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论语*子张》中子贡有一席话颇有玩味：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小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关于纣王的暴虐好象是定论的事情，连带殷纣的还有个叫妲己的女人。明人许仲琳写了本《封神演义》的魔幻小说，把演绎或者想象中的事情一并归到纣的身上，看小说的人也就把这当成真实了。

司马迁在《史记》里说纣王：“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却又是“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特别“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当然司马迁没有忘记把炮烙之刑，悬肉为林，剖比干观其心，也一并写在纣的身上留为史鉴的。

《史记》毕竟是汉代的文献，或许还不足于让人深信，那看看《尚书》吧，这部称为《书经》的上古史书，据说最后是由孔子编订的，书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周书》一节中，果然也有殷纣的大罪数条，那是武王伐纣时，对天下的人所讲的。可是细细一想，皇帝多喝几杯酒，任用几个不是贵族的人当臣子，喜欢一个女人，也不见得就是弥天大罪，至于荒于祭祀这点不好说，那时代好象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不是也在披了怪样的衣衫在祭奠黄帝和孔夫子嘛．只是从出土的卜辞中，周代的祭祀还没有辛纣时期的完备。

且不管纣的真实到底是怎么样，但是炮烙之刑的发明专利毕竟要归到他的名下，把人剁成肉酱，晒干成脯也是要先寄在他的名下，因为暂时还没有哪个人勇于承认。人肉饼可能是文王姬昌第一个品尝，那肉据说还是他儿子伯邑的，可恨的是文王用八卦算出那肉的来源，为了天下的百姓和周王朝的将来，硬是吞了下去。后代的那个越王句践比起先辈的文王还是略输一筹。

不过历代的帝王说起纣的暴虐异口同声，运用起他的手段来，却一点不含糊，照搬而用不说，改进发明也是一代比一代强。一刀把人杀死，在很多时候还真的是给你便宜的事情，这话是不是听着有些血腥的味道。

（二）

血腥两字给人的潜意识就是杀人，一如百姓熟悉的那帝王口中的推出午门斩首，更严重一点满门抄斩，不解气的还会株连九族。不过这个株族的事情在上古还是没有的，典籍记载最早的要到战国时期的秦文公一代，《史记*秦本纪》中说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对于九族这个概念，其实并没有一个很确切的范围，按历代法律的血亲和姻亲理论，某个人的社会关系莫过是血亲和姻亲这两大亲情关系，所谓九族大凡也是在这两个亲缘中，说是灭门之祸一点不假。几千年中任何一个“乱臣贼子”，能够受到的最大处罚到此好象也是极端了。但是历史偏不会如此沉寂，敢于挑战这极限的人，终于在朱明皇朝出现了。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传帝位于皇孙允炆，不料祸起萧墙，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之名起兵南下，夺了帝位。篡了位当然也需要粉饰一下，找个有说服力的名士，写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也算名正言顺了。成祖眼光很凶，看中了惠帝的老师，那个写征讨自己诏书和檄文的方孝儒来草拟自己的登极之诏。在成祖想来，自己是在给这个臣子投报的台阶，皇恩实在浩大。谁知道方孝儒不是个善于变通的文人，居然宁死不从，他掷笔于地而说：死即死耳，诏书不草！燕王想也许台阶还不够高，就威胁了几句：诏不草，灭汝九族！方孝儒相对：莫说九族，十族何妨！朱棣一笑，放缓了口气：我欲效法周公辅佐成王。成祖倒不是被他的凛然所折服，不过是起兵南下时，自己的军师那个苏州城来的道衍和尚再三跟他说：“文学博士方孝孺，素有学行，城破之日，必不肯降。殿下万万不可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绝了。”

方孝孺听后，从地上拾起笔来，狂草四字“燕贼篡位”，书法实在了得，龙飞凤舞难辨其形。成祖见他拾笔而书，心里还鄙夷地笑了一声，等到看明白那四字，知道遭此愚弄怎么会不龙心大怒，姚天禧的嘱咐抛到了九霄云外，天下的读书种子绝了，干他何事。

方公先受磔刑后遭枭首。皇帝还是讲信用的，他方孝儒要的灭十族必须满足，亲缘不够朋友拉上，反正这些和方孝儒做朋友的人迟早也是要杀的。八百七十三口性命成全了方公的忠臣气节，七天的杀戮鲜血染红了方公西去的天路。

