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爷爷的不幸逝世应证了一句古话，“七十三，鬼门关；八十四，阎王不请自然去哦！”老爷爷真的不请自去了。他虽说享年八十五岁，但他刚刚过完八十四周岁的生日。四月三日，子女为他生日举行晚宴，老爷爷的长女因为星期天（头天）曾回到老爷爷老太太身边提前祝寿，由于忙于工作，本不准备参加今年的生日晚宴了。老爷爷的长子要老二给老爷爷的长女打电话，说老爷爷可能是最后一个生日了，她必需赶来参加生日晚宴。因为老爷爷上午在医院已经查出患有胆襄、胆管结石，脸上能见到黄胆显现出来。这是一个语言很不吉利的电话，半个月后，老爷爷就走了，永远地走了，应证了这句不该出口的不吉利话。其实，老爷爷过生日去医院看病，本身就很不吉利哦。老爷爷的长女、长婿提前下班包出租从另一座城市赶了四十多公里的路回来了，及时参加了老爷爷最后一次生日晚宴。兄妹七人，祝寿祝福的话说了很多，道不尽的甜言蜜语，终究还是付于流水，到如今，只是留下了一段令下人心酸的回忆。

老爷爷一生也许曾未说过“个人奋斗”四个字，但他的一生却充分体现了个人奋斗的精神。

老爷爷七岁丧父。

他的父亲英年早逝，三十六岁家中暴病身亡，留下的仅有长江边上两间破草屋，再就是老爷爷的年轻母亲和三岁的弟弟。连收尸钱都没有的家，只能依靠已经出嫁的小姑（历史的巧合，且今非昔比，她的长孙主持了老爷爷的这次丧事）家族包揽了全部后事。

老爷爷出生时，这个家应该还是个殷实人家，否则，他的母亲，一个大家闺秀不可能嫁到何家。只是他的父亲在他生下之前，就已嗜赌成性。用“巴斗”、“升子”（量稻、米的容器）量大洋豪赌，没几年功夫，输掉了浮财、输掉了房产和田产，输掉了人性，而且已债台高筑，最终贫病交加地丢了性命。

为了谋得一线生机，一家三口，背井离乡，远去百里之外，举家投奔大姑那里去了。生活的磨难使他的母亲（死于一九七三年，享年七十六岁）变得坚强起来，知书达理的年轻母亲立志守洁守贞，要把他和他的弟弟抚养成人，重振何氏家族。大姑家虽然有田有地，但日子过得也不宽松，好在大姑父（他的孙子一行三人闻讯也赶来参加这次的悼念活动）豁达大度，大姑愿意收留已经落难的娘家孤儿寡母。老爷爷七岁时在大姑家成了放牛娃，并干起了摸鱼捉鳖的行当，母亲帮大姑家料理家务，一家三口，暂时基本已有了温饱依靠。

几年之后，他的母亲的娘舅（其长孙现为省试范中学校长，这次也赶来参加了老爷爷的悼念活动。）由于成了远近有名的私熟先生，且弟子从政者多有褒扬，舅舅被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安徽省省长卫立煌看中，招为幕僚，任职秘书。在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乱世，母亲娘家的家族显赫起来。母亲一家三口千恩万谢、感激不尽地向大姑父告辞，随前来恭接的使者回到了锦衣厚食的娘家。在此，尊重家史的顺便含泪说一句，在大姑家的岁月里，曾遇荒年的时候，他们母子三人都要过饭，老爷爷童年要饭时曾被恶狗咬伤过多处。长江边的洲场，洪水无情，十年就有五年荒！

一身正气、自命轻高、误入歧途的舅舅看透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官场的黑暗，仕途不满一年，就辞官回家了，继续从事他的教育事业。这时的弟弟已入私熟读书，他已和舅舅家的表兄弟做起了黄烟生意。他当时也是有条件读书的，但他对读书没有兴趣，而又性格倔犟，企图早日争钱自己养家糊口。这使老爷爷参加工作后，成为斗大的字都认不了一箩框的“大老粗”。

渐渐一家三口有了点积累，他的母亲觉得长期呆在娘家也不是事，于是决定回到长江边的老家。回到了阔别十年的家，江边的两间草屋早己不复存在。他们在江边水码头典了一间房子，开起了茶馆。他的弟弟因为读了四年私熟，虽然年幼，但成了开茶馆的骨干；他母亲在茶馆门前摆了一个水果摊；老爷爷成了这个残缺家庭的实质上的管家，仍然兼做黄烟生意。生意日见兴隆，何家大问事（族长）的也经常光顾小茶馆，可以得到免费茶水和黄烟招待，何氏大家族有点什么事，就来茶馆商议。由于他的弟弟能写毛笔字，又会立字据，写契约，茶馆里时常做无虚席。日本人退却之后，水码头小集镇迎来了短暂的繁荣。

当时老家江边务农的同根同族，不少家庭由于染上血吸虫病，造成了关门绝户，这就带来了遗产继承问题。何氏大问事（族长）的在处理遗产继承时，显得十分公平。对绝后家庭的田地，在家族中选有男丁的近房继承，绝不自己占有。虽然当时长江边上的何氏家族人丁己不兴旺，但家族中处理财产的和谐还是被世人称赞的。老爷爷的父亲赌钱输掉的田产，有些就这样顺理成章的失而复得了，而且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些无偿所得的田产地产，绝大部分都租给了没有田地的贫农耕种，每年能收到数以百担的租粮。因为租金不高，没有抗租的情况发生。已在家主事的老爷爷，对实交租粮有困难的农家，总是表现出无限的宽容。遇到水灾，租粮全免，还借些粮食让受灾的农户度过荒年。反正这些田地本来就不是自己的，何必那么认真。这些无意识、凭良心的举措，为后来土地改革、划定家庭成份，积德行善地铺奠了厚实基础，也为这个家庭日后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良好的开端。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