逃遁和极端个人的生活方式了，我觉得她依然和传统的作家一样，走进了个人的内心，画地为牢。不会以心灵建立人与人的亲近关系，只要自己“出污泥而不染”就行了。托尔斯泰，文字对他而言是生命，他虽然是个庄主，却始终勤恳的躬行在低层生活中，写着向上的朝气的文字，不能说他是虚伪的，而像余秋雨那样住着高级酒店写“文化苦旅”，到欧洲旅游一圈就可以陶冶出情操来，他那种快餐散文式的“心灵的荷花”，对于急功近利的阅读者，感受了一番深刻的高尚后，还有多少真的气息陶冶情操？

中国正处在一个新兴的商品主义初级阶段，。二百年前的西方，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曾出现了大量的作家和心灵撼人的思想家，奋起与资本这只怪兽抗衡。然而，中国作家群体面对资本怪胎，不仅不对抗，反而怀旧社会主义平均主义去了，“不患贫而患不均”。在社会主义呢。谁的文章都无法超过毛主[xi]语录，还诺贝尔文学奖呢！

看余秋雨的《行者无疆》，会被一股迂腐和装腔作势熏倒。巴金的散文，巧妙而不敢大声说话，又要巧妙地撑硬，这一点汪曾祺、邓友梅、王蒙都属同类。特别是郭沫若，临死了还作秀，把骨灰撒在大寨梯田上。人格缺席的老少一代，包括王朔的痞，池莉方方的笨，余华莫言的滑头。相比起来，海子、王小波和余杰是“牙齿作家”，钙质要多些。当代作品中有思想个性或者透露了生活的面目的的作品很少见到。

中国的社会政治正由共产往商品交易转化，也由杀富济贫往杀贫济富恶化。在这个和平演变的时期，正应该由作家们批判和建立一个对称的人文的社会空间，而不是返回清代、明代甚至古代。今天，散文作品不仅不趁着经济的宽容政策，去催化一个文化领地，却都退回到破胡同破房子，去怀念高梁面、煤球和肉票，怀念插队、临时工和毛主[xi]像章去了。以心灵为载体的散文，在中国只剩下了以消解苦难、为拈花微笑的阴文，也成了陶醉在花草丛里的一些兔子。直到今天，中国都没出一个如卢梭那样勇于剖析心灵的作家。

作家群体，到穷乡僻壤去失落，是骗自己的。如同把头埋在晒里的鸵鸟，做着掩耳盗铃的勾当。中国作家们的身体都在城市里，心灵却逃到了农村。这才是真正的人格分裂和造假。精神之美、文明之美，难道都会掩埋在过渡时代混乱而日益恶化的专制里？

二、是中国文人的心情

因为第一条讲的各种因素，可以想见中国文人的精神状态，神聚于中而形于外“，精神状态决定了气质，所以……

说真的，沉浸与我我我的文字，不关心社会，或者对社会逃避，没有知识良心和道义（尽管你的力量微不足道），都只是小乘之道，虽然无论如何成不了佛，也不想作佛，可是良好的态度却会成为我们的精神只源。

俗话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重整残局待后生”，烟雨里的作者门，为我们没有诺贝尔文学奖争一口气，拿起你的笔来，就象上个世纪的抗战。努力地写作，争取把诺贝尔文学奖拿下，到时候，我请你们吃烧烤吧。

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