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义和团

（一）

在统治世界的三大宗教中，基督教无疑是最有生命力的。

基督教对现代文明的贡献也是无与伦比的。

除了日本等极少数亚洲国家外，世界上的文明国家基本上都信奉基督教。

中国是一个不信教的国家，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是失败的，只有比例很少的华人信奉上帝；但华人基督徒大多是有相当教养的人。

与基督教在欧美大陆、非洲和南亚的胜利进军不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一部辛酸和失败的历史。原因有四：

1、中华民族是一个功利主义的民族，国民的宗教意识很淡薄。任何宗教传入中国，必须满足国民追求功利的心理。而真正的宗教是理想主义的，旨在提升人的道德境界，与追名逐利格格不入。因此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可谓举步维艰，侥幸在中国扎根的宗教都发生了“变种”，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特色”。如讲求“四大皆空”“普渡众生”的佛教传入中国后，教旨不再仅仅是“修身养性”和“戒淫、戒杀、戒欲”，而与烧纸烧香等传统的“迷信”相结合，佛院成了信徒“求财、求官、求子”等带有浓厚功利主义色彩的场所。

2、中国是一个崇拜祖先的国家，任何宗教偶像都无法替代祖先在国民心中的位置，因为他们深信祖先会保佑他们趋吉避凶，升官发财；而宗教偶像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现实利益。

3、基督教传入中国时，作为中国钦定的正统思想——儒教已统治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近两千年之久，其教义在国人心中已根深蒂固；儒教能给人带来巨大的现实利益，使信奉者升官发财（中国平民做官的唯一途径是参加科举考试，考试内容则是儒家经典），符合华人的功利主义思想，为中国的官吏臣民广泛地信奉。

4、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专制的国家，君王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基督教的教义是挑战君权的，传教士只听命于凡蒂岗的教皇，而不受世俗君王的约束。中国的皇帝自然不能容忍，也就自然会压制基督教。

（二）

基督教早在十七世纪的明万历年间就传入中国。从意大利来的传教士利用他们掌握的天文、数学和药物学知识，诱使中国皇帝和达官贵人对他们的“奇技淫巧”产生浓厚兴趣，进而从统治者手中争得一线“方便之门”，达到在少数人群中传教而不受迫害的目的。当他们试图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合法化时，他们失败了。传教士就这样扭扭捏捏地在中国试探了一百多年，几乎没有赢得什么信徒。到了清帝国的乾隆时期，“十全老人”（乾隆皇帝）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基督教义里的“无父无君”思想，龙颜大为震怒，一道圣旨把传教士全体驱逐出境！

传教士重返中国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早期只在五个通商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附近传教。少数具有献身精神的勇敢传教士则历尽千难万险深入中国内地，但他们的付出和回报是不成正比的，他们的努力几乎没有结果。中国人对传教士有很强的抵触心里，尤其是他们的“尊容”（高鼻子、红胡子、蓝眼睛）让中国人看不惯。所以传教人很难走近中国人，久而久之则发现自己成了中国人“看稀奇”的对象。少数传教士还被野蛮的内地农民当作“妖孽”捉起来杀掉。

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合法化是在“英法联军之役”以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规定：传教士不仅有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自由，还有购置地产和建造房屋的自由。地方官员不得干涉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尽管有法律的保护，传教士在内地的传教活动依旧没有什么进展，因为普通中国人不愿接近他们，就更不用说成为他们的信徒了。传教士最后在“弃儿”身上找到了机会。

封建的中国是一夫多妻制，那时没有避孕措施，贫苦人家生育的儿女往往超过这个家庭的实际抚养能力。贫穷的父母亲没有办法，只好把多生育的儿女活活溺死或抛弃到荒郊野外。弃婴只有极少的幸运者被人捡去收养，绝大多数则饿死冻死或被野兽刁去果腹。早期的传教士就把这些弃婴收养。弃婴在成长过程中自然就成了基督教的信徒了。等到这一代信徒长大成人后，传教士便利用他们作媒介去接近普通中国人，终于使部分成年人皈依了基督教。到了十九世纪末期，中国境内拥有近百万基督教徒。

