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老了，却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用她的话说一来是为了修修来生，二则保佑我们兄妹家庭幸福，身体健康。

我映象中年轻时的母亲可是个聪明能干的巧妇呢！她的针线活是远近出了名的。那时家乡的女人们穿的都是典型的水乡服饰。手巧的都是自己制作，笨一点的就请别人代为裁剪母亲就经常帮助别人。她可是出类拔萃的。

记得那时的她，头上戴着发髻，髻上插着铜簪，黑色的包头布滚着浅蓝色的边，头顶有两朵用红绒线做成的花向两边分开着，垂在颈后的两个角上绣着精致的花样。上身总是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青仕林布大襟衫，一条腰间用五彩丝线绣着回纹花样的围裙，长及膝上，正好盖住臀部裤子上打着的补丁。脚上的绣花鞋是用不能穿的旧衣服上剪下来的布做的。挑几块未曾磨破，比较结实的。底是千层底，纳着细细的针脚，鞋头上的缠枝花样颇见功底。虽旧却透着精致。

那时农村还没有机械化，农民一年四季也没多大空闲。可母亲却总是忙里偷闲，把我们家经营得有条有理。我们的身上总是干净俐落的。那时虽然清贫，可每年春节母亲总要用自己从牙缝里省下的钱为我和哥哥添置新衣。大年初一一大早，总是我最期盼的日子，我可以穿上新衣前后左右地串门，去满足一下幼稚的虚荣心。却不曾留意父母还是穿着那身旧衣。

父亲和母亲同年。那时是生产队的小队长，也因此母亲上工不但不能迟到，反而要比别人走在前头，收工却总在最后。农忙时节，暮色里，我总是倚在我家弄口的墙角，眼巴巴的望着匆匆走过的叔叔婶婶，用充满稚气的童声问：“大婶，我妈呢？”，得到的总是相同的回答：“在后面呢”。

改革开放以后，包产到户了。父亲做了村支书。父亲是个正直无私的好村官。他担着风险贷款为村里办了一个植绒厂。工作起来废寝忘食，等到效益回收时，厄运却降临了。他因胃病延误治疗，转移成肝癌晚期了。天道何以如此不公！八五年的春天，我家门前那株父亲亲手栽种的桃树还来不及绽放出绚丽的花朵，他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真是应了人走茶凉，父亲一去本来频频登门的亲朋大都从我们周围蒸发了。生活不容许母亲在悲哀里沉没，为了一双未成年的儿女，母亲擦干眼泪，用她瘦弱的肩膀，担负起家庭的重担。她白天管理责任田，晚上回家还要搞副业。咬着牙维持着家计和我们兄妹的学业。只有姨母顾念姐妹之情时不时的来帮点忙。所以我婚后也只和她保持来往。

在这样含辛茹苦的日子里，母亲还要承受外来的压力。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那些无聊的口舌，恶意的诽谤纷至沓来。我家东邻娶了一个带着个拖油瓶的离婚女人，她是个有名的泼妇。我曾见她跟自己的亲姐姐隔河对骂，污言秽语无所不用其极。来了这样一个“芳邻”母亲的麻烦自然少不了。她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找我们的晦气。动辙高声谩骂。可母亲总是忍气吞声，总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着她点就是了。”每想至此我心里总是酸酸的。

后来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农田大都被厂房占领了。这对于缺乏劳力的的我家来说，倒仿佛是一件好事。最艰难的日子总算过去了。母亲老了，多年的操劳在她身上刻上了深深的印记，落下了一身的病痛。如今我们兄妹皆已成家了，哥哥因为工作的关系家在苏州，我也搬到了镇上。她先是帮他们带了几年孩子。后来孩子大了，她终究故土难离，不顾我们劝阻独自回了农村。说起来她也是蛮固执的。哥哥在老宅地基上为他盖了一栋小楼，装上了卫浴，为了方便连系又装上了电话，还买了一台电视机。她把楼下租给了外来民工，总算也可安度晚年了。

近几年，她突然信起佛来了，四处烧香，近到苏州，远至杭州、普陀、九华山。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佛教也随之大兴。我们村村民自发筹资建了一座庙，里面设施齐备，据说香火还十分旺盛。由村里的老大妈们轮流管理。轮到母亲她总是早早就去了，打扫庭院，擦拭佛台，一丝不苟。她曾告诉我一件事，说是庙前庭院里有一棵月季开着碗大的花，有个香客看着羡慕，竟一下采了四朵，她很气愤，告诫那人说：“公路上的花尚且不能乱采，你怎能采佛前的花呢，佛前的花是给佛看的，采不得的，采了佛会怪罪的。”说得那人怕起来，最后还是把采下的花供在了佛台上。

这次她从普陀山回来居然给我带来了两盘vcd，录的都是佛歌。还老告诫我说：“不要说亵渎佛的话，不要糟蹋食物，那是罪过的，多做善事，不要贪不义之财，人一生有多少财富早有分定，贪也无用，终究会失去的。”俨然一个传教士。

佛是虚无的，可贵的是人的信念！母亲的心有所寄托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愿她过个平安幸福的晚年！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