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说，人是英雄钱是胆。人们觉得这说法仍不过瘾，害怕子孙们不注重金钱的重要性，再补充一句，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金钱在中国的绝对主宰地位。中国人在金钱面前注定了自己的奴隶地位。活人也许有所不甘，便野心勃勃地要将金钱的势力推向死人的王国，让满地下的幽灵鬼魂也来做金钱的奴隶，说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可鬼是有鬼格鬼性的，不大愿意听从金钱的摆布。至今没有谁见过鬼为了钱而推磨的，人为了钱而甘当孙子的倒不少。
人是英雄钱是胆，这是一个好听点的说法。实在的意义是：人是奴才，金钱是主子。对于奴才来说，主子就是他的胆了。
在这一点上，人性与狗性颇有相通的地方。前天，我去乡下一个农家做客。到那家门前时，见大门紧闭，墙边一只大黄狗见了生人，忙躲进柴堆里。我敲开门，主人出来了，那黄狗一下子躲至主人身后，对着我恶狠狠地狂吠。它这是狗仗人势，这人是它的主子。
人，很多时候也同黄狗一样，会人仗钱势的。当他身无分文时，便是无了主子的奴才。没有金钱这主子，他便胆怯本分得很，可一旦他躲至金钱主子身后，有了依靠，自然胆粗气壮，开始恶狠狠地横眼看世界了。
我们打狗得看主人面，而打人也得看金钱的面了。金钱的奴才，有金钱这一至高无上的主子撑腰壮胆，可谓是百无禁忌。他横行到任何地方，都是诸神让路。他尝足了主子给他的甜头，便死心塌地地效忠金钱这一主子，至于其它的一切，道德良心方面的也好，法律正义方面的也罢，统统毫无意义，统统毫无价值。
韩非子在《解老篇》中说，人有恐惧就会行为端正，思虑周到，并能明白事理。西方的人也同样有这种看法，基督教教义让人们敬畏上帝，敬畏神灵。后来，科学打破了愚昧的宗教，西方人转而害怕舆论，害怕丢失名誉，害怕法律和自己良心的审判。
正由于西方国家的人们心中存在着比缺乏金钱更大的畏惧，所以，金钱并不能满地横行，肆无忌惮。尽管他们的官们的权力世袭早已废除，每个官员在位时间比中国官员更短，他们也不敢公开将手中的权力当作赚钱的手段和工具。对于官员们而言，没有金钱的恐惧，比起对舆论和名誉扫地的恐惧来要小得多。这样一来，他们也存在着官场腐败，也存在着司法黑暗，但绝对不会象中国这样地公开化、合法化，甚至是荣耀化。
中国人眼中，金钱是最高无上的。没有金钱或失去金钱的恐惧也是最大的恐惧。没有金钱才是人生最悲惨的事，才是人世最大的罪恶。
敬畏金钱的心灵是无畏于社会舆论，无畏于名誉扫地，也无畏于法律制度的。
由于在人们心目中，金钱的力量远远大于社会舆论、道德、法律等的力量，拥有金钱的人就可以藐视舆论、道德、法律等。而所有没钱的穷人也充分认可富人对除金钱以外一切规则的蔑视，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并加以羡慕和崇拜。所以，社会价值的取向，社会风尚的好恶等等，统统根据有钱有势者的取向和好恶来决定，平民百姓则一概盲目追从。
在金钱的强大压力下，社会舆论显得卑微而羞怯。这很有点象斯威夫特在《格列弗游记》中所写的金喇叭的故事，社会舆论的导向和表达，全由金钱来控制调节。在中国历史上，还真没有出现过一个政府或官员因社会舆论而倒台的事情。即使是一个无恶不作，臭名昭著的人，只要坐在权力的宝座上，手中又有闲钱养活一帮军队，民众便只能干瞪着双眼看他为所欲为。而其他有钱者则在稍次一等的范围内为所欲为。
人是英雄钱是胆。尽管中华民族的每一位成员在各种程度上都算是英雄，但占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都是些没胆的英雄。没胆的英雄对一切都是无能为力的，只能称作盲流而已，他们只能跟在有钱有势者后面，茫然地瞪大双眼，寻求着发财之路。
罗素曾把贪心、懦弱、缺乏同情心看成是中国人的主要缺点，这是值得深思的。罗素只看到现象，却没有找出根源，所以很迷惑了。
贪心，是因为金钱的至高无上和人民对金钱的热爱；没同情心也是心里装着的全是金钱的缘故。这两方面在这里姑且不论，现在只论懦弱的缺点。
人之所以懦弱，是因为缺正义感的勇气和胆识。首先，在崇尚金钱的地方，是难得有正义感的；其次，中国人的勇气与胆识是依托金钱这位主子的。中国人，绝大部分人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是处于无钱状态的，自然就处于没勇气没胆识的懦弱状态，对人生和社会上一切人为的苦难和不公平只能采取逆来顺受，甚至是为虎作伥的态度。
这个社会，在无钱百姓眼里，处处是樊篱，是陷井，是禁忌。道德力量，正义力量等等，很少发挥作用，也就很少进入他们心中。他们只能在心里祈求社会救星的出现，希望救星来帮助他们，保护他们，替他们扫荡社会上的一切不公平现象和邪恶力量。在救星没有出现时，他们就等待着、忍耐着。这种等待与忍耐赋予中华民族极强的忍力和耐力。他们很少想到依靠自己去反抗、去争取。
在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体系和民众性格里，服从金钱权势、崇拜权贵富人的东西太多太重，自由自觉地反抗邪恶，反抗不公平的权力和力量则毫无踪迹。而一个真正高尚且文明的民族，其成员必须具有自由自觉反抗邪恶与不公平的权力和责任。否则，她就是一个精神颓丧道德软弱的民族。
