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器者晚成，是我从张中行的作品中读出的。

张中行先生生于1909年，193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他治学严谨，兴趣广泛，博学群籍，学贯古今，有“杂家”之称。他早年从事编辑工作，七十岁后开始创作，著有《张中行作品集》六卷，此外有散文集《留梦集》、《流年碎影》等。

《桑榆琐话》是季羡林先生主编的“当代散文八大家”丛书之一，系从张老的《负暄琐话》、《续话》、《三话》及其他散文集中选录出的，共五辑105篇。

以古稀之年创作的散文，是“阅尽人间春色”之后的智慧结晶。这些散文，表达的思想是作者出经入史，综贯儒、道、释及其他探索人生意义法门的结果——“顺生”论。作者博览今古之后，“豪华落尽见真淳”，以《中庸》首章三句为人生指归，可谓道尽人生悖论之后得出的唯一良方。他认为，释教绝情欲的解脱法，凡人办不到，只好采取“顺生”的道路，顺从天命，率性而行，不去追问人生的终极价值。他信奉培根《新工具》中的说法：“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作为人生的悖论，人类确乎只有听天由命，糊涂地活着才少苦厄。但在这里，我不同意他的一个观点。原因是所谓人生的“价值”、“意义”等，都是我们人类“自己”赋予它的。禅宗六祖慧能说：“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坛经·般若品》）价值意义就存在于人心之中，想寻求一个绝对价值，终究是想移开身体而在镜中觅身影，是如同绝对“理念”般的不可靠。正因为如此，“信仰”才可能成为终极的“价值”（意义）。张的思想，虽然本于儒家，却同于道家，是对人生的厌倦，只不过如老子一样，虽然说言者不智，却要自著五千文。张中行先生思想里有一定的颓废色彩，可借他“小事不糊涂大事糊涂”的话来形容。他受“文革”的折磨，于今耿耿于怀，如同巴金一样唠叨不已，因而对王权，专制，甚至于当今的政策都有抵触情绪。反对金钱至上，连带也反对物质文明，主张“返朴归真”，“安苦乐道”或“退一步法”。固然，在方今举世逐利的情形下，作退一步打算，如同一剂清凉散，可消除人生的一些湿热，但毕竟与“率性”有违。

人生意义既然由人自己赋予，故而人生的活法，就只有“率”自己之“性”一条路了，所以我以为，只要你自己愿意，你就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既使自杀、杀人，也无妨。事实上，天底下的人都是这样行的（未必这样想）：想长生，就修道、戒酒色财气、参禅打坐；想行乐，就吃喝嫖赌，“死便埋我”；想成名，立德立功立言或杀人放火；想谋利，就下海经商，打家劫舍。总之是你认为“值”就成了。

许多评论家认为张氏如何悲天悯人，如何艺术高妙。关于后者，我倒是佩服作者行文是思路清晰，用语谨严。但过份谨严，显得因意不丰而“话琐”。关于前者，我觉得他虽然熟读群书却没能给世人开一个方子，但他探索、思考的历程，却可以引发读者的思考，跟他在“围城”里走一遭，虽然故我，但亦可收“是昔人非昔人”的功效。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伟大的思想成果或艺术作品，无非是引导读者（欣赏者）作一番游历而已。所游与作者虽是同路，但“一千个读者眼中自会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不相同，也不必同。人生世相的精彩，正在这里。而一切政党、组织、法律、宗教之所以反人性，大约也是因为强求一律。不过，话也得说回来，智识未开之民众，会形成一个盲流，对此群氓如不加以必要的引导，也会危及到其他人。因此，使天下每个人都能有自我觉解之智，应是将来社会努力的方向。《道德真经》中的“小国寡民”，正是人人都是圣贤时的模样。

读《琐话》，引出了我的一通“琐话”，就是读此书的收益。

柴立中

二oo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于静修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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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