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革命酿浩劫

兄弟相煎结冤仇

上一回我听了牛二爹他们提到‘文化大革命’运动，我这个‘文革后’时代长大的，对于‘文革’的状况一无所知，是一张白纸。

昨天，牛二爹他们讲故事时，心情十分沉重，完全没有往日的欢笑。我隐约感到他们在那个年代一定有十分不幸的经历，我今天从‘听故事’的角度出发，还想再作一点深层次的了解。

于是，我对牛二爹说：”您老人家在‘文革’中也有过什么不好的遭遇吗？”

“一言难尽！过去二十多年的事，黑暗的东西不说了。”　牛二爹说。

“周总理常引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教导别人，历史是不应忘记的。”我解释。

“不说倒罢，一说就想到那些刻骨铭心的事。”　

“我对历史太缺乏了，您说一下，对我也是教育呀！”

“对那个时候的事，党中央已有结论，整体上说叫‘十年浩劫’。这就说明了它的严重程度。这个就不须我多说了。我只讲我经历的几件事。”

牛二爹讲了他逃亡、挨斗、反戈一击三件事——　

1967年6月间，全国的形势十分严峻，两派群众组织武斗成风，都争自己是‘捍卫毛主[xi]革命路线’，是革命的‘左派’。（但一方自称‘造反派’，是‘革命’的；对立一方则被讥讽为‘保守派’，即是‘不革命’的。）这个全国各地的争斗，和国际上的争斗一样：当政治斗争解决不了时，就用军事斗争解决。不过，‘文革’的争斗，一直称为‘武斗’，不是‘内战’——虽动了刀枪，甚至坦克！

两派斗争的焦点，集中在领导干部身上。‘造’与‘保　’，界线是分明的。

我当时也是一个‘当权派’。不受‘造反派’喜欢，随时都可以传唤到会场听候批判。

某夜，睡梦中被‘保守派’的人叫醒，要我赶快离开，车票都替我买好了。按当时的话说，这是‘保守派’保护自己的干部。那个时候，已是无政府状态，单位的事由占上风的群众组织进行管理，领导干部也得听他们的调遣。我也只得听从，离开机关到很远的一个基层单位去了。这虽不是‘逼宫’，但出走丢权是肯定的。相反，我认为这是他们关心我的举动，是有感情的体现。

这就是我在混乱的年代的一次逃亡。

到了7月间，形势更为紧张，发展到百万人持械上街游行，军人车队也在其中出现。一场更严重的政治斗争风暴发生了。当时占有中央领导权的林彪、江青登上天安门发布号令，宣布这一派群众组织是‘暴乱’。因此，我也就成为轮番批的对象　。

除了罚站、‘坐飞机’（这是对被批斗的人低头弯腰九十度，手往后摆直的体罚名词）、挂牌游街外，严重的就拳打、脚踢、枪捅。8月的某天，我被拉到批斗会前台，枪托从我后背捅来，我就这么跪在‘造反派’面前。

斗争会结束后，我回到‘牛棚　’（当时为关押地的名词），脱下汗衫，才看到被血染红了半边。我自觉‘革命’难道就是这么的结局，这‘革命’还有什么奔头呢？自己受此凌辱，就作出死了的打算。

自己没死的生机发生在当天夜幕降临之后，有一个职工冒险送来一碗肉汤、一瓶止血药！天啦，这么严重的形势下，还有人关心我，我不能死！------　

后来,　又不知遭受多少次的批斗，神经已麻木了。且由于领袖巡视大江南北，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表示不准武斗，对犯了‘错误’的人要允许他改正错误。这样，严重武斗才有了收敛。接下来，对我的惩罚就以烧水、搬运等劳动所代替。

这种囚徒、劳改犯的生活，我过了近一年的时间。

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爱造反派之所爱，恨造反派之所恨’是一种‘革命’性的标志。这虽不是党政领导人的论点，但当时‘造反派’掌权，这的确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由于‘造反派’掌权是在那几个在中央占了领导地位的人所认可的，我没眼力认清他们才是真正的‘反革命’。　

因此，在‘受蒙敝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口号鼓动下，我当然也‘反戈一击’了。我把送我逃走的同志一起烧毁材料的事都‘坦白交待’了。这可以推断，这一举动，对我‘解放’有帮助，而对被‘检举人’则是雪上加霜！

‘文革’　结束之后，我‘正本清源’，自觉反省自己（此时并无任何运动压力了），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叛徒’一样，出卖了救过自己的同志，感到无地自容。然而，那个同志听了我的自责，却满不以为然，只说那是历史的误会。　

这是我在‘十年浩劫’中最难忘的三件典型事例。别的人、别的事，比我严重得多，就不必由我多费口舌了。　

牛二爹讲他自己在‘文革’的事，是辛酸的泪，是鲜红的血，是惨白的悲哀，是无耐的生活。我这个新世纪的大学生，怎么也不会想到我国‘革命’中有这么一　些曲折离奇的‘窝里斗’，好像是别的星球发生的故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