传教士对封建中国的贫穷落后有很深的印象。他们不止一次地看到无数的婴儿被抛弃到荒郊野外任其自生自灭；妇女生产时由没有任何医疗卫生常识的“巫婆”生拉硬掣地把婴儿从母体里强拉出来；在西方社会很容易治愈的普通疾病却造成中国人成批成批地死亡……基于芸芸众生都是上帝子民的观念，传教士在传播福音的同时，也着手提升中国的科技、教育、医学、妇女权益、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他们在教堂附近建起了“育婴堂”，“孤儿院”，“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对提高妇女儿童的权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传教士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但传教士的作用并不都是积极的，就象一田稻谷里面少不了会有几棵稗子一样，传教士庞大队列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少数瘪三无赖式的败类。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治外法权和普通中国人所没有的其他特权，在中国作威作福，对他们认为落后的地区骄傲侮慢，不可一世，有时候还做他们本国政府的暗探。这些人尽管数量很少，但造成的恶劣影响却很大，最终使大多数善良的传教士所作的辛苦努力付诸东流。除此之外，部分中国教徒不再祭拜祖先，任凭祖先的坟墓荒芜，仅仅此举就足以令他们的亲族和邻居怒气冲天；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投机分子则有仗势欺人的倾向，进一步增长了中国人对传教士的对抗情绪。

中国人和传教士的摩擦冲突由来已久，早期冲突尽管是局部性的，但影响却是世界性的。广西地方官杀了法藉天主教神父就成为法国向中国开战的借口；“天津教案”发生后，如果不是眼界较为高远的曾国藩出面主持危局，把监狱里的十多个死囚冒称肇事的凶徒押往刑场正法以平息西人的愤怒，也极有可能酿成大的国际争端。随着传教活动在中国的深入，中国人和传教士的冲突也愈演愈烈，由习惯性的摩擦进化成根深蒂固的仇恨，并最终酿成全面的流血对抗。

中国人和传教士的冲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基督教义中的“无父无君”和“众生平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思想是根本对立的。今天的中国人一眼就能明了基督教的平等思想比中国传统的君父思想要进步得多。可当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都认为“无父无君”是大逆不道，信奉此说者“万死也不能辞其咎”。

2、基督教提升妇女地位的努力极大地触怒了根本不把妇女当人看的中国男人。封建中国的妇女是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她们“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生命和财产没有任何保障。基督教接纳妇女信教等“伤风败俗”的行为，更令大男人们气得倒仰。1875年元月的“荆州教案”，满族妇女诵读《圣经》，他丈夫的反应是把她真个送到“上帝”那里去了。

3、西方世界重视做人的尊严，那些在教堂里长大的“弃儿”，长大成人后过着比普通中国人优越得多的生活，让那些曾经抛弃过婴儿的大男人心里不是个滋味，没来由的嫉妒和恼恨也因此油然而生。

4、中国人对国际知识的盲然无知也使“传教士”这个名字蒙上了一层“罪恶”的阴影。在普通中国人眼中，那些孤身深入中国内陆的传教士显然不是为了传教，而是替他们的国家充当侵略中国的“间谍”。因为他们传教不收钱，免费替人治病，收养弃婴……这些都是亏本营生，只有傻子才会去干。传教士显然不是傻子，所以他们传教背后一定有更为阴险的动机。

5、平民百姓爱“传谣”的陋习也妨碍了国人客观正确地认识传教士。国人有很多关于传教士的流言：因为传教士的皮肤苍白，便流言他们必须喝婴儿的鲜血才能维持生命，因此传教士才热衷于收养弃婴。修道院的修女则专门趁接生时割取产妇子[gong]以补养身体；并挖取小儿的脑髓心肝作下酒菜；西洋人害眼病，必挖取中国人的眼珠子配药点眼，否则便无法治愈；“洋人”能施咒语巫术，摄取女人魂魄与之奸宿，谓之“神合”。又能取妇女的头发和指甲置于床席之下，使该女自投罗网；又把童男童女的生辰粘在树上，念动咒语，摄取小儿魂魄为“耳报神”……如此荒诞不稽的谣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都信以为真。因为平民百性都有不爱思考的毛病，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云亦云，很少去质疑消息的可信性，因此最荒诞的流言也有广阔的市场。

6、中国人“以偏概全”的思维模式也极大地歪曲了传教士的形象。传教士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其作用和影响主要是正面的。可在对传教士怀有根深蒂固偏见的中国人心目中却不是这样。他们只看到少数传教士为非作歹和部分中国教徒仗势欺人；而对绝大多数传教士抛弃在外国舒适的生活，“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安于贫困，无怨无悔地在中国传道一生，为中国的教育和农村妇女地位的提高做出毕生努力的行为则视而不见。

