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　导

我这里说的"领导"指的是人，是指带领大家，指导别人的人物。邓小平同志说过：“领导就是服务。”他这里不是诠释“领导”一词，说的是作为领导者的行为、应做的工作。我的回忆，当然是写人，而不是论述行为。

我认为，塑造人生，在父母、老师之后，就是领导。每一个人，从学校走向工作单位后，在领导的说教、行为影响下，使他们以后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往前走，这个领导的影响力就产生了。

我参加工作时，洞庭湖工程处人事工作人员王清富接待我，由袁大亮带我到安乡水文站，站长杨尚文就是我的领导——技术行政领导人。站长杨尚文性格随和，与人友善，很关心同志，艰苦的外业测量，他都亲自参加。1961年我患肝炎，已经行动都不能了，是他发现及时送我到安乡县人民医院，因抢救快，才免于一死。

1962年2月2　6日，我结婚了。他和指导员、杨民柄（自治局水文站站长）、胥绍逵、金之林、张清敬、郭霞林、龙迪善、李蔚良、叶觉仙等10人送了我一本相册，一支仅次于美国派克的金星金笔。这是他们们对我的一份情，也是我的唯一的结婚礼物！我怎么会忘记呢？

我离开长委会后，只见过一次面,　十多年再没联系过。1997年我退休后，我总想找到他来感谢救命之恩。

1998年我写信到安乡水文站，就是没有回音。此后，又打电话到汉口找他妹夫许斯恬，还从市话114查询，总想找到杨站长的住处，都使人失望而告终，心情十分惆怅。

后来，我从湖南省水文总站汪介华同志处得知，杨站长有一个儿子在澧水工程处，他的女婿又认识杨站长的儿子，可以找到杨站长的住地、电话。我太高兴了。我找了三年的杨站长，终于找到了。我马上拨通他的电话，他也很高兴，也觉得很突然。这天是2001年11月19日。

在政治思想方面，政治指导员就代表了党组织。我见到的笫一任指导员叫陈凤堂，态度严肃，典型的军人作风。我记得，他有辆私人自行车。在那个年代，站上公用自行车都没有，他个人有辆自行车，这是很珍贵的。所以，他回汉口时，就将它吊在房子的梁上，生怕我们弄坏它。他的这点小事，就成了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不久，新任指导员常景泰来了。他是山东人，家里赤贫，18岁那年参加革命。他只有小学文化，道理可以说一些，长篇大论却不行。他打仗冲锋，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都不怕，身上留有几处枪伤。

他按党支部的要求，对职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我的进步就始于他的启发、教育、关心、帮助。

我一直是尊敬他、记得他。因为他是我政治思想上的导师、老师。在他的教育下，我懂得了人生的道理，有了进步的追求，1960年入了党。1961年，他把我推荐到机关工作。1966年我任汉口水文总站副政委，我反而成为他的领导。但我至今，还是叫他老指导员，我还是承认他是我的导师和老师。

我又可怜他、同情他。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哭。这恐怕是可笑的吧。战争年代，那么残酷，他没哭过。为什么他在自己的同志面前却哭呢？他在那个年代的政治运动中，‘老百姓见了兵，有理说不清’。我觉得他有一点窝囊，很同情他的遭遇。

古人言：“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指导员的‘哭’，是一种无可奈和的‘哭’、是一种有理说不清的‘哭’、也是一种悲凉的‘哭’。

我举三次他哭的例子。

一次，是‘三年灾害’时期。他带领我们在农场搞种植。在不久的‘四清’运动中，说什么帐目不清批判他。他只是哭着辩解道：“这是你们领导叫我们大办农业才搞的呀。”除此之外，就说不清自己的理由。他哭了。真是可怜！他不管帐，也不会管钱（斗大的字可以写一罗筐），他怎么交待得清呢？

