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金钱之恋

中国人的爱钱，这几乎在世界范围内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中国的金钱问题，也完全因这爱钱而起。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外国人就不爱钱了。其实，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爱钱的。只是君子爱钱，取之有道。如果在道的范围内爱钱，是绝对不会引起金钱问题的。因为在爱钱心理上，应该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存在。这样，社会才会在人人爱钱的基础上保持正常的取之有道。否则，人们就会只想着取之，而不会考虑是否有道了。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取成了还是没取成---这便是中国人一直奉行的成则为王败则寇的社会法则。

在中国，自古以来，钱财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就连无所不能的权力也只是捞取钱财的手段，而金钱则是掌权的目的，也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升官发财，高官厚禄，现实的人生实践也正是遵循金钱至上这一人生信条的。

被誉为世纪智者的罗素在对中国和西方文化进行考察思考后，谨慎地得出结论，说，西方人爱权，中国人爱钱。

而与罗素得出上述结论的同时，鲁迅则在《论照相之类》的杂文中说到中国人心爱钱的一个典故。

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民间传言说洋鬼子喜欢挖了中国人的心肝去，其用意，也是应用。一个念佛的老太太告诉鲁迅说，洋鬼子将中国人的心肝挖了去，熬成油，点了灯，向地下各处照去。因为这些中国的人心总是贪财的，所以照到埋着宝贝的地方，火头便弯下去了，洋鬼子当即掘开来，取了宝贝去，所以洋鬼子都这样的有钱。

念佛的老太太虽是扯淡和胡说，却足见中国人的爱钱是多么的出名，连中国人的心肝被熬成了油仍有发现财宝的功能。

中国人的爱钱，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既有外在社会的原因，也有内在性格的原因。总之，是极其悠久也极其复杂的。

中国人的爱钱，西文人的爱权，首先都是由历史上的政治体制决定的。我们所爱，并将其做为人生终极目标的东西，一般不由我们的心性而定，而是根据所爱对象的特性来决定。

我们最爱并自发地将其做为人生终极目标的东西，首先一定要具有稳固可靠的特性。水中月，镜中花，这类虚幻的东西，即使是傻瓜也不见得会花毕生精力去追求。其次，这种东西不仅能给自己带来终身的好处，同时还要在死后可以传之子孙，为子孙后代造福。

西方人之所以爱权，是因为在历史上的西方，权力就有着稳固可靠和可以传之子孙的功能。在西方的历史上，权贵的特权是世袭的。一个人贵与贱不是个人努力奋斗的结果，而是一出生就注定了的，他们爱权，也就合乎他们的人性了。

中国的权，就不如西方的稳固牢靠。中国人追逐并得到权势很辛苦，可权势的失去或被剥夺却极容易。因为天下是皇帝一家的，除了他一家人天生高贵外，其他的官们都得仰皇帝的鼻息而存活。（其实，皇帝的权力也不是稳固牢靠的）。你手中权力的得到与失去，由不得自己，全由皇帝老儿的喜怒来决定。中国官场上信奉“伴君如伴虎”的信条，每个人坐在权力的宝座上都是心惊肉跳的，都有些朝不保夕的恐惧。

所以，这种随时有可能被剥夺掉，时刻让人战战兢兢的权力，谁也不会将其视为终生依靠的，更不会将其视为人生终极目标的。

由于中国自古以来的官们，时刻对手中的权力有着朝不保夕的恐惧，所以他们就很自然地将手中的权力变成捞钱的手段和工具。对于他们来说，金钱远比权力来得稳固牢靠。权力是皇帝老儿借给自己暂时使用的，皇帝可以随时收回去。

即使皇帝偶发善心，让你终身使用，可等你死了后，权力还是要被收回去的，可不会让你留给你的子孙。中国人在内心里，在骨子里，都只忠诚于家庭的。他们不仅生前怕家人吃苦，更怕死后家人衣食有忧。

手中的权力不能保证自己和子孙后代终身的幸福舒适，倒是你通过权力弄到手的金钱永远属于你自己，并且，你死后还可以留给子孙。于是，中国的官们大权在握时，就都想尽办法弄到尽可能多的钱。他们要抢在权力失去或被剥削之前，捞足供自己和一家人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永世过富贵的日子。古时很多官在捞够钱后，聪明的便趁皇恩浩荡时赶快告老还乡，卷了钱回去买田置地，当一个乡坤，过快活舒适的日子。蠢一些和贪一些的则不知适可而止，最后便弄得家产被抄，甚至满门抄斩的悲惨境地。

现在人对权力的这种不稳固性作了一个很紧迫的总结，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官们恐惧于过期作废，就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近些年来犯案的贪官，大多是在五十岁以后才开始贪婪的。因为人到五十多岁时，手中的权力很快就要过期作废了。利用快要过期作废的权力而换取永不过期的金钱，即使是傻瓜也知道这是一笔好买卖。

在西方，权力和荣誉紧密相联；在中国权力和金钱紧密相连。所以，西方人将当官做为事业来奋斗，中国人则将当官作为生意来经营。在当官的手里，权力是赚钱的手段与工具，实质上也成了具有价值的商品。