…………

（三）

当上述几方面的原因综合起作用时，中国人对传教士就会滋生出一股不可理喻的仇恨。当这种仇恨积累到一定的厚度时，就会寻找缺口爆发出来。

那拉兰儿（慈禧太后）制造了这个“缺口”。

“义和团”利用这个缺口对传教士发动了“复仇战争”。

义和团最早的名称是“义和拳”，属于白莲教的一支。教民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目不识丁，这从拳民敬奉的神祗，全是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上的角色可见一斑。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次又一次的巨额赔款和贸易上的大量入超，加上官吏们疯狂的贪污索贿，使国家的财富枯竭，农村残破，失去土地的农民日趋增加，官逼民反的形势已经形成。但是门户开放的国际背景，使他们的目标很容易放到外国人和传教士身上，直觉地认为外国人和传教士是他们所受一切灾难的根源。结果这个跟洋人和传教士本没有关系的民间组织，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洋人和中国籍教徒。

义和团早期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一样，对手中握有先进武器的洋人敢怒不敢言，不敢明火执仗地和洋人叫板，只东一刀西一枪地搞些恐怖把戏。不久他们中间的聪明人物发明了“铁布衫”和“金钟罩”等秘密武器，一旦念动咒语，身上就象裹上了一层钢甲，刀枪不入。这个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民间把戏本来不足为信，可守旧党中最坚定的满洲权贵、山东省长毓贤却深信不疑。他发现义和团有很大的利用价值，就出面招抚拳民，下令把“义和拳”改称“义和团”，使他们在形式上成为一个正式的民间组织，又为他们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以加强他将来向政府推荐的可能性。义和团有了政治靠山，开始对外国传教士发动一连串的攻击，等到发现省长并不反对时，就进一步公开杀戮。各国对层出不穷的暴行提出抗议，清政府不得不把毓贤召回北京，调任山西省长；另擢升袁世凯为山东省长。袁世凯虽是一个灵魂卑污的政客，但他的头脑并不糊涂，对西洋文明和传教士的认识比普通人要高明一些。他到任之后，禁止义和团滥打滥杀。袁世凯拥有一支用火枪武装起来的现代化军队，义和团的反抗很快被镇压，首领朱红灯被俘处决。残余的义和团在山东不能立足，纷纷北上逃到河北省。

那拉兰儿镇压了百日维新后，对光绪皇帝很是反感，企图把他推下皇位。这时外国势力在中国已有很深的根基，她知道清政府不能一意孤行，更换国家元首的大事必须试探外国的态度。试探的结果是：各国对光绪皇帝印象很好，强烈反对另立新君。那拉兰儿想到了谋杀，一面命皇家御医给没病的光绪帝诊病；一面传出消息说皇帝病情沉重。各国公使一致表示关切，各省官员也纷纷要求保护皇帝。维新党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又以日本为基地出版报刊，把那拉兰儿骂了个狗血淋头。因此那拉兰儿对外国人恨入骨髓，恨不能把外国人统统杀死。但她只能“空怀恨”，因为她王朝的军队不是外国人的对手。

就在这个时候，毓贤来到北京故宫，在那拉兰儿面前极力喧染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奇法术，极力撺掇老太婆任用义和团来抵抗外国人的洋枪洋炮。当听到不用变法改革，只要口中念念有词，洋人的枪炮就不能把自己击伤时，老太婆大喜过望，最困难的问题已经解决，她决心任用义和团，对“洋鬼子”作一次总的清算。当时京城中顽固派势力的代表端郡王、庄亲王和大学士徐桐也如获至宝，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徐桐这个人有必要作点特别的介绍，他直到十九世纪末还坚定地认为世界上除了中国外只有英吉利和法兰西两国，其它的国家都是两国捏造出来吓唬中国人的。

一九〇〇年五月，慈禧派军机大臣赵舒翘等前往涿州、良乡宣抚义和团，命义和团进京。慈禧亲自接见他们的领袖曹福田。曹福田向老太婆保证：他的法术可以把天下的洋人杀得精光。直隶总督荣禄也迎接黄莲圣母到他的官署下跪叩头，请求拯救天下苍生。黄莲圣母宣称，她已命令天兵天将降下大火，把外国人全部烧死。

