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76年美国科学家贝尔发明世界上第一部电话至今，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它已成为当代社会最普及的通信方式，人们称它为现代社会的“神经系统”。1932年初，知识分子实业家周仁斋与同窗好友王汰甄目睹中国工业落后，机电设备均需国外供应的状况，便萌生了创办电机工厂的想法，工厂取名“中天电机厂”含义是“中国天津”，寓意是在天津制造电机设备，与西门子产品抗衡。于是中国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手摇磁石电话。

世界上的第一部电话和中国的第一部电话产生了，多么振奋人心的科技成果啊，终于可以不必靠内功“千里传音”了，节省多少卡路里啊，这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但是，某种新型科技成果的产生，与初期普及的过程，其想法、其意义恐怕不一定能完全一致。

由电话说开去，还真有不少话想说。

十岁以前，只在父亲单位见过一次那部单位里唯一的一部电话，在当时看起来，这家伙五大三粗，长相可怕，面目狰狞，尤其一响起来也不给你个吱会儿，冷丁儿就是一嗓子，震得耳根子嗡嗡响，吓煞个人。更可气的是接电话的人都摆个伟人造型出来，身子往后略弯着，一手叉着腰，一手拿个电话，“喂，啊，嗯，噢，知道了，行，就这样吧……”诸如此类的官腔一波儿一波儿往外冒，如涛涛江水，连绵不绝，直直撞进人心里最脆弱的地方。似乎这是接电话的人给不接电话的人一种深度心理考验。

后来听父亲说，接电话的是领导。当然，现在有很多人的办公室里，接电话的肯定不是领导，不过这是后话了。

再后来，稀里糊涂家里也装了部电话，别的没记住，就记住初装费三千元，我的天奶奶呀，当时我清楚地记得，俺爸俺妈加起来一个月还挣不到五百块钱，这是图个啥呢？

后来我知道图啥了。方便、快捷倒在其次，关键是左邻右舍方圆百十来户人家，这是唯一的一部家用电话。当通过详细的调查摸底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当时就把鞋带解下来一头系自己脚脖子上一头系到家里的柱脚子上了，怕自己美得冒大泡不小心飞天上去，虽然这种虚荣很可耻，但能从中找到快乐，别人无论说啥我也值了。

不过，别看当时年纪小，也是很理智的，我就很清醒地给电话定了性——这不是家庭必需品，而是用来显摆的道具。

那时的家用电话，其意义如同鲁迅先生说过那句特经典的话，婚宴，是性交的广告。

当然，我喜欢显摆，因为我虚荣。说穿了，人，谁还没个虚荣情结呢？不过就是有的人看轻些，有的人看重些。我就不信，当别人真心地夸奖你，说，你真行，咋能写出这样美丽的文字时，你也能真心地说，你他妈别拍马屁了，再白话，我揍你丫的。如果真这样，我看这人离进精神病院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有点扯远了，接着说。

我的虚荣还没等到枝繁叶茂昌完全绽放呢，不到两年的功夫，周围的人家就全是电话了，无论从哪儿一走，都能听见哪家的电话铃声响起，响得那叫一个嘎巴溜丢脆，都有些刺耳了。不过，打谁家门口儿走过，顺着耳朵听那么一嘴，倒无非是关乎于油盐酱醋、家长里短、女人碎嘴子嚼舌头之类的芝麻绿豆的没用事儿，真没听过，谁家在电话谈过什么正经事儿来的（正经事儿一般都面谈）。不过，就是谈这些芝麻绿豆的小事儿时，只要一有外人在场，听电话的人无论男女，就是小孩也不例外，保准神色凝重，腔稳音沉，化庸俗的内容为神奇的正事儿。比如，我就曾挑一个有同学在的时候接电话摆出一幅日理万机的样子，“嗯，是的，我知道了，好吧，就这样”，腆胸凸肚甚是了不起，其实，就是爹妈看我放假了，怕我不在家好好写作业，在单位也不忘了打个电话告诉我，“你小子好好在家呆着，把作业写完，回来后我检查，如果没写完作业就出玩，当心你屁股开花”。反正我那时候就觉得谁要是一听电话，人就变样了，个个都是高层人士了。

花几千块钱买几个响儿听，在人前买一个谈“事儿”的机会，也真难为了最初装电话的普通老百姓了（包括我家）。这也验证了一条道理，那时的电话，不是必需品。

不过，骄傲归骄傲，当半年后初装费由最初的三千降到一千五时，我私下里开始嘀咕父母了，冤不冤哪，多花一千五买个笑柄，哪儿说理去？

继各位邻居逐一验证了电话的存在价值之后，有线电话初装费开始一路狂跌，现在，竟然装一部电话非但不要钱反而倒贴给你一部电话，你只要交月租和话费就成，看来，什么东西一旦全民普及了，就成了个随意贬读的字眼儿了。可是，有些事物虽然普及了，也未必就真正地被认可的，有线电话已经挽不住人心了，撤电话的比装电话的还多。此情此景，对于十几年前有着电话情结的人们来说，无疑是对曾经尊贵的虚荣心一种最残忍的践踏。

