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回路转

三月四日清晨，抽了血，采了大小便标本。吃完早饭，记帐，做心电图。记帐时花了很长时间，不是因为人多，而是工作人员技术不够熟练。

做完心电图回到病房，我对丈夫说：“你给范打电话，告诉他我不敢用国产钢板了。我要用进口钢板。”电话通了，不久，范来到了病房，说下午一点，他们要去附一开会，并把我的片子拿给朱教授看看，好确定治疗方案。

我丈夫说：“到时我和你们一道去吧！”

“我和朱教授商量以后，还要开会，五点才散。这段时间，你好难熬的呢。”范一副关心的样子说。

“我就到处看看吧。”

“我也要去！”我不容质疑地说。

“只去一辆车，车子坐不下呀！”范显得很为难。

“你去我就不去吧！”我丈夫说。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去！而且我们两个人都去！”我很坚决。

“等下再要其他医生另想他法吧。下午一点的车，你们就在家门口等罗！”

于是我们回家吃了中饭。一点时候，车子准时停在湘宁大道，我们的家门口。车里只有范和一位司机，他也是医生。我们搭了车。车子走高速公路，过北大桥，朝附一驶去。

在车上，我们聊到要相互体谅，等等。我颇为气愤地说：“是的，都应该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一下。象江医生，第一次手术的事我就不说了，但钢板断裂以后，他竟然要我打绑，我就不可理解了。明的是打绑不能解决的问题，他这么做，不是敷衍吗？”

“您理解错了，是我要他打的绑，难道您对我有意见吗？”

我无言以对，如果真是他说的，我就不会有意见吗？答案是否定的。特别是现在，我写文章时，已经明确知道了打绑的严重后果，因为这时我的手头就有一个钢板断裂之后采取打绑而更严重的案例。他们是医生，应该知道这点的。

于是我们撇开这个话题。他又说：“我们去上级医院请教授，也很为难。教授们都想到下面来做手术，因为他们有外快嘛。但他们各有各的性格，有的很急躁。本来我们找他们来，是要向他们学技术的，有时还得在旁边说，您慢点，别着急等等。这样的人我们不想请呀！但他又非常想来。所以，我们请人的时候，不能明目张胆，得悄悄的，免得得罪人。那就更不用说到他们的办公室去了！”他的说辞和秀的大同小异，她在电话里就告诉我，教授到下面来做手术，得利用业余时间，得悄悄的，不让院方知道，因为这是走穴。

说着说着，车子已经进入市区，眨眼之间，就停在了附一的大院里。范给朱教授打了电话。没多久，一个一米七左右的中年男人站在我们面前。他显得很干练，说话很干脆。他一见面，就要过片子，看了片子，马上说：“是锁骨断了，我们这里也曾有过一例。要动手术，而且要植骨。”当我再次向范提出要用进口钢板时，他马上打电话招来了负责进钢板的“武大郎”，让他把带来的钢板给朱教授看是否可用。从范和朱教授的谈话中，我知道了一下信息：

1、人民医院进钢板采用的是招标的形式，有两家中标，“武大郎”就是其中一家的代表。

2、“武大郎”带来的钢板不能用，朱教授说要用重建钢板，那就是断在我身上的那种钢板。

3、我的手术要延后，绝对不可能在星期天做。这也证实了管床医生的话是正确的，他才是对我们说了实话的人。

匆忙说完要讲的话以后，朱教授又匆匆地走了。

我们仍旧站在原地商量该怎么办。听了朱教授的话以后，我要用进口钢板的决心更加坚定了。而“武大郎”说他们公司没有，我则说：“你们医院没有，附一肯定有呀，你们从这里买一块不就可以了吗？”“武大郎”走后，范又给他打电话，要他提供进口钢板，他还是强调没有。范在电话里冲他发火：“你不能给我肯定答复，我怎么能够办事？”从他们的谈话和范对他的态度上，我明白，他们的关系不同一般。最后，等了两三分钟，他回电话说：“他们公司的老板同意在星期一提供进口钢板。”范问我是否同意用他们的。我感到自己是外行，他们就是拿原来用过的再用在我的身上，我也不知道。再者，我这时，对他的话还持怀疑态度，星期一不一定有，到时他又用其他的话来搪塞，怎么办？所以，我说：“那我到长沙来做手术算了。”我丈夫则倾向于在他们那里做。他打了电话给医务科，然后对我说：“在我们那里做手术，是我权限之内的事，我能表态。要到上级医院来做，那就不是我的事了。你们和院长他们去说吧。我要开会去了，你们两位好好商量，要到上级医院做还是在我们那里做吧。我费了许多力，到时你不同意也是白费！”说完他就走了。

听了他的话，我明白了他们其实料到了我这一招，即要到上级医院做手术。我催丈夫和我一起到附二院去。他不赞同我去附二，一个字，怕麻烦。我们争吵起来。我怒气冲冲：“我知道你怕麻烦，但是麻烦已经找上门来了，你想躲也躲不了。你错就错在不该跟我结婚。我今天出了这样的事，只怪你背时。你去不去？你不去我自己去了！”

他要我停下来商量，听他说话的口气是劝我在县人民医院做手术，我扔下一句：“我自己去了。你回人民医院去要钱，要不到就在我的工资卡上取钱，明天帮我送来！”说完，我挡了一辆出租车，绝尘而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