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很崇拜韩寒。崇拜这个仅比自己大了两岁的男孩子的博览群书,崇拜他敢于直面向顽固而巨大的应试教育势力宣战。那时我觉得自己的阅读量已经很大,也感觉自己的文章做得很入骨,但见了韩寒的文集后,我猛地暗自大为惭愧,有种“夜郎自大”的况味。那时我也早对应试教育的腐化愤恨已久,却始终不敢把它摊在桌面上来正大光明地批判,但他韩寒敢,一个十七八岁的毛头小子竟有这般勇气!不管他到头来是胜是败,这种勇气都是值得肯定的,一般人是绝难做到的。几前年来,中国人普遍缺乏的正是这种大声说不的精神。
读他写的东西,我时刻瞥见一个文学大师的雏影在不断飞舞。现在的韩寒就有如此惊人之笔,若干年以后呢?一定能够独秀文坛,说不定能替中国人争口大气,获个诺贝尔文学奖呢!我常常在读罢有此类感想。于是崇拜之情日益增值。
后来,比较不幸的一件事情发生了,我读了钱钟书的作品。
读钱钟书文集的时候,我总觉得有许多东西似曾相识,在韩寒的作品里见过,只是变换了一下形式或角度而已。如果韩寒和钱钟书的位置对调,那一定是钱钟书在借韩寒的东风,只可惜事实正好相反。于是我产生了怀疑,怀疑作家出版社是如何审稿的,怀疑那些点评韩寒文章的大家们为什么没有一个真正提及过这一点······
想了很久,终于想明白了。因为我们的时代已经发展到了“克隆时代”,假药风行,假酒畅销,人造美人能在选美大赛中脱颖而出······韩寒很成功地将克隆技术运用在了文学上,而且极有眼光,克隆了被尊为“享誉国内外文坛的大学者大作家”钱钟书的作品,并辅有骂坛泰斗级人物李敖的狂放不羁。当下文坛正缺少这样的克隆品,韩寒的作品是应时代潮流而生的。所以就凭这一点,韩寒的成功绝非偶然。
继《零下一度》,《三重门》之后,韩寒又推出了《毒》,《像少年啦飞驰》,《通稿2003》,《长安乱》。
翻开《毒》一看,只不过是生吞活剥了《零下一度》。这书的名字没起错,确实够“毒”的,把读者“毒”了个人仰马翻。东北人说话常用“犊子”一词来形容不仗义的人,那韩寒的“毒”也可以定义为这个“犊”。这样定义不为过。
记得韩寒曾说《还珠格格》里的笑料全是强塞进去的,我看他的《像少年啦飞驰》才真是强塞笑料,能让人发笑不假,但没有什么余味,这一点恐怕跟他中周星驰的毒中的太深有很大的渊源。
《通稿2003》呢?只是为了证明一下我韩寒还活着,还没扔下笔,还能写,尽管我是在凑字数。我韩寒的大名已经有了,只要凑够了字数,出本书还不是容易得很嘛,就像老农捏几捏烟丝抽袋旱烟一样。书出了之后根本不用愁着卖不出去,因为我韩寒是个大大的焦点,谁不想看看我这个大大的焦点又玩出什么新花样来了呢!
尽管如此,我依然崇拜他,但只剩下了对他敢于挑战应试教育的崇拜。
媒体又在大肆炒作了,宣传韩寒的武侠新作《长安乱》如何如何新异,如何如何值得一读。
我情不自禁地又去看他的《长安乱》,这回他似乎彻底抛弃了自己“掉书袋”的往日之风,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他写的根本不是武侠,突出不了什么“武”,更显现不出什么“侠”,充其量只是个古装搞笑剧。我看不该叫《长安乱》,最好叫《一对青年男女和一匹侏儒牲口的离奇故事》。在这部小说中,有一处让人对韩寒的人品产生惊诧:喜乐说想写一本书,把“我”,喜乐,还有那匹马小扁的故事记录下来,结果,喜乐说那本书的名字就叫《我们仨》。
《我们仨》里记录的是什么?是杨绛对他们一家三口的回忆,她,钱钟书,钱瑗。韩寒是靠着钱钟书起家的,想不到在这里他竟然强烈讽刺上了《我们仨》。也许韩寒是无意的。希望是。
只是在文坛玩儿,韩寒觉得不过瘾,太单调。他开始搞赛车了。光搞赛车还不算,又玩起了唱歌,想进军歌坛。与此同时,也没耽误了他出书。“飘来飘去”,“一座城池”又相继粉墨登场了。看来他是想把自己培养成“文车歌”三星,也可以叫做“三极人物”(也做“三急”)。其实他的胃口还是不够大,凭他的帅气长相蛮可以再进军影坛的。凭他的聪明头脑,独霸赌坛也是极有可能的······
为什么那个一开始对应试教育横眉冷对的文学男孩在渐渐蜕变“矛头”呢?是因为这个浮躁而骚乱的时代,更是因为韩寒的“野心”。他说过这个世界上没有全才,但他自己无疑正在试图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全才。希望他是一个奇迹,希望他的降世能给国人的各项事业都带来爆炸性的开创。我们为他祈祷!
就这样,我对韩寒的崇拜停留在了他十七八岁时对应试教育的叛逆上。估计这种停留会随时间的推移慢慢模糊,但不会消失,毕竟它曾鼓舞过自己。
至于现在的韩寒呢?我觉得他只是一个有钱有名且活得特潇洒骂人骂得极其自由的上海青年,不过如此而已。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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