五月二十日深夜，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会给荣禄，要求慈禧立刻归政于光绪。二十三日，清廷召开会议，决定宣战。后来慈禧才发现原来那份照会是假的，是端郡王为了让自己儿子当皇帝所使的激将法，但为时已晚。次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皇太子所统率的军队射杀。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

义和团攻击的首要目标是传教士和中国教徒，清政府的第一目标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大使馆，他们认为使馆是“夷狄”（清政府对西洋各国的蔑称）的巢穴，只要把使馆摧毁，夷狄就会被彻底斩草除根。五月二十四日，北京对外电报、铁路等一切交通都告断绝。那拉兰儿认为时机以到，命令正规军跟义和团联合进攻集中在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对所有的洋人格杀无论。

（四）

二十五日，那拉兰儿正式下诏与向世界上所有跟中国有邦交的国家宣战。

人类有史以来最荒唐的政治行动在中国发生了。

义和团最初的动机是单纯的，他们出于自发的民族感情，直觉地对抗外国人和做外国奴才的中国人，不幸落到愚昧的野心家之手，遂变成可怜可恨不分青红皂白一味排外的狂热暴徒。假如他们成功，中国的命运会更悲惨，就象阿富汗“塔利班”的成功使阿富汗的处境更悲惨一样。

义和团的罪恶不在义和团，而是利用义和团顽固拒绝现代文明且愚昧至极的满汉权贵。

六月起，义和团大规模进京，暴行和骚乱进一步升级，抢教民之财物是常事，坐地卖所抢之物亦有之。他们称“所烧皆奉教之家，并未延及良民。”在义和团的逻辑中，凡是信了教的中国人全都该杀。7月15日开始，义和团进攻聚集在宋家河的三千多名教民；三天后陈泽霖又带2500名新军加入；到20日，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只有五十人从窗口逃出；加上被陈泽霖带回北京的、被义和团卖为奴隶的、夜间逃出的，只有五百人幸存。

义和团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他们经常随便找一家大户人家，指其“里通外国”，然后冲入家中洗劫一空。因为义和团仇视一切和洋人有关的东西，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一个轰轰烈烈的民族自觉运动，到此彻头彻尾地变了质，北京内外成了恐怖世界。

由于义和团是“奉旨造反”，其威势无人能匹，他们甚至胆大到冲进紫禁城去捉拿光绪这个“头号卖国贼”，结果被慈禧骂了出去。其他大小官员，外国使节，更是不放在他们眼中。本来洋务大臣李鸿章也是义和团的目标，不过他倒是有先见之明，提前讨了个两广总督的差事避难去了，直到后来慈禧逃出京城之时下旨让他全权负责收拾残局才返回北京。

庚子年的混乱之所以没有蔓延到南方而只局限于中国北方，与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这些洋务派大臣的理智与开明以及南方近代化进程开始较早是分不开的。当慈禧电令各地督抚杀尽洋人时，他们真正从大局出发，冒着担负“汉奸卖国贼”的恶名抵制了这项乱命。只有山西省省长毓贤忠实地执行了慈禧的密电。毓贤是晚清时代顽固腐朽的封建保守势力中的典型代表，他在愚昧而又冥顽不化地以自己的方式报效朝廷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他身上看到封建官员们凶残嗜杀、蔑视人道的特质。当他在外国的抗议之下被撤掉山东巡抚的职务后，更是萌发出强烈的报复意识，他要利用义和团的反帝爱国热情和底层农民的愚昧无知来满足自己极端仇外的阴暗心理和盲目排外的愚蠢目的。

在毓贤的支持下，义和团运动在山西也如火如荼地爆发了，太原的东夹巷教堂、大北门教堂以及一些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先后被焚烧，而城内的外国传教士则被毓贤以保护安全为借口全部监禁于猪头巷客馆。六月十三日，毓贤身穿朝服拜见八十岁的白发老母，含泪表示自己为了国家将不能再顾及自己与家庭。辞别老母之后，毓贤将四十四名外国传教士、十七名中国教徒以及从寿阳押来的英国教师毕翰道一家七人全部带到巡抚衙门西辕门前，在百姓的围观之下逐一杀害，行将就戮的妇孺哀号之声惨不忍闻，教民们被杀后，枭首示众，剖心弃尸，备极残酷。这些遇难者中，包括在山西传教十年之久的山西北境教区正副主教艾士杰和富格拉，而艾士杰是被毓贤亲手刺杀的，他们后来都被罗马教廷册封为“真福品”。

