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忆母(2)
我四五岁的一个寒冬腊月,母亲去东南二十多里的集镇卖鸡。出于好奇,我苦苦央求要去,母亲带我步行到了集镇桥头交易市场。寒风飕飕,等了半晌也没几个买主,可见当时贫寒的也不止我一家。中午时讨价还价总算卖了几只鸡,我急得就想把鸡送人的光景,还有两只没人看得上的“丑小鸭”被带了回来。通过卖鸡,我明白用东西换钱多不容易。
我上小学一二年级时,记得夏天晚上吃罢饭,母亲还要加班纺线。别人都要睡了,她还是边打盹边纺线。让她去休息,叫醒了她还要再纺一会儿,实在支撑不住才去休息。早上又是五六点起来干活。冬天常常坐在火炕上绕线或做针线活。我也和母亲养成了早起的习惯,我就趴在炕台上写作业,边写边和母亲聊天。等天蒙蒙亮时呼朋唤友上学去。下午放学回来,按照母亲吩咐,或提担笼去拔猪草,或去拾柴。尤其是暑期生产队分麦杆柴时,母亲要我拉着大铁丝耙跟在别人装着麦杆的架子车后,去搂掉下的麦杆。记得天空太阳晒的脸疼,地上一寸后的尘土烫得脚不敢着地。我实在不想去,可母亲给点吃的喝的又哄我去。现在想来,母亲也不是不心疼女儿,都是贫穷逼的。
我上初中时,母亲看对门的人贩粮票能挣钱也动心了。由于母亲没文化,就让我跟去帮她算帐。我和母亲坐火车到县城,再走几里去县城西桥头买粮票、布票,第二天母亲再坐火车去西安卖掉。其实一斤粮票、一丈布票也赚不了几分钱,再加上市场管理人员追赶,担惊受怕的,有时算不清帐还会亏了。母亲还贩卖辣椒面、卖粽子。卖粽子时我也和她一块去郊区走巷窜街叫卖。大半天走得精疲力竭,喊得口干舌躁也没舍得吃一个粽子。七五年割资本主义尾巴,母亲因为贩卖小商品,被叫到大队办公室学习了几天。违反政策的事再不敢干了,母亲又去西安工地给我村民工做饭,经常给家里添点灶具什么的,家里现在那个白色大号的搪瓷盘子,就是那时的纪念品。
母亲和天下所以母亲一样,希望儿女有文化、有出息。我们上学期间,吃穿用可以节俭,学习方面费用几乎没少花。由于历史原因,哥哥姐姐初中毕业,因家庭中农成分,没有被推荐上高中。我刚好赶上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但因七十年代忙于政治运动,我在校没学多少文化知识,高考名落孙山。母亲找代销店工作的二舅,找第四中学任教的本家哥哥。多方努力,我终于去四中高一复读。两年复读期间,因为家里大人多,吃的本来就紧缺,所以我只能给灶上交一点粮食,只是中午吃一顿便宜的饭菜,早上和晚上打一碗开水,泡上玉米面麦面两参的馒头或饼子,就着罐头瓶子装的生萝卜丝、酸菜或辣椒酱吃。由于长期吃这种没味的东西,所以很想吃菜馍馍,母亲就给我蒸菜卷或烙菜饼。这些事情要么偷偷来做,要么是在我二嫂摔碟子敲案板的声音中进行。嫂子当然是因为我读书花钱费粮故意撒气。这些我都耳闻目睹了,它更增添我发愤读书的勇气。两年后我考上了师范,尽管不是理想的学校,但是对于不才的我来说,也就算满足了,尤其是可以不再让母亲为我受累受气了。
我儿子出生三个月后,我去单位上班。母亲跟我去看儿子,当时家里养着几十个生蛋的母鸡,母亲两头忙,周日看鸡,周内看儿子。在母亲养鸡期间,她经常给我带来好些鸡蛋,又把自己积攒的一点钱让我买房子用。母亲一生只忙着干活,对孩子照顾较少,但是她对我的儿子关爱有加。一天早晨,给儿子炖了一个鸡蛋,小碗在桌子上凉了一会儿。我和她忙别的事,儿子抓翻了小碗,鸡蛋倒在手背上。母亲急得赶紧给儿子手背上撒些白糖,总算有惊无险。可是母亲还是后怕,自言道如果儿子有啥闪失,她怎么交代?可以想象,母亲给我看儿子,她心里有多大的压力?
改革开放时,村里私人搞起了废品加工厂。厂主买来用过的蛇皮水泥灰袋子,让妇女们拆去袋口的线,再把袋子加工后去卖。母亲也加入拆袋子的行列,灰土落的满身满脸,我们都不让她去。我给她钱叫她别去,她说她不是为挣钱,一个人在家寂寞,还不如干活日子好打发。我知道当时父亲去世不久,她心里难受。让她到我或姐姐家住,她也不高兴住。为这事我和她都难过的流泪。幸好过了一年多,家里盖了三间两层楼房,她才终于不去了。
现在,母亲和孙子、孙媳及四个月大的小重孙在家。孙媳妇也孝顺母亲,现在母亲有时打扫院落,有时用蜂窝煤篓子烧点稀饭,有时孙媳妇忙时她抱会儿重孙。尽管年老体弱,但母亲身体没病没灾的,希望她开开心心的多活几年。
借生日之际,再次谢谢母亲对我们养育之恩!祝愿母亲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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