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每个时期的专读作品，《杂文选刊》是我案头的全部书籍。里面有我熟悉的很多名字，不一一点评，单说杂文，涉及一二。

杂文因短小精而适合当前的快餐式生活。因关注现实问题而获得阅读通感，也因其中见解独到深刻而每每令人击节。

似乎言杂文，必鲁迅，鲁迅的“话”成了杂文创作指南，很大程度上是误解了先生。我以为，鲁迅的风格就是“批判”；标准就是“狠”。在他的时代，先生“一篙打翻一船人”也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却不行了，打一个人都有你好看！更别说要去打一个人物了。今昔相比，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杂文更多是通过现象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后的批判，而今人多的是对现象的批判，比如两眼盯着沈浩波的《一把好乳》、双手攥着木子美的《遗情书》，一看这名头，先批着再说！至于思想——哦，还没有来得及想呢！

因为这个原因，我比较喜欢刘洪波。他的杂文恰恰少名头而重实质。是要耐心读的。最新的《杂文选刊》2006、2，2006、3上分别刊登了《“悬赏出殡”还善什么后》和《我们要怎样用汉语》两篇杂文，都是在一些看似公允的问题中发现“问题”的悖论（这也是刘洪波的能力所在）。这种寻找太阳黑子的动机，我以为就是思想了。但是好象矫枉过正，我嫌他的文章命题和语言略显平淡。杂文的容量与见解固然重要，但是语言的犀利也是体现杂文“风骨”的最有效的形式。特别在一些批判式的杂文中，见血见肉的言辞更具有振聋发聩之感。中国人习惯中庸，遇事慢条斯理、唯唯诺诺流于麻木，非“踏一万只脚”不足以解决。如同“彻底否定……”，少了罗嗦、少了麻烦。否则，将留有纠缠的余地。

我经常琢磨，怎样才能写出优秀的杂文。我把自己的杂文与刘洪波的杂文放在一起比较，发现：就我以上所说的两点来看，我是前者严重不足，后者明显胜出。这个分水导致我在河东，他在河西。他拿稿费我白干。

如今，杂文界如日中天的徐迅雷先生在谈到杂文写作时有这样的体会：在鲁迅时代，杂文是匕首投枪，那时急一点说得过去，战斗总是紧急的；如今这光景，杂文是银针手术刀，手术可以舒缓点，下手太急怕不行。所以我们很少听到此公的大声吆喝，他近期的作品多是在历史中发掘肿瘤，用他的手术刀向我们边讲解边示范着……要么浮沉于历史，要么周游列国，成为近期杂文界的主要看点。

记得以前还有鄢烈山、焦国标等杂文大家。可惜，多好的笔头，已经渐渐淡离了我们的视线。

杂文，需要一个固若金汤的阵地，需要一群忠贞不渝的战士。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