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6日是秘书节，作为一个在公安机关从事六年秘书工作的人，我倍感亲切。

关于秘书一词的解释，《辞海》是这样的：“秘书，职务名称之一，是领导的助手。秘书工作是一项机要性的工作，它的任务是收发文件、办理文字、档案和领导交办的事项。”自古以来，当领导的都懂得关系到“万人之政”的秘书工作的重要性。

在古代，办理秘书工作的人不叫秘书。甲骨文里有“贞人”这个称呼，其职责是搞占卜，在首领身边服务，带有“秘书”的性质。《尚书·尧典》载舜时：“龙任纳言，掌传达。”这个叫“龙”的人，恐怕算是中国最早的秘书之一了。周代到秦汉，是史官兼任秘书。《周礼》载：宰夫（官名）有八职，其六“曰史，叫掌官书的赞治”。“赞治”即起草文书的意思，就是说，史官的任务是从事秘书工作，后世称“官文书”即从此说起。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中央设立御史大夫，也就是皇帝的秘书长。秦汉时期对从事秘书工作的史官要求较高。当时的学童要在十七岁以上才能参试，要背诵籍书九千字以上才能当史官，而我国最早的大字典——东汉战书的《说文解字》全书收字不过九千三百字，这在当时实属不易。值得说明的是，“秘书”二字最早是指宫中秘藏之书，“秘书”用于官职，由指物变为指人，是东汉恒帝时设秘书监开始的。到汉末时，曹操置秘书令，典尚书奏章，其目的正是为了与中朝的尚书令区别。曹丕继位后，改秘书令为中书令，除了要求秘书有较强的文字综合能力外，还要通晓文学。

唐代对秘书要求更高，唐太宗提出“擢才而居”，认为秘书工作应由那些有才干、敢于谏政，能起助手、参谋作用的人担任，不少翰林院士都担任过皇帝诏书撰制工作。比如李白就曾在金銮殿上代草王言，“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也做过秘书工作，他写的《讨武檄》妙笔生辉，连武则天读后也慨叹：“宰相安得失此人！”到了南朝，开始在中书省下设舍人，位于皇帝左右，可直接代皇帝发布“诏令”，成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元代提出“首论行止，次取吏能，又次计月日多者为优”，即根据吏官的品德、业务能力及资质择优选用秘书，并要经过监察官审查合格。明代朱元璋为集中皇权而废除了丞相，但为应付沉重的政务，不得不找一些有才能的秘书人员协助他工作。这些人员名为殿阁大学士，权力很小，但后来却发展为实际上的“执行首脑”。严嵩、张居正的上升掌权就是沿着这样的规律发展。再后来发展到宦官批红代诏、杀害忠良、大兴酷狱，引起了后世历史学家的强烈抨击。其实，秘书擅权，就是在现代也是极为忌讳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明确规定他的秘书、助理人员无权支配任何部、局的任何人，并规定秘书的主要职责是“收集材料，加以压缩，写成摘要，供总统参考。”

别看秘书只是舞文弄墨，历代领导干部有很大一部分是做秘书出身的。当代不用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当过秘书的也很多。毛泽东主[xi]就是党中央的第一位秘书，而且是权力很大的秘书长，当然他平时也做一般的会议记录和文件保管工作，总还是秘书。他多次为秘书、机要工作题过词，“艰苦朴素”、“保守机密、慎之又慎”就是很有名的题词。周恩来总理从始到终一直主持和领导秘书、机要和保密工作。他主持创建了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还提议制定了《文书处置办法》。该办法由瞿秋白在一九三一年起草，是秘书工作史上很有意义的文件。任弼时同志是我党最早的密码翻译人员之一，曾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中央秘书长，直接领导中央秘书处的工作。此外，邓小平、陈云、王若飞、李富春、王首道、杨尚昆、曾三、伍云甫、邓颖超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有过秘书经历，甚至长期从事秘书工作。

毛泽东主[xi]最重视对秘书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他选秘书的条件之一，就是博览群书，文字能力强。胡乔木、田家英就是代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别人写了几个月未写成，胡乔木一写就成功。《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是他写的。他因为文字能力出色，遂成为“中共中央一支笔”。田家英比毛主[xi]小29岁，但他喜攻文史，颇受主[xi]欣赏，因而长期担任主[xi]的贴身秘书。

2006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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