二次，在‘社教’运动中。有人揭发他说过“现在是爹亲娘亲，还不如人民币亲。”在那个‘无限忠于’的年代，说错了话，给你‘上纲上线’起来，那是十分严重的问题。指导员当时说这句话，虽然是特指某种人的社会现象，却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有什么错呢？只是作为一个政工干部说出来，自然是政治运动的好教材。大家群起而攻之，他也没有理由解释。他哭了。

三次，他母亲死了，没钱回山东奔丧，他哭了。由于他刚借了钱去山东看得病的母亲，谁知回来不几天，就接到母亲去世的电报。他再去借钱，符合‘前帐未还，不得再借’的条件，头头不同意再借钱给他。

后来我们分开工作。我有机会见过他一次。他听说我来了，很远就跑来接我，口里不断喊我的名字。那热情、高兴的样子，真无法形容。

后来我也退休了。在他的七十四岁生日，我一早就打电话到安乡县，向他祝贺。他的烟、酒两大嗜好，只留了一样：烟没戒。我倒是要他戒烟，喝点酒。他只说：“是、是、是！”后来，他病了，我打电话去，只能由老伴说，他只断断续续、语言不清的喊出我姓名三个字。我只听见那头是鸣咽的声音。

去年，他女儿翠娥打电话告诉我，他去世了，要回山东去。我哭了。我再打一个电话为他送行，他早已上路了。他家属是怕我老远赶去安乡，故意在事后才告诉我的。

这就是我一生中对一个领导的深刻回忆。

我任总站领导后，我的上一级领导就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原水文处处长张干。他是解放前上海学生运动中的地下党员。解放后，他的文化、经历以及他的领导人林一山的赏识和推荐，使他到长委会做水文工作几十年。

我回忆他的事都不说，只说一下我和他分开20多年后的见面。

2001年劳动节，我专程到汉口去拜访他。我先在电话中联系，得知他住院回家休息。只打算礼节拜访就完。他非要我去吃中饭不可。他说：“没关系，有钟点工服务，不要自己做饭。”我这才放心在上午去他家。

刚进门，他一见面就“好、好、好！”。我向他问好，并介绍了我离开长委会后的一般情况，并请他给我赠言。他马上提笔，伏在桌子上为我写了嘱咐。八十二岁的老人，写的字还是那么刚劲有力。他还提议：“今天只喝三杯呀！”我没酒量，还是客气地应允了。

这天，他是多么的高兴。他的谈话从林一山主任要他到长委会来，一同干一番事业开始，再说到自己八十二岁了，还长出几颗新牙。我很高兴，这么高龄的老人，身体好，思维不迟钝，真是不容易啊！

我突然记起我们一帮人被送到堤角仓库搬运钢材的那个年代，你我互不招呼，只认命劳动。我们不是领导与下属的关系，而同是牢笼的囚徒，是任人宰割的对象。我们既没有权力交谈，也没有想要说话的兴趣。那个年代，不知怎么过来的。想不到今天还能重逢，那个不堪回首的黑暗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回忆再上一级的领导，只说两个人。

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李廷序是一个老红军。我对他的情况了解很少。他向大家作报告，多是照本宣科，很少即兴演讲。他不像林一山主任那样，写一个提纲，讲一上午还讲不完。仅就这一点，我就觉得他很可怜。而且还觉得与他的工作不相称。他是管政治思想方面的，为什么还不如管技术工作林主任的口才呢？

但是，他是一个十分严谨、讲原则的人，工作总是四平八稳的。这一点，倒十分与他的工作相一致。这样，他应该根本不会说错话，做错事，不会得罪什么人的。

然而，在十年浩劫中，他仍然没能逃脱受摧残的恶运。因为以‘造反’与‘保守’划线的年代，他的性格、人品、政治修养、思想道德决定了他是‘保守’型的。他只要一句话不顺从‘造反派’，就招致迫害，何况他是一个‘当权派’(九级高干)呢！

他被‘造反派’打伤变成了残废，走路都不方便了，‘造反派’还要他跪在办公楼大厅擦地板。我今天写这段文字时，我脑海中就浮现出他那可怜的样子来——弯着腰、拖着腿、低着头，手拿抹布在地板上擦来擦去。在他身边走来走去有多少部下，同情的不忍目睹；仇恨的带着凶残的目光望一眼，好像在骂他：“你这个老家伙，也有今天呀！”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老红军会受到如此摧残。李廷序同志可能在想：“难道是胡汉三回来了吗？”