那个磔刑就是：割肉离骨，断肢体，再割断咽喉。看着这样的文字也心起胆怯，何况刑中还能够语出锋利，不能不佩服方公的意志。不过惠帝的臣子中还有个比方公更能够滔滔大骂和忍受酷刑的，为了他的骂后世特意发明了“有口不能说，有眼不能看”的说法来诠释，可以想象这骂的高妙艺术，明成祖自然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把他一寸一寸地凌迟，然后再投入油锅中煎炸来泄恨。此人姓铁名铉，曾在济南孤军奋战，屡挫燕军。在与朱棣的交锋中，口是畅快了，忠烈也是得到了，可是家族尽遭屠灭，惟独留下活了性命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被押入“教坊”，成了千人皆可骑的“你老婆的”。成祖真够流氓的：你想留名青史，我要你下贱无耻。

建文帝在位不过四年，养就了这样一般傲骨的忠臣，还真的让人佩服，或者这样的功劳还是要写在朱元璋的名下的。这个从皇觉寺里走出的帝王，经历了非常凄惨的童年和少年生活，一场大旱把他家的所有亲人都送入了阴曹地府，对于贪官和豪门他是一点好感也没有的，正是这个从社会底层走上统治地位的帝王，他在登基之后实行了一种近似复仇的酷刑，如果说御仗早在东汉就实施了，但像明一代这样时常使用实在是罕见的，朱元璋不仅全盘接受了历代帝王使用的酷刑，还时出新鲜，比如“抽肠”就是他颇为得意的一件，用钩子钩进人的肛门，一头系在马身，扬鞭一催，那景象煞是精彩。然而在《大明律》里我们是找不到如此的律条的，甚至明一代的律法中是废除宋元时代采用的“凌迟”这样的暴刑的，标榜恢复盛唐“德礼为政教之本，刑法为政教之用”的儒家思想。既然法条中没有的东西，现实中又如何使用呢，原来朱元璋在建国初期，颁布了一部凌驾于《大明律》之上的特别法规“大诰”，而所有几乎湮灭的酷刑都被他收罗进这大诰之中。虽然惠帝上台后废止了“大诰”这部特别之法，可惜惠帝的时代实在太短了，燕王既杀方孝儒，自然也就继承了他父亲的全部家当。

“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侍二夫。”这是皇帝喜欢的两句的话，其实与这话对应的还有一句：“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从理性角度来看，后语才是正常的思维，前语真正要骂声娘的，昏庸无能的主子，你也忠心于他，那你也就是个没有思维的庸臣，骨子里和那些祸国殃民的奸臣没有不同。说到这个话题有时候很无奈，历代的的忠臣，他们行为也真的值得可歌可泣，却又实在迂腐地可怕，面对暴君采用愚忠的方式，心中是一时也没有顾及百姓的死活。这样的忠臣烈士让后代写史的人有了精彩的内容，只是百姓却哭也没有泪的，毕竟所有的忠烈是用百姓的鲜血来谱写的。

（三）

明代小说《西游记》里，有个齐天大圣的角色，他的本领很是神奇，除妖降魔，腾云驾雾，不过他还是受那个迂腐的唐僧约束，被那个叫紧箍咒的玩意摆布。起先很是佩服作者的想象力，后来发现吴承恩这个创意竟然是从酷刑里偷来的。那东西的原名称为铁箍，是用来拷问犯人加在脑部的刑具，一个铁圈把人的脑袋围住，然后在之间的空隙里填塞木片。女帝武则天时候，那个颇有名望的酷吏来俊臣发明了这东西，据说这玩意很有功用，一直延续被历代套用。到了明朝宦官手上换了个名字，称为“阎王闩”，没有创意光吓唬人，还是满清的奴才有诗境，美名为“盼佳期”，质地也梢加改进，铁箍变的有延展性了，还在两边系了条漂亮的皮条，三把一收，眼珠不出眶家，算是有异功的主儿。女帝武则天的时候，来俊臣十分讨爱，原因很是简单，他能够让女帝满足了刺激和威严的欲望，所以这个本该死的小人，把个大周的堂面搞地阴森而血腥，可惜这无知的东西到了失去作用的时候，也就被他自己得意的“请君入瓮”丧了性命。

我们在咒骂纣王暴虐的时候，心里对周文王是很有好感的，对他的儿子武王以及姜尚也是心怀崇敬的，却不知以肉刑为特征的旧五刑，却正是在周代才完善并记于典籍的。墨、劓、刖、宫、大辟，无一不是在人的身体上做文章。这样的灭绝人性的刑法一直要到汉文帝手上才废除，只是这样有趣的游戏怎么可能就此结束，素有盛名的东汉史家班固第一个提出反对，史家自然以史为据，周天子用的东西怎么可能没有道理呢，于是在争论中悄悄恢复。