过去，皇帝通过天授皇权将整个国家变成他一家的产业，为天下百姓树立了权力就是钱财的最高榜样，天下百姓不得不群起而效之。

历史上，将权力当作生意来经营得最大也最成功的要算战国末期的吕不韦了。

他将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王政当做可以为自己赚起钱财富贵的奇货而囤积起来。吕不韦虽然精明，毕竟是商人的精明。他不知道自己认为“奇货可居”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同时也是喜怒无常的。他没有象其他官员那样，趁权力在手时尽快捞足金钱后溜之大吉，而是一直等到权力被剥夺时被迫自杀身亡。

越国大夫范蠡比吕不韦聪明得多。他帮助越王勾践取得霸主地位后，知道权势的不可靠，就带着财宝逃往齐国做大商人，后来成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商人，史称陶朱公。和范蠡一起辅佐勾践的文种自以为有功，不肯逃走，最后被勾践杀死。

权势的不稳固和不安全，致使中国人只将权势作为赚钱的工具与手段，而将钱财做为人生追求并可终生依靠信奉的东西。中国所说的有钱能使鬼推磨虽有些虚妄，可有钱能买动至高无上的皇帝听话却是事实，如吕不韦对秦始皇。

翻开中国历史，用金钱贿赂方式搞垮敌国的事儿随处可见。秦桧收了贿赂害死岳飞；黄皓收了贿赂诬陷姜维；袁崇焕因朝廷官员收了贿赂而被凌迟处死。等等，不一而足。

中国人将权力当作商品来经营谋利的历史悠久。当国家空虚，政治腐败到顶点时，许多官职被明码标价来出卖。人们买到权力后，再尽心经营，以赚取更多的钱财。时至今日，这类生意仍很兴隆。中国人崇拜权力，主要原因是经营权力是获利最大也最快的生意。

也正因为如此，面对一位穷人哀叹没钱花时，一个有钱的官员好奇地问，没钱花，怎么不用银行卡呢。

权力是人类社会中最显赫，最有影响力的东西。与它相结合的东西自然会成为人们的信仰。

西方的权力在历史上一直与荣誉相结合，西方人便在国内普遍遵从荣誉，畏惧社会舆论。他们的社会舆论的作用远甚于金钱的作用，社会舆论可以让一个总统下野，甚至可以推翻一个政府。

在中国却恰恰相反。有钱有势者很少有害怕社会舆论的，倒是社会舆论害怕有钱有势的人。即使是为全国百姓所痛恨且臭名昭著的政府，只要他们拥有权力和足够的金钱供养足够的军队，他们便会无所顾忌。因为荣誉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值一文钱的。

中国权力与金钱相结合了数千年，金钱早已成了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老百姓也知道笑贫不笑娼的道理，何况达官贵人了。只要能弄到金钱，大家就崇拜你、敬仰你。人们只看你手中的钱，谁还管你弄到钱的手段与途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是骗子骗人的遮羞布罢了。在中国，当了大官而未给亲戚朋友和家乡带来好处的人是要遭人耻笑的。

除了权力将金钱观念烙入中国人的灵魂外，中国人贪图肉体享乐的性格也促进了中国人爱钱情结的发展。

中国人的保守，安于现状，喜欢妥协，不喜欢冒险，反对变革，这些性格都是由贪图享乐所决定的。中国的权势很不稳固，只有金钱能够长久地维护个人的舒适享乐。这样，钱财就势必成了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了。

莫说百姓爱钱了，就连许多拥有整个国家的皇帝也有爱钱如命的。历史上最爱钱的皇帝要算明朝末年的崇祯皇帝了。他常常放着皇帝不做，弄些脂粉针线之类的小商品在宫中摆摊设点，赚取宫女们的银子。对他来说，赚了宫女们的一两银子比打了一个胜仗更让人快乐。当部队发不出军饷，国家快要灭亡时，他死也不肯动用他库里的银子。他爱钱已到了超过爱皇位和爱性命的地步。

此外，中国人很虚荣，死要面子，而金钱是维护虚荣，撑足面子的最有效的东西。你摆阔惹人羡慕需要金钱；你干别人不敢干或干不成的违规违法的事情，也得靠金钱上下打点；你要别人围着自己前呼后拥，得给别人一些实在的好处，也得金钱；你要媳妇情人都对自己死心蹋地，仍得要有金钱。

金钱统治主宰中国人的灵魂已经那么久了，引起社会及个人各方面根深蒂固的变化是多种多样的，在此也不必一一列举分析了。

现在，社会已是商品社会，也就是金钱社会。冷硬的金钱已将我们过去表面还勉强维护的精神和道德大厦压得轰然倒塌。人们终于彻底地摆脱了精神与道德的束缚，干脆明目张胆地唯钱是图起来。

经过我们全民几十年的努力，在精神与道德的废墟上，一座更加辉煌，更加气派的金钱大厦已拔地而起。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在瞻仰这座辉煌气派的金钱大厦时，对我们这些祖先们必定会心怀敬意的。

至此，中国终于迎来了崭新的、真正的黄金时代－－金钱时代。

这可是中国人渴望了数千年的时代。

(谢谢关注，下章为《金心钱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