除了在走投无路或有伟大人物的带领时，精神颓丧、道德软弱的民众是很难形成集体力量的。他们大多数情况下，是处于一盘散沙状况，没有群体意识和协作精神，缺乏社会责任和正义责任。
柏杨认为中国人单独是龙，三人成虫，有其一定道理。这种现象也全因贪心爱钱而起。既然大家爱钱，聚敛钱财就成了中国人最大的人生乐趣和最高追求。孔子说，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中国的钱财总是聚在少数人手里，百姓则自然而然地散为一盘散沙了。毛泽东让钱财散掉，不允许少数人凭借权力非法聚敛钱财，百姓便迅速凝聚为一个天下无敌的整体。
过去人们说富可敌国估计有些夸张。现在一个大贪污受贿和糟蹋的钱财，可以解决全国所有贫困孩子的失学问题。社会财富大规模地向少数人聚集，使民众更彻底地走向涣散麻木，非金钱不能召集唤醒他们。
在一个崇尚金钱，将金钱做为人生最高最终目标的社会里，道德力量和法律力量往往是很微弱的，金钱随时随地地会对道德法律等社会规则进行压迫和摧残。人们在社会上所拥有的胆量和勇气主要来源于金钱，而不是来源于道德、良知、正义、社会荣誉、社会舆论等。
一般说来，一个人的精神道德等的高低，总是与他所拥有金钱的多少成反比：拥有的金钱越少，他在精神道德方面会趋于高尚；拥有金钱越多，他的精神道德会趋于低劣。
首先，中国人喜面子，也死要面子。丢面子与丢性命一样，很让人有些恐惧。怕丢面子的恐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维护着人的道德与精神外表。维护面子的最坚硬的面具莫过于金钱面具了。人们只要将坚硬的金钱面具往脸上一戴，那就是刀枪不入了，他也就不再有丢面子的恐惧了。他没有了恐惧，做事就不再束手束脚的，自然敢于横行无忌了。对一个横行无忌的人，你是不能拿那些虚幻的道德准则和社会法则来要求他的。
其次，中国数千年的听话和驯服的奴性教育与实践，让中国人的人性里普遍缺乏道德勇气和胆量。这个胆是指挑战社会公众道德和社会法则的胆。以这个胆来评价，中国历来多的是武力及权力的强者与智者，这方面就不需具体人物典型了，因为太多了；少的则是精神道德上的强者与智者，如古时的尧舜等，美国的华盛顿等人物。
有钱人仗了金钱之胆，可以藐视人间一切的道德准则和社会法则。在很多时候，他们决定着一切社会准则的走向和取舍。道德准则，社会法则，公众舆论等既然屈从于金钱势力，势必也得屈从于有钱者的意愿。
道德外表的维护，主要靠个人对社会法则，公众舆论等的恐惧，有钱有胆的人没有这方面的恐惧，也就没有必要虚伪而勉强地顾及那些软弱无力的道德、法则和舆论的反应。穷人虽然没钱，没胆去藐视这一切，但一方面羡慕富人，希望自己也有朝一日进入富人的行列；另一方面也乐于巴结奉迎富人。有钱有势者的所做所为，只要不直接危害自己的利益，那总是好的，是值得羡慕和仿效的。如，一个贪官，无论他贪了多少钱，也无论他糟蹋了百姓多少公有财产，只要他不直接从我家里拿走一分钱，那就是令人赞赏的，是很荣耀风光的。
以上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富人凭金钱之胆藐视道德法律等社会规则，穷人则羡慕仿效富人，使社会道德、公众舆论，社会法则在实践中走向堕落。
针对整体社会而言，情形是与个人相类似的。中国人面对人性道德的堕落，便喜欢感叹说，人心不古。古人的道德风尚也许确实比现在纯朴高尚一些，但那也算不了什么。过去物质匮乏，生活贫穷，人们普遍缺乏钱财之胆，心里时刻充满了对生活的恐惧，他们不得不在恐惧的约束下，小心谨慎地为人处事。即使少数有钱有势者胡作非为，那也难于影响在广大饥寒疲累，为生活压弯了腰的穷苦人。贫穷社会里整体的缺少钱财，导致了整体的缺乏藐视挑战社会道德、社会准则、公众舆论的胆量，社会风气依靠贫穷而得以保存。
社会进入现代，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物质生活极快地丰富起来了。人们平均的藐视挑战道德的胆量勇气和能力大大提高，社会和人们的精神境界不垮掉，是不可能的，现在的社会现实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在金钱至高无上的社会里，社会道德、社会法则，公众舆论等是多么的软弱，是多么的靠不住。我们如果真心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创造高尚和谐的社会，就必须在实践中，而不是在口头上和理论上培养每个人的道德勇气和正义的胆略，以取代金钱支撑的胆量。
总之，我们需要一些比金钱更重要更能使人产生敬畏的东西来约束我们的思想与言行。特别是要让公众舆论凌驾于金钱力量之上，使有钱有势者和贫民百姓都一样地臣服于公众舆论，遵从公众舆论。使公众舆论不仅可以让一个人无立足之地，而且可以让一个官僚和政府倒台。
我们什么时候做到了这些，我们才能得到我们真正所渴望的生活。否则，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检验一个人的内在品质，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是让他当官或发财，或当官又发财。
(下一章为<我没看见>,谢谢你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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