从磔刑到凌迟，还有那个株连，千年中帝王都不肯轻易放弃，除了捍卫自己的皇位外，可能还有一种游戏的心理。试着想一下，把一个人活生生仗毙在金銮殿上，该是何等的解气外加儆戒；把人去了衣裤捆在门板上，取了熔化的沥青浇子在身上，等到冷却成型后，用力一敲，那人皮也就下来了，值得把玩的是那门板上人还活着；如果上面的刺激还不够的话，就把人丢到装满毒虫的缸里，这样的玩法很有历史，妲己把它称之为虿盆，赤luo裸的躯体忽然间掉进毒蝎毒蛇的口中，那刺激的场面让人忍不住拍手顿脚；当然所有的刑罚中还是要数凌迟最壮观，将人固定在十字木架上，剐上三千六百刀，直到白骨俱显，那刀轻轻一挑，肉随着刀锋在阳光下的闪烁飞起来，喝彩声也在这一刻冲向青天。能够真正享受这三千六百刀的人可能没有一个，所以刽子手就需要苦练行刑的技术，被行刑的也要尽量配合，那歌唱着的怒骂的无非是淋漓尽致表现顺从，以表自己的忠君思想，以示帝王的龙恩浩大。

于是那个明代的大太监刘谨登场了，正德皇帝还是皇恩浩大，少判了他三刀，所谓天饶他一刀，地饶他一刀，朕饶他一刀，学着大漠英雄忽必烈的豪爽，所有笞仗逢十减三，以示天恩。三千三百六十刀的凌迟之刑被判了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兴许是奴才做惯了，所以刘谨的刑场表现堪称英勇，一刀下去鲜血直飞，看客们欢呼四起，这奴才犹如受了“人来风”样，口出乱言，毫无顾及。这厮平日久在帝王边，说的平常之事也属皇家机密，话语出口，监斩的官吏犹坐针毡，原是十刀一歇一喊，现在就一路剐了下去，却是天下的怪事，那阉贼第二刀之后竟然血止不流，任那利刃在自己的胸口飞舞，仿佛那些剐下之肉不是长在其身似的，而他的口舌随着那飞动的快刃滔滔不绝。

第一天被剐了三百五十七刀，他居然能够活着看见太阳西下，面对着晚霞眼露留恋之情。那晚回到宛平县狱，刘谨吩咐狱卒搞点稀粥，这阉贼居然还饿了！一夜倒无事，第二天继续行刑，行刑的官吏在他的嘴里塞进了核桃，以免听着惹了祸殃，这刘谨口被塞住，那身上的血便狂泄不矣，没几刀就气绝，闻风而来的看客好不失望，原以为还能够在这阉人身上见到挖心剖肝的一幕，不想这几刀就咽气了。对于百姓来说，如此的行为只是表明皇帝的权威和皇法的公正，至于那被行刑的是不是冤枉倒是不关心的，他们也真的无法知道这政治的背后是什么玩意。而更大程度上百姓是图个热闹，看个新鲜，能够享受这凌迟之刑的毕竟很少。

而那个比刘谨更飞扬跋扈的魏忠贤便没有如此的胆识和忍受力，思宗登基，将他初贬凤阳守祖陵，再着锦衣卫擒拿治罪。行至途中，顿然醒悟，三尺白绫了断残身，他自己上吊了，免去了千刀万剐的痛苦，如此的不中用奴才，天启皇帝在地下也是要骂声自己瞎了狗眼，怎么用了这个没忠心的奴才。

（四）

清末沈家本说“有法而不循法，法虽善，与无法等”，这似乎点到了根本上了，反思却又不然，在几千年的刑民合体的法律里，即便是《唐律疏议》也没有关涉到最基本的一点，那就是人的地位，一种法律角度上的人的平等地位。法毕竟是调节人的行为的规范，没有人的准确定位，有法与无法也就没有什么不同了。许慎在《说文解字》里把法解释为“平之如水”，“触不直者去之”，其实这个解释是值得商榷的，水字的水平的意思多少是有些意会，流动或者自上而下的流动才是古法甚至是今法的本质。“罪行法定”最早见于中国刑法典是在清末的《新刑律》中，这是满清试图延续统治的愚人一朝，但是其意义依然是巨大的，因为这标志着中国民权的被无奈认可，而人之间法律意义上的平等还是要到溥仪退位之后。

酷刑到了今天成为一种文化，就其丰富的想象力和科学的创造力，比起中国的其他文化一点也不逊色，继承和发扬，传统和创新在他的身上体现地淋漓尽致，说实话这真的是中国百姓的最大悲哀。直到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的领袖以及他的臣民一刻都没有忘记这文化的功用，一刻没有忘记继承和发扬。

二00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西苏于吴中沁庐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