据事后统计，“山西教案”席卷全省79个州县，全省被杀教士191人，被杀教徒6060人，被毁教堂、医院225所，被烧拆房屋两万余间。全国被杀传教士有几千人，死难的中国籍基督教徒则高达五十万人！！！

义和团的衰亡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约20000人的“八国联军”面前彻底破灭了。可笑的是，八国联军已经打来了，义和团却还仍然热衷于烧教堂、杀教民的运动，不去积极认真地组织一支有效的抵抗力量。

当世界各国得到清政府的宣战消息时，最初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世界上只可能有如此疯狂的个人，不可能有如此疯狂的政府。等到证实真有这种怪事时，无不大为震骇。德皇威廉二世宣称，他要用对付野蛮人的手段对付中国人。于是，英、法、美、德、意、日、俄、奥等八个国家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在天津大沽登陆。六月十八日攻陷天津，向北京推进，去拯救被围攻的使馆。其实各国使馆并没有陷落的危险，他们虽只有四百人守卫，且没配备重武器，清政府正规军和义和团数万人倾全力进攻都无法攻破。

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距慈禧向全世界宣战仅五十五天。十数万赤着背，念着咒语疯狂上阵的义和团，和步履蹒跚，手握着鸦片烟枪的正规军，同时溃不成军。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采取报复行动，把北中国淹没在尸山血海之中。中国人在受过义和团的蹂躏之后，再受洋人的蹂躏。

…………

我们不能只责怪八国联军，先前英、法、日等国出兵中国是赤luo裸的侵略，是对人类文明的犯罪；但这次八国出兵则是对清政府荒唐行为的正常反应。如果地球上哪个国家无端进攻中国驻该国大使馆，中国的文明抗议却招致对方的宣战，而中国又有能力出兵干涉时，我们一样会动用武力去保护使节和华侨的生命财产不受暴力侵害，否则我们的政府就不称职。当时在外国的中国人比在中国的外国人要多得多。当中国人在境内对外国人格杀无论时，外国人并没有依样画葫芦对境内的中国人作报复性的屠杀，说明西洋各国的文明程度比当时的清政府要高一些。

（五）

后世中国精英对义和团的评价：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义和团被美化甚至神话是在文革时期，当时提出了“在甚么场合对义和团采取甚么态度，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成了衡量人们是否坚持党的路线的唯一标准，而且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了估量人们是否忠于革命，是否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成了评估人们是否对祖国忠诚的唯一标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论愚昧、偏激的程度能够与义和团相提并论的，也只有文革。在这场破坏性更甚义和团的十年运动中，义和团运动被戴上了“反帝”、“人民运动”等光环，更成为“造反有理”的佐证。由于种种原因，直到现在义和团仍被冠以“反帝爱国运动”的美名。不过，这个“反帝”的头衔实在是太过牵强，因为他们分明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反洋”，而且是反对一切与洋有关的东西，包括铁路、轮船、电线杆等等。至于“爱国”更是大可怀疑，光是被他们杀死的国人数量还远在洋人之上，说“害国”恐怕更为确切。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西方列强既给中国带来了先进文明，同时也用武力侵占了中国人的利益。纵观整个义和团运动，他们从未着眼于收回被占领土等合理要求，他们要求的是彻底拒绝西方文明，完全回到因循守旧的老路上去。相比之下，义和团与文革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同样是平民百姓的极端排外情绪被官方鼓励，并被用于政治斗争中去；同样是用愚昧取代科学；同样是盲目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百年的屈辱和固有的民族性格使得义和团式的仇外心理至今仍深深地埋藏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底。当我们在一次次地谴责侵略、抱怨“落后就要挨打”的时候，却很少有人认真反思过中下级军政官员和普通士兵、百姓们对国际法和人道的篾视以及大局观念的缺乏。时至今日，中国的官员和人民在这一问题上如果不能保持一个良好而健康的心态，中国普通民众的文化素质如果不能得到切实的提高，这种仇外心理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利用下，极有可能会再次引发盲目的暴力和无序的动荡，在特定的条件下，甚至会给整个中华民族招至无尽的苦难。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