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称为人民共和国，国徽也以代表工人和农民的铁锤和镰刀作为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军队称为人民解放军，军人称为人民子弟兵，我们的政府称为人民政府，我们的警察称为人民警察，我们的公务员称为人民的公仆，我们的最高银行称为人民银行，货币也称为人民币，就连医院，从县以上也都有一间称为人民医院的。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人家美国称美利坚合众国，英国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国称法兰西共和国，日本称日本国，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称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古巴称古巴共和国，人家的货币称美元，称英磅，称法郎，称欧元，称日元，称盾，称比索。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人民与小日本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上的不朽篇章，铁道游击队、洪湖赤卫队、地道战中的英雄事迹，至今还让人荡气回肠，大快人心。

解放战争期间，人民依然是军队的坚实后盾，老百姓为部队送衣送粮，军民鱼水一家亲，母亲叫儿去参军，媳妇送郎上战场，为推翻三座大山，夺取最后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我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

邓小平同志也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温家宝同志也强调“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是人民的儿子。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归功于人民。”

然而，我们的“人民”现在怎么样？中国有7000万人处于“三无”境地：种田无地，上班无缘，低保无份。中国年人均收入625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仍有3000多万，如果按825元作为贫困标准计算，我国的贫困人口还有9000多万。

2005年3月7日，温家宝总理指出，有三组数字让我听了以后感到很难过：“城里人住一次院平均大约要7000元，农民住一次院大约要2000元，70%的农民因病死在家里，而不是死在医院。”与吃饭穿衣一样，有病看病是一个人再基本不过的消费，然而，我们的“人民”却“病不起”，就连gdp占全国1/10，税收占1/7的广东，居然也还有40%的人不愿看病，20%的人不敢看病。医疗改革最近10年，我国“人民”的医疗支出涨了10倍。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自古以来都认为是人生的两大喜事，但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却成了一杯苦酒。18岁云南女孩郑小梅，接到昆明医学院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前一天，她母亲因无力筹集女儿的高额学费，在家中上吊自杀。重庆市綦江县石角镇白云观千秋村谢光福的儿子谢中华，在重庆邮电学院法律系读二年级。为了供儿子读书，父亲每天至少劳作18小时。那天半夜，　47岁的谢光福担着150斤重的縝子回到家，对妻子说﹕"我头晕，心里慌。"才说完，撑不住了，猛然昏倒在地，再也没有醒来。武汉某学院的两名大学生，因拖欠学费，被班主任一句“缴清了再来考试”，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赶出了考场；中国石油大学23名大学生因助学贷款未还，被建行昌平支行起诉。教育本来是用来消除社会不公平的，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淡化阶级差异及向底层出身的人提供上升的机会，一个晋升通道严重受阻的社会，是一个让弱势阶层感到没有希望的社会，但是我们那么多的“人民”却上不起学！

教育、医疗、住房成为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山”，有那么多“人民”兄弟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但是，另一组数却让我们触目惊心，痛心疾首：中国公款大吃大喝一年耗资约2000亿元，公车消费约3000亿元，公款出国考察耗费约2000亿元，仅此三项，一年就花掉7000亿元，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4！

政以民为本，民安国亦安。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朱熹就指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立”。“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然而，一些人民的公仆却高高凌驾于衣食父母之上，俨然做起了“父母官”，不顾百姓死活，只凭自己好恶，一任“政绩”，几代包袱者，受害的则只有老百姓。1992年底，珠海市的人民公仆不顾一片反对之声，投资69亿元兴建珠海机场，举债近40亿元，时至今日，记者为拍飞机起飞的镜头也要等4个小时。海南省某县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要求农民将稻田改种芋头，造成耕地荒芜，农民颗粒无收。今年广东省两会期间，某市市委书记在大会上拍着胸脯说：“我ⅹⅹ市一棵桉树也不给种”，但在记者的镜头下，众多的种植户却欲哭无泪，几十万的投资等于“打水漂”。

一切社会情绪中最可怕的就是绝望！人民是社会的缔造者，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的主人，如果让我们的主人也失望的话，这个社会也就没有多大希望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