不，这是共[chan*]党"内部的人"迫害共[chan*]党人。

另一个，就是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

他是解放前东北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辽宁省委秘书长。他曾参加军事战斗，右手腕被子弹打穿而残废。解放后，要任他为驻古巴大使，他辞去，改搞工程技术，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即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由周总理任名誉主任。这说明‘长办’在国家机构中的重要地位。

林主任从事水利工作几十年来，功勋卓著。有‘长江通’之称。他的事业心重，又注重调查研究，对水利工程有丰富的知识和独到的见解。比如修建三峡大坝，周总理都认真听取他的意见，1958年的南宁政治局扩大会议要他作了汇报。毛主[xi]在1958年一年内就三次召见他。可见中央对三峡工程的重视，对林一山意见的偏爱（详见《志在长江》、《林一山治水文选》）。

林主任不仅知识渊博，精通专业，天文地理、国内外大事无所不知；而且记性好，口才好。‘长委会’职工最喜欢听他的报告。他只要一张纸，几个提纲，一个上午讲不完。

但是，在‘文革’中，对他的指控却多如牛毛。‘莫须有’的罪名，比比皆是。如办公大楼，‘造反派’说那是‘林一山’的名字组成的。这种杜撰出来的东西都堂而皇之的公布，那就不要说他实实在的有一宠物小猫了（这是封、资、修的证据）。

那天，在露天广场的批斗台上，他跪着，双手举着一根铁矛。他那残废的手怎么受得了呀！铁矛溜下来了，又让他举起来。那个惨不忍睹样子，只有几个流氓打手高兴得跳起来。他们说自己是工人，林一山最不关心他。这些话都是进行煽动群众情绪的灵丹妙药。这种人岂不知,林主任曾经来到我工作的汉口水文总站,嘱咐要关心工人的安全生产、注意防治血吸虫病，甚至提到防暑降温、防寒防冻这些具体事情，这不是关心了工人生活吗？！总不能让一个六级高干亲自为工人送茶送水才算关心吧。

后来，周总理电报催他去北京，他立即坐飞机去了。这是在批斗他那个广场上宣布的。这真是一次绝妙的讽刺。

2001年9月，水电部为林主任举办九十寿辰庆祝宴会。长江水利委员会要派出三十人的代表前去北京。我是不具备任何资格的。但我要向林主任祝寿。我写了一首诗寄给张干处长转达。

林翁事业最辉煌，扬子传人永不忘。

探索光明留伤迹，根除水患少行囊。

高谈纵论聆三度，巨著宏篇媲九章。

九秩寿龄心未老，期颐再聚饮琼浆。

后来，张处长告诉我：“你写的祝寿诗向林主任说了，也在宴会上念了，大家热烈的鼓了掌。”我得到了一丝安慰。

再后来，为表彰他的功绩，在机关大院广场为他树立了一座半身铜像。这个广场，曾经斗他、解放他，又树他，这是一段历史的缩影啊!　

林主任的经历，使我们看到党和国家的经历一样。现在，有塑像来纪念他，这是公正的。

至于我的直接领导，那是太多了。为了记忆，我只点出一些名字了。

比如，沙市总站的许广树主任、汉口总站的赵文堂主任，水文处政工科长（老红军）陈永第等。

1974年到长沙铝厂，又接触了省市冶金系统领导人刘福仁、胡齐嘉、吴愈尹、张英、左开之等以及本厂李桂华、郑少良……等同志。

总之一句话，我对他们尊敬的，永不忘怀的。我受到他们良好作风的影响，是这些领导让我没有让我走入歧途。

其实呢，我自己也做了三十多年的领导工作，也是一个领导。这么多年来，我向前辈们学习，没有犯大错误，就是与我的领导者的教育分不开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