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唐诗，吸引我的不是“诗如画”“画如诗”的意境，也不是“风雅颂”“赋比兴”的传统，而是诗人们那种无法割舍的“尚武”情结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

唐人“尚武”。唐代自开国之初似乎就显露出很浓厚的“重武”的社会风尚，有众多的唐人诗句可窥全豹：杨炯诗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王维坦承：“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前老一经。”李贺则一语道破天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云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连具有较多封建正统思想属当时“主旋律作家”的杜甫，也在诗中发出慨叹：“男儿宁斗死，壮士耻为儒。”至于李白，自述“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候;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用李厚泽的话说，完全是“一副强横乱闯甚至可以说是带点无赖气的豪迈风度”（《美的历程》）。

宋人则“尚文”。宋人的主流“价值观念”似乎是“重文轻武”。与盛唐相比，人们那种渴望建立军功的志向，已变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审美理想，变成了“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人生追求。宋真宗有一首《劝学诗》应是当时的“最高指示”一类，诗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种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九五之尊的皇帝发话了，他那“正确”的舆论一引导，白面书生则成了中国男性的一种典型形象。

如果把唐代的“尚武”和北宋的“尚文”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风尚在唐宋之际有一个重要转变，在历史的拐弯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有了大的转向。其实，我们现在所秉承的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包括被人诟病的“劣根性”大抵肇始于此吧。

唐代开国之君属“马上得天下”，南征北战的一干武将自然位高权重。更为重要的是，唐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武功”最盛的时期，成为历史上汉族政权中开疆拓土最多的朝代。唐朝政权建立并巩固之后，先后征服了东突厥、回纥、西突厥、高昌、龟兹、吐谷浑、吐蕃，势力一直达到中天竺。向东掌控流球，又征服了高丽和百济。唐代势力最强盛时，东边达到日本，北面越过大漠，西边直达昌水（底格里斯河），南边达到天竺。唐皇被已臣服的外族和周边政权称为“天可汗”。不用多想，就凭这连年的征伐和扩张，整个社会都浸润着一种高昂进取的气氛，也有着非常开放恢宏的胸怀，这就是“盛唐气象”，武将作为这种“气象”中的强势符号，必然是“最可爱的人”而受到社会推崇。所以“尚武”不难理解。

“尚文”则似乎是北宋的“基本国策”。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改用文臣充当军职，以后历代嗣君都给文臣以高官厚禄，给以重用，形成皇帝与文臣共治天下的局面。然而，若仔细分析一下北宋统治者的施政背景和动机，其实真的有难言之隐，即北宋形式上的“重文轻武”实在是由于“重武轻文”。

赵匡胤是靠“军事政变”起家的，他通过掌握后周的军事力量获取天下，因而深谙“军权”与“君权”的利害关系。在皇袍加身，建立宋王朝以后，他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避免宋王朝继五代之后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所以他通过“杯酒释兵权”等措施对“武人”进行“边缘化”处理，这种“轻武”、“抑武”，完全是“重武”、“惧武”的逻辑发展。

随着军人在统治阶层中地位的下降，文人就成了宋政权的主要依靠对象。文人知州，文人管辖军队，文人担任宰相，文人可以较自由地品评时政，总之，文人在宋代取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优越地位。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范仲淹、欧阳修……这些令我们高山仰止的大师级的文人当年都曾担任过要职，有的甚至权倾朝野。但是，如同“轻武”是因为“重武”，宋代“重文”现象的出现，最初也恰恰是因为统治者的“轻文”。“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句老百姓常挂在嘴边的谚语，想必宋太祖也心知肚明。在赵匡胤等人的政治天平上，文人实在是无足轻重，几个书生焉能掀起大浪？一群腐儒岂能毁我江山?赵匡胤就曾在一些场合说过，大意是，我现在用儒臣百余分治百藩，纵使都去贪污，其为害也不及一个武将。（《宋史纪事本末》）中国的封建士大夫在高官厚禄的引诱下，自然对政治充满热情，对皇帝感恩戴德，甘效权马。从此专心科举，学而优则仕。但军队的战斗力却是下降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北宋与大辽和西夏的连年征战总是赚不到甜头。

不可否认，赵匡胤还算是比较开明和重视文化的皇帝。在位一朝没有杀过一个真正的文人，“后世子孙有杀士大夫一人者不得入太庙受供享”。这句话让我们在千年之后依然感到温暖。所以，宋朝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朝代，诗歌、散文和各种流派的思想，蔚为精彩。他的时代大多数人都敢于说话，甚至可以在庙堂之上大声争辩，包拯甚至喷了宋仁宗一脸的唾沫星子。我们在检讨宋朝国力日衰的同时，不会忘记宋朝的政治还有相当的民主。

历史的发展往往是动机和结果相背离。当初开国之君仅仅是对“武人”一袭挥之不去的小芥蒂，仅仅是对“文人”一种言不由衷的小谋略，然而随着因统治者好恶而形成的导向作用，随着社会发展的惯性演进，随着一系列政策和制度的确立，特别是科举制的发展、完善，“重文轻武”从一种政策措施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尚文”的精神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得以强化。

今天，当我们以一种复杂的心态来讨论中华民族的“羊性”多于“狼性”时，当我们以一种嘲弄的口吻来品评封建士大夫们赏“三寸金莲”的畸态和“钻故纸堆”的迂腐时，当我们以一种快乐的心情来想像铁木真和他的子孙把欧洲各国的王公抓起来打屁股的情景时，我们只能十分阿q地诅咒那场千年之前发生在陈桥驿的兵变了。

2006年5月16日夜于容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