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下乡的知青基本都返城了，剩下一些“出身”不好的人，一揽子分到农场，我就是那“一揽子”中间的一个。与我们同是下放农场的，还有一批接受思想改造的干部。这批干部中间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张文娟，大概四十多岁的年纪，头发已经花白了，干农活一点儿也不惜力，推着架子车跑得很快。她穿得很整洁，“再生布”的工作服洗得干干净净，脖子上总围一条白地小碎红花绸巾。对人总是一副和蔼的笑脸，但是给人的感觉却是高不可攀。很奇怪的感觉。

后来听人说，她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才女。父亲是个挺大的资本家，被发落到这里。文革前是矿务局的副秘书长，很有两把刷子的。她知识很渊博，有很深的文学功底和艺术造诣，能看厚厚的外文书。看到我们年纪轻轻的就荒废了学业，忍不住摇头叹息。时间长了，她的戒备心理渐渐放松了，我们也不再把她当“改造对象”，对她很尊重。不知从哪一天起，晚上经常有知青到她的房间去，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听她讲唐诗宋词，讲“二杜”、“三李”、苏东坡、陆游、辛弃疾……讲现代文学，讲鲁迅、巴金、沈从文、钱钟书……讲国外文学，讲托尔斯泰、奥夫托罗夫斯基、契可夫、莫泊桑……她用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悠扬顿挫地吟哦泰戈尔的诗句：“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经飞过……”。她的歌唱得也很好，声音很有磁性。她给我们唱苏联歌曲《三套车》、《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还有一首《故乡》，电影“保尔．柯察金”里的插曲：“乌克兰辽阔的田野上，在那静静的小河旁，长着两棵美丽的白杨，这是我亲爱的故乡。”她唱得很动情，唱出了心底的忧伤。还有一首歌，很美，忘记了歌名，记得有这样几句词：“在那里，我听惯了大海的歌唱；在那里，我闻惯了豆蔻的花香……，我和她并肩靠着椰子树，我对她谈起我的祖国。”知青们也唱歌，唱得比较多的是《四季歌》：“春季流浪的人归来，鲜花遍地开……秋季流浪的人归来，树叶落满地，我心爱的妹妹哟，你如今在哪里……”这首歌曲调很简单，知青们唱得很伤感，直唱得泪流满面。

最吸引我的，是那本精美的画册，上面有张大千的山水、齐白石的虾、黄胄的驴，还有梵高的《向日葵》、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莫奈的《日出》、列宾的《伏尔加河纤夫》……这些中外名家的作品，在当时是封资修的东西，保存要冒风险，给别人看更要冒很大风险。张文娟给我们讲了很多新鲜的东西，听她的讲解，听她的歌声，我们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迎面扑来一股清新的风。啊，原来世界是这么丰富多采的！我感到灰蒙蒙的天空裂开了一道大豁口，透出了湛蓝湛蓝的天空，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张文娟说的一句话我至今也忘不了：“趁年轻多学些东西。哪怕只为自己呢，‘腹有诗书气自华’啊！”这句很朴素的话令我受用终身。

可能我们太高兴了，所谓乐极生悲；可能我们太得意了，所谓得意忘形；可能我们太幸福了，所谓福兮祸所倚；终于出事了。

有人把这事儿告到了营部，说张文娟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知青，看封资修的东西，唱靡靡之音等等，是知青内部出了叛徒。营教导员很敏感，连夜召开批判大会，批判张文娟。告状的知青上台揭发，营教导员指定专人作批判发言。张文娟站在台中央，脸色憔悴，花白的头发愈加眩目。我心里很难受，对那个告刁状的“王连举”恨到极处。最后是教导员讲话，语重心长地说：“……毛主[xi]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们有些同志的思想很麻痹，大家看看，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与我们争夺下一代，这是一场殊死的较量啊……我还要说的一个事实是：你们中间有个人，他的父亲就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他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听张文娟灌输封资修的东西，其中的问题发人深省啊……”

正应了“冤家路窄”那句话，营教导员叫王克勤，曾经是医院总支书记，父亲的顶头上司，对父亲的“反动历史”一清二楚。“王连举”告状的时候，他知道了我是我父亲儿子的这一事实，批判起来才能有的放矢。

“王连举”被彻底孤立起来，人人对他翻白眼，他搭讪着跟别人说话，对方往地下啐口唾沫，扬长而去。有一天夜里，他被人蒙住头，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揍。营部要追查“凶手”，他主动提出算了，自作自受。现在想起来，他那时也许怀着“让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崇高责任感才去揭发的，虽然很可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无可厚非的。

不久，我被分到奶牛场，再也没有见过张文娟。二十多年以后，偶然碰见当年的知青战友，问起张文娟，得到的回答是，就在那次批判会之后，张文娟得了神经分裂症，经常在尘土飞扬的机耕道上散步，嘴里哦咏着唐诗宋词。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她从那条尘土飞扬的机耕道消失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