物以稀为贵，说的不仅仅是性价比了，更重要的，体现的是一种心理优势。

这在后来手机的横空出空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手机相对于有线电话来说，属于基因变异的新品种。正是它的出现把有线电话的霸权世界冲击了个稀里哗啦。有线电话如同封建社会的老地主，而手机就像新兴的资产阶级，利益纷争使得本来同根生就的一家兄弟从一开始就跟乌眼鸡似的斗红了眼，及至最后终于分家单过了。也难怪，都在争夺老百姓口袋里的钱，虽然同样霸道不讲理，但有线电话终究落伍了，而且，比不得可以揣在口袋里的手机这一全新贵族来的方便快捷。夕阳西下，日落皇城根儿，这是大势所趋，难免的了。

手机乍在富人阶层流行时，谁要是在街里走路，冷丁儿就掏出一部手机来打，那可真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了，最初，连一部模拟九零都得一万多元，幸好这是以人民币为单位进行价值计算，要是换成英磅，可真够疯狂的了。后来，手机价格又是一路狂跌，一般的手机连奔带跑的向一千元以下坠落，如果没练过蹦极，心理承受能力差点都容易躺过去。价格下跌的速度简直比刘翔在一百一十米栏赛道上的速度还快十倍。俺们这儿的一位领导在台上讲话时因为不满台下领导干部们的手机响声，便曾大喝一声，都显摆啥呀，现在街上蹬倒骑驴的都拿着手机漫天打了，就显着你们业务忙了？先别从歧视劳动人民的官僚视角去看待此位领导，单从他话语里的诸多无奈看来，手机，已经不是特殊身份的象征了。手机的普及，把手机曾经带给富人及特权阶层们的那份尊贵呸了个一文不值，满街的手机铃声，仿佛都是充斥在空气中变形的呐喊和嘲笑。

现在，谁要是想用电话和手机之类的东西来显摆高贵，巴成，只能背一部全球卫星定位的海事电话满街走了。

由此可见，由电话与手机说开去，能得出这么一个不伦类、不是结论的结论——某些东西甚至概念性的事物，初期流入市场时，是用来显摆的，真正普及了，才在变形的骄傲与无声的唾弃和鄙视的角度体现了自身价值。

我有一位朋友，家里过得不富裕，可是俩口子很溺爱那个唯一的儿子。儿子在一所名牌大学里读书，处了个对象，看着同学们个个都是花钱如流水的主儿，于是，出于自卑，就跟对象吹了一个天花乱坠，就说自己家里贼有钱。眼瞅着大学要毕业了，俩人商量着毕业就结婚，没房子，小男孩胸脯拍得山响，说，我爹妈早就买好了。甭操心。于是回家跟爹妈声泪俱下的哭诉，爹妈一听，不能让独生子丢面子呀，俩人就四处求借，并用工资贷款在市中心买了所一百四十平米的房子，未来的儿媳妇见了，当然心花怒放，但问题又来了，你家条件这么好，买所房子连眉头都没皱一下，那再买部车吧。于是儿子又回家跪地哭诉，求爹妈帮他这一回，那爹妈也真够意思，把自己住的房子卖了，又给儿子买了部中华世纪星。现在，儿子开着车载着女朋友出入豪华小区里的住处，在校园内外很是拉风。可老俩口子却搬到了三环以外租住一个月七十块钱的小房子里，每天骑着自行车上班。这图个啥呢？

记得根据东西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我们的父亲》里有这样一段堪称经典的情节。说老三为了追一个叫柳晓露的妓女，不但骗尽了在农村土里刨食的单身父亲所有的钱，而且还逼着父亲向哥哥姐姐要钱，为的竟然是在一个妓女身前圆个面子，摆个排场。不说结果怎样，单说这个过程，倒是与我那朋友的儿子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儿，人家爱怎样活，倒是与自己没关系，不过，闲下来时细想想，还是气愤难平，这种心态实在是可耻至极。

装电话也好，拿手机也好，摆阔、圆面子、充壳子也好，谁都不会把这种虚荣的东西搁到明面上大声疾呼，其实，这种欲说还羞的面子心结，实在与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赶美超英没什么质区别，举国上下的爱面子，至于形势与内容怎样合理结合的问题，早被某种情绪冲击得一干二净了。

把面子的比拼当成动力给自己心理励志，那是无可厚非的，充其量说一句曲线救国，最后还得落到有志气上来。但是，光顾着把面子圆下来却把支撑面子的实力耗得一干二净，最后落个山穷水尽，奄奄一息，可就真是不值当了。

所以，我现在最烦的、也最怕的，就是电视经常出现的诸如“专为成功人士设计的xx产品”等等广告，虚伪、矫情、做作，简直让人有些恶心。难不成，这些产品落入谁手了，谁就成了成功人士了？一个杀人犯要是用抢来的钱买了这种产品了，也成了成功人士